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完成了由接觸向遏制的轉型。新的戰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外交上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結合的產物，中心目標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減緩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減緩美國相對實力下降的速度。中國需要理性務實地正視這一轉變，通過堅定不移和穩健的改革，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以積極的防禦來阻遏戰略恫嚇、投機和冒險行為。敬請閱讀。
文/俞建拖、盧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引 言
2017年12月，美國公布了川普執政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發布後，人們普遍聚焦在《報告》對美國安全形勢「非常危險」的渲染上，對中國和俄國「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上，以及中俄各在報告中出現的次數，當然也有提及美國與中俄在一些領域的合作需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報告總結部分的一句話，「該戰略是由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指導的。「現實主義」（realism）這個詞出現在國家安全報告上極不尋常。不熟悉國際關係理論的人，極少會關注這個抽象的詞，人們通常更關注那些易於理解、能直接帶來刺激的字眼，但實際上正是這些概念構築了報告的基石。上一個在類似意義上使用「現實主義的」是小布希執政時期，在2006年國安報告的結語中提到，「我們安全戰略的目標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而手段是現實主義的（realistic）」。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國安報告再也沒有出現過這個詞，而在老布希政府1991年（8月份）、裡根政府在1988年的報告中均多次使用了這一概念。也就是說，這是冷戰背景下被使用的國際關係詞彙。
現實主義是一把鑰匙。通過它可以洞悉美國對華新戰略的實質內涵。因為在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中，包含著一整套對國家性質及其動機的假定，以及行動策略的安排。美國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是在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誕生的，在過去近80年裡，存在諸多現實主義流派。在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思想家如何看待世界？這一理論框架的優點和缺點在哪裡？這些思想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美國的外交戰略？在當下其對象和策略是什麼？本文將試著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討論。
本文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完成了由接觸（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轉型。具體的戰略目標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國經濟增長，延緩美國相對實力和影響力的下降速度，獲得更長的戰略準備期和主動權。面對這一戰略調整，中國需要調整自身的認知，立足自身的優勢，通過大力改革來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如此方有迫使美國調整戰略、謀得兩國以及世界和平、合作與發展的機會。
現實主義與美國外交戰略
研究美國外交戰略，需要注意其背後的思想體系。凱恩斯曾有名言，「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於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他在《就業、利息、貨幣通論》的這段話，常被用來形容觀念的持久影響力。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奠基人羅伯特·基歐漢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評》論文集中[1] ，也引用了這段話，以闡明學習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理論真正成形較晚，但是國際關係的許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格勞修斯、洛克、盧梭、康德、馬克思等思想家的論著中，甚至是古希臘思想家（如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如孫武）和著作（如《戰國策》）中，也有很多與國際關係有關的討論。
1.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演變
戰爭與和平長期以來都是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命題。從17世紀中葉成形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及19世紀初建立的維也納體系，並不能使人類社會持久地擺脫霍布斯叢林，戰爭成為國家間的常態，主權國家利益爭奪愈演愈烈，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正是基於對慘烈「一戰」的反思，1918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這被認為是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流派的起源。儘管這些建議十分具有建設性，為人類社會擺脫野蠻的叢林殺戮帶來了曙光。但是美國在參與「一戰」後的全球體系上半心半意，力量上也沒有充分做好準備；歐洲的老列強則急於瓜分戰後的勝利果實，拒斥美國發揮領袖作用。最後形成了大打折扣的《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到20世紀30年代末，這個爛尾工程的新體系已經搖搖欲墜，東方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西方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崛起和德國對鄰國的威脅。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是從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產生的。