2005 年2 月4 日，儀仗隊像60 年前一樣，歡迎貴賓蒞臨裡瓦迪亞宮。這裡有儀仗隊員，少數60 年前在此提供保安和生活起居服務的人員也回到了這裡，除此之外，情況和1945 年2 月4 日就沒有什麼相似之處了。這一次的雅爾達會議，是名為「雅爾達，1945— 2005 ：從兩極格局到未來的地緣政治」的討論會。雅爾達和克裡米亞如今隸屬烏克蘭，俄羅斯則成了蘇聯的法定繼承國家，主辦單位盼望得到烏克蘭總統維克託·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或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祝詞，卻一直等不到。英、美領導人也沒有發賀電祝賀大會成功。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理由，忽視這個打造現代世界的會議的60 周年慶。
歷史學家經常把導致東歐蘇聯集團瓦解——蘇聯的解體和新興民族國家的出現——的種種事件視為「歷史的報復」。但是，雅爾達會議確立的歐洲各國國界，在經歷了20 世紀80 年代末期、90 年代初期的民族復興後，卻在大體上並沒有變動。德國重新統一， 但它的東側國界並未調整。捷克斯洛伐克分為兩個國家，但它們維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確立的國界。波蘭，還有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從前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國界也都不變，這些國家都繼承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屬于波蘭的一部分土地。雅爾達定下的國界固然大體上維持不變，但其決定的歷史及政治後果卻繼續困擾著世界政治精英。
2004 年10 月，德國議會反對黨質疑加裡寧格勒州（Kaliningrad Oblast）的持續軍事化。加裡寧格勒州原本是東普魯士柯尼斯堡周邊的土地，三巨頭於1945 年2 月把它劃給了蘇聯。他們建議召開國際會議，邀請被迫遷離東普魯士的德國人的代表一起來討論他們稱之為「柯尼斯堡州」的地區經濟發展。他們還建議成立一個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的跨國合作區，稱之為「普魯士」。俄羅斯政府大為驚駭。俄羅斯外交部強調德國政府對這塊俄羅斯領土沒有任何權利主張，並譴責德國政府重新提起失去的領土的議題。
日本方面，全國一向有共識，贊成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劃給蘇聯的領土。日本政府從未承認失去千島群島南部（雅爾達會議把它「賞」給了蘇聯），繼續堅持索回日本人稱之為「北方領土」 的千島群島南部。2005 年春天，日本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增加向俄羅斯索討的島嶼的數目。收復這些島嶼被視為日、俄籤訂和約的先決條件。日、俄兩國仍未籤訂和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這一直困擾著兩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關係。
2005 年初，俄羅斯的西側鄰國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抨擊俄羅斯政府未能就史達林佔領東歐表示歉意。他們之所以發聲抨擊，是因為俄羅斯決定邀請世界領袖於5 月到莫斯科，慶祝戰勝納粹德國60 周年。歐戰勝利不僅帶來了擺脫法西斯的解放，也讓蘇聯佔領東歐及中歐40 多年。這些被佔領國家的領袖現在決定提醒世人這段故事，並在此過程中鼓勵俄羅斯面對史達林主義的過去，承認蘇聯及其盟友在東歐犯下的暴行。
美國對國際間此次熱切辯論的代表性反應，是小布希總統去莫斯科參加慶祝會途中，於5 月6 日在裡加發表的演說。小布希說： 「我們在慶祝6 天前—60 年前的勝利時，我們注意到一個弔詭現象：對德國大部分地區而言，德國戰敗使他們得到了自由；對大部分的東歐及中歐地區而言，勝利卻帶來了另一個帝國的鐵腕統治。歐戰勝利象徵著法西斯主義的終結，但它並未終止壓迫。《雅爾達協定》追隨了慕尼黑及《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不義傳統。強國談判時，小國再次被迫犧牲自由。可是，為安定而犧牲自由之舉，卻導致了歐洲的分裂和不穩定。中歐及東歐數以百萬計人民遭到的禁錮，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它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批評羅斯福的人士原本就指責他把東歐「出賣」給了史達林。現在，保守派的新聞記者和評論員稱讚小布希講了公道話，承認了「可怕的事實」，而自由派則指責共和黨搞麥卡錫精神復闢。民主黨堅稱，雅爾達會議只不過承認了事實：在克裡米亞舉行三巨頭高峰會時，史達林已經控制了東歐。
柏林圍牆拆除、蘇聯解體之後，西方接觸到新的歷史資料，這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東歐乃至全世界為1945 年2 月的協議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是這種了解並沒有提升2005 年雅爾達會議辯論的水平，因為大部分的正、反方論述仍圍繞著冷戰時期的神話展開。
冷戰時期批評和贊同在雅爾達達成的協議的人提出了一連串問題，這些問題持續影響著今天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認知。嚴重的病情是否影響了羅斯福在雅爾達的談判？三巨頭是不是密室協商，把歐洲劃分為勢力範圍？導致在雅爾達達成的協議失敗和冷戰開始的，是不是西方的自私政策？他們一邊不準蘇聯沿著國界建立安全地帶，一邊自己卻控制西歐，維持自己的帝國。這些相互牴觸的問題，充斥在冷戰年代帶有黨派立場的歷史文獻裡。冷戰的結束和蘇聯檔案的開放，使得人們可以重新反思從前的爭論。如今，對於許多問題，我們知道得更多，比如史達林及其部屬如何善用他們在西方布建的間諜網，掌握盟國動向，他們如何看待夥伴，他們的地緣政治目標是什麼，他們如何評估談判的結果，以及他們是否有意遵守承諾，等等。
羅斯福總統可能因堅持全程開完會而付出了最高的代價，但美國若是由一位更年輕、更健康、更有活力的領袖代表出席高峰會，美國和英國的成績就會更好嗎？羅斯福的僚屬們否認他在雅爾達期間身體差，會後也不承認總統身體不好。基於個人理由或政治理由，他們不想看到其他不是那麼親近總統的人士所看到的羅斯福衰老的跡象。今天我們知道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期間身體差的情況，大部分來自英國與會人士的觀察。當然他們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們拿羅斯福身體差來解釋美、英關係冷淡。其實美、英關係冷淡，恐怕應從大英帝國國力衰退這個角度去思考。
觀察羅斯福在雅爾達行為的人似乎大多認同一點：儘管明顯衰弱疲憊，但他仍然完全掌控著討論的主題。會議期間，羅斯福展現了結盟、交涉、操縱的招牌功力，達成了他的主要目標。在雅爾達，當他在某個重要議題上退讓時，並不會明確違反他自己早先的立場，也不會不先同顧問商量。而且，羅斯福在雅爾達的立場和他在德黑蘭的立場相當一致。他的確累了，也催促會議早點結束，但他並沒有在達成主要目標之前就離開雅爾達。
另一個根深蒂固的神話，應當仔細檢查甚至加以破除。這個神話源自支持戴高樂的人士。他們聲稱三巨頭在雅爾達決議把歐洲劃分為勢力範圍。沒錯，在雅爾達大部分的談判是基於一個假設：史達林有權在和蘇聯毗鄰的國家擁立友好政府。但是，羅斯福和邱吉爾都強烈反對東歐「共產主義化」，竭盡全力阻止日後出現邱吉爾所謂的「鐵幕」——一個排斥西方，境內毫無民主痕跡的高度受監視的邊境線。其實，會議記錄、三巨頭的通信，以及盟國外交官的後來的行動都可以證明，造成會議期間及會議之後關係緊張的，是他們不能就瓜分歐洲達成協議。
如果要找個高峰會議承擔冷戰時期歐洲分裂對峙的罵名，那應該是莫斯科會談或波茨坦會議，而不該是雅爾達會議。1944 年10 月的莫斯科會談，邱吉爾和史達林協商好瓜分巴爾幹；在波茨坦會議上，美國新任總統在伯恩斯的建議下，接受劃分德國為四個佔領區的協議，並表示西方願意承認史達林在東歐的傀儡政府。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雅爾達同意蘇聯在中國東北建立勢力範圍，但要到波茨坦會議時，美國和英國才默認接受史達林控制東歐。