基於對「一戰」後二十年國際關係的批判性反思，愛德華·卡爾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的危機》[2] ，將國際關係理論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流派。1948年，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出版了《國家間政治》[3]， 奠定了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的基石。摩根索認為民族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行為主體，國家是理性的，國家利益在於不斷擴大自身的權力。由於人性好鬥，所以利益衝突是常態，最終國家利益是由均衡狀態的權力範圍決定的[4]。 肯尼斯·華爾茲是摩根索之後的現實主義代表人物，開創了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流派。他在《人、國家與戰爭》（1959）等著作中[5]， 修正了摩根索理論中對人性天生爭權好鬥的假定，將無政府結構和權力均衡作為分析的基礎，提出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在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anarchic structure）。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年代，隨著國際關係研究越來越多地借鑑博弈論，大量研究討論了無政府結構下國際衝突的信息機制、協調機制、談判機制問題，認為正是國家之間彼此不能確認戰略意圖，無法合理分擔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導致了合作和權力均衡的困難。
2001年，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發表了《大國政治的悲劇》[6] ，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offensive realism），而將新現實主義等理論歸為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7] 。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認為，生存是大國的首要目標，由於大國之間不能確信彼此的意圖，而且都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追求霸權，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下，大國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斷擴張自己的力量（軍事），一國只有成為霸主之後才會停止對權力（軍事優勢）的追逐。理性的霸權大國將更多依靠發展自身的能力實現安全，不會虛耗實力，在此原則下，要將破壞均衡的責任推給崛起大國，將抑制崛起大國的責任更多由其他國家（如盟友）承擔，為自身贏得保全和積累力量的時間，確保霸權地位的鞏固。
2. 現實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缺陷
現實主義在理論上並非無懈可擊，在實踐上也不完全具有說服力。理論層面的批評，通常有幾個方面：首先，現實主義過低地貶抑了人性、道德、正義在國際秩序中的作用和影響；其次，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中過多地將行為主體集中在國家身上，將國家作為原子式的行為單元，既沒有考慮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也沒有充分考慮其他主體（如企業、個人、社會組織）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從方法論上，現實主義的視角是靜態的，沒有考慮到國際秩序發展的歷史性和動態性，因而誇大了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的作用，也沒有考慮歷史發展的開放性和未來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種概念和願景上的自我循環。以上的批評性分析和討論，在美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基歐漢、約瑟夫·奈、蒂莫西·艾什等著作和辯論性的論文集中都有涉及。除了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及後來的自由主義）流派，國際關係中還有其他思想流派，包括建構主義、歷史主義、革命主義等。但是這些思想派別雖然各有其到，在美國政策決策中影響尚淺，因此也不多加著墨。
除了理論上的缺陷之外，現實主義在實踐上也面臨挑戰。「二戰」後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本身就是理想主義道德觀念的產物。雖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全球主要大國之間沒有再出現「一戰」、「二」戰這樣全面性的戰爭，甚至連直接的戰爭沒有再出現，雖然中間經歷了漫長的冷戰對抗和不時爆發的代理人戰爭，國際體系的基礎架構仍是穩定的。這裡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的嚮往，國際政治中對獨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戰後國際秩序總體穩定的重要力量。總體上看，國際合作的規模和範圍在不斷擴展，合作的層次和密度不斷增加。這些都展示了人類社會走出野蠻殘酷的霍布斯叢林的可能性。
就美國自身看，它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雙面的。美國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觀念上的國家，這種特點使其在國際秩序構建和維護中展示出強道德訴求的一面；但美國又是一個霸權國家，在冷戰後更是成為全球唯一的霸權，因而克制不住霸權本能的驅動，展現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為維護霸權利益不惜損害自己主導建立的體系。無論如何，這種雙重性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現實主義對國際秩序單一、狹隘的敘事。
3.現實主義在美國外交決策中的影響
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家對美國外交戰略制定具有深遠的影響。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本人就是有影響力的理論家，漢斯·摩根索、麥克喬治·邦迪、喬治·凱南、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格雷漢姆·艾利森、約瑟夫·奈等都在政府外交和國防系統中擔任要職。一些學者，如華爾茲、基歐漢雖然一直在學術圈中，但他們對外交戰略的影響仍是深刻和深遠的。