人們批評說，雅爾達關於遠東的協議秘密進行，背棄了美國的盟友中國，但是羅斯福和史達林在雅爾達的這項秘密協議最受非議的地方是，大家認為沒有必要拉蘇聯加入對日作戰。這項論證的根據是，蘇聯於1945 年8 月參戰時，美國已經擁有了原子彈，也向日本投擲了兩顆。然而，在1945 年2 月，並沒有人能預測原子彈是否能製造出來，是否有用，以及它對戰爭可能會有什麼影響。美國軍方估計，攻打日本，美軍傷亡人數將達數十萬之多。杜魯門在原子彈第一次試爆成功之前幾天就啟程前往波茨坦，當時仍以蘇聯加入對日作戰為第一優先。有些歷史學家今天就頗有說服力地主張，蘇聯參戰至少和原子彈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影響到日本決定投降。
仔細閱讀蘇、美、英有關雅爾達會議的記錄，以及與會人士的日記和回憶錄，有助於破除另一個冷戰時期的神話：史達林背叛了信任他的天真西方領導人和外交官。大部分與會人士曉得許多人事後希望快快忘掉的事實：當時，在波蘭問題上並未達成各方都滿意的協議。羅斯福接受蘇聯「改組」波蘭政府的主意，但是未能確保這個「改組」會導致民主的結果，他設法在會議最後的文件中弄個說法來掩飾這個事實。雅爾達之後，史達林堅持自己對文件的詮釋， 西方領導人也堅持他們的詮釋。
蘇聯檔案開放，以及根據它們做出的新研究，也幫助我們打破另一個冷戰時期的神話。這個神話說，狡猾的西方大國佔了天真的蘇聯領導人的便宜，蘇方只求受到平等對待，可是儘管蘇聯犧牲慘重，卻仍被猜疑。在新證據之下，這個說法根本經不住考驗。史達林根本不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在力爭國際間的正義，而是在以高明的手段玩他的遊戲。他派間諜滲透盟國政府，有時候甚至比西方領導人更早讀到盟國的外交文件。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雅爾達會議是否應該為冷戰負責？毫無疑問，雅爾達會議是走向大國關係緊張、原子彈毀滅威脅這樣一個不安全的世界的踏腳石。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士在國內及國外都誇大了會議成果，會議剛結束時的興奮很快轉化為失望，戰時盟友關係顯然出現了轉折。但是我們不應高估發生在冷戰開始之前幾年的這一事件的重要性。那幾年裡還發生了其他事：波茨坦會議召開，廣島遭原子彈轟炸，蘇聯在實際上控制了整個東歐。大國最高層之間多次重啟談判卻告失敗，原子彈出現又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不明。
現實在改變，辯論的動態也在改變。雅爾達留下了許多沒有解答的問題，世界領袖們沒有太多的選擇方案，但是導致冷戰的主要決定是在雅爾達會議之後才做出的。假如認為西方領導人在雅爾達時，除了會議實際實行的決策之外，他們還有少數仍然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他們的繼任人並沒有，那就錯了。雅爾達的決定並沒有鐫刻於金石。有些決定雖經由與會人士共同同意，但在會議之後很快就重新談判或是放棄了，比如分割德國的方案。是因為戰後領導人沒有能力談判出比雅爾達會議達成的更好的協議，才使全世界指著雅爾達，說它是最後的和平會議，也是冷戰時代許多困難的源頭。
隨著時間流逝，雅爾達變得比它的與會者所希望的更加重要，這其中有政治的現實，也有歷史的神話。在與會者心目中，會議只是通往和平的漫長道路上的一個小站，在進展中的任務十分艱巨。羅斯福不僅在雅爾達艱苦交涉時有這樣的理解，在會議之後立刻出現嚴重的外交危機時，也如此認為。1945 年4 月11 日，也就是他撒手人寰的前一天，他向秘書口述了一篇演講稿，預備在4 月13 日傑斐遜總統誕辰紀念日發表。他說：「朋友們，重點是和平。不僅是結束這場大戰，還要消除一切戰爭的根源。是的，結束：永遠結束這種政府之間以草菅人命解決分歧的不實際做法。」
（本文摘自沙希利·浦洛基著《雅爾達：改變世界格局的八天》，林添貴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8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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