在美國當下的現實主義思想家中，既有人們熟知的老一輩的基辛格、艾利森、米爾斯海默、史蒂芬·克拉斯納等人，也有在理論盛年的哈佛大學的史蒂芬·瓦爾特、麻省理工學院的巴裡·博森、達特茅斯學院的威廉·沃爾福斯、史蒂芬·布魯克斯等。在「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末，現實主義思維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戰略。人們熟知的有「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8000字電報」，提出了美國對蘇聯採取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中國讀者更熟悉的還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triangle diplomacy)。
在1980年代後，現實主義流派在華盛頓外交決策圈的地位逐步被邊緣化。在「冷戰」結束後至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戰略更具有影響力。國際關係中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確地抓住了國際關係的部分本質和現實，另一方面也與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關。但是在「冷戰」結束以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外交戰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終被自身的傲慢與偏見所主導。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敗後，新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義、新老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
這裡，特別要區分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和外交戰略思想的差別。在國內的戰略研究中，通常總是大而化之拿一種混淆另一種。譬如，美國新世紀以來，小布希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新保守主義，但在外交戰略上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歐巴馬政府的意識形態是左翼自由主義，外交戰略上先是新自由主義，然後又轉向現實主義[8]（有人稱之為道德現實主義），體現在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和外交戰略的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不兼容的，歐巴馬的左翼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也存在內在的邏輯衝突，所以註定這兩者的結合不會持久。直到川普開始執政，現實主義者終於迎來了轉機。
川普政府的雜糅式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民族主義、宗教、對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現實主義訴求有許多天然的契合點。
4.美國的現實主義者如何看待中國
美國的現實主義者有很多細分。一旦進入外交政策層面，現實主義者們給美國開出的藥方既有共性，又有差異。但是，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都將中國置於首要或優先的位置，視為對美國霸權的潛在挑戰者。
現實主義者都有修昔底德情節。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將修昔底德奉為現實主義的鼻祖。很多美國現實主義理論家，都愛引用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段話：「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贏得時人的讚賞，而是為了永垂不朽」。在現實主義者心中，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隱喻。艾利森在近著《註定一戰》中[9]，將這一隱喻概括為「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種隱喻構成了美國學者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國內對此重視不夠，只是將之作為一種謬論一駁了之，卻低估這種隱喻對美國戰略選擇的長期深層影響。這並不等於說現實主義者愛好戰爭和鼓吹戰爭，他們的理念更接近中國古代軍事家孫武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通過均勢戰略和自身的實力準備避免戰爭。多數現實主義理論家都批評美國發起的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認為是虛耗國力，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在評估中國影響的時候，在乎的都是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增速。現實主義者們普遍認為，中國和美國在科技上還差距懸殊，在軍事力量上也是如此。但是中國有巨大的人口和經濟體量，而且經濟增長速度要顯著快於美國。這種經濟力量的快速增長，未來會轉化成科技、軍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並且中國可能會越來越多地以經濟合作為籌碼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從而獲得區域內的主導地位。李光耀在接受艾利森的採訪中，也特別強調了中國經濟實力增長帶來的挑戰[10]。
現實主義者並不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念，他們要確保的是美國的領先地位（primacy）。任何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日本、德國，只要有可能威脅美國的這種領先地位，都是現實主義者的戰略評估對象。川普的競選口號「美國優先」，人們更多從「優先考慮美國利益」考慮，但實際上還有另一層含義，「美國要繼續保有充分的領先地位」，這和現實主義者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如何定義中國未來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國的選擇，各流派的分析結論存在很大的差異。譬如，巴裡·博森認為應該採取維持性策略（restraint）,即在加強同盟對中國制約力量的同時，審慎地維持現有的力量邊界，不激化敵意和對抗。[11] 威廉·沃爾福斯和史蒂芬·布魯克斯認為中國很難在短期成為與美國相併列的一極，但中國可能會成為美國之後、其他強國之前的準一極。[12] 進攻性現實主義觀點的理論家，包括米爾斯海默和史蒂芬·瓦爾特，則判斷美國不可避免要採取遏制戰略，避免中國挑戰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專欄作家和現實主義者羅伯特·卡普蘭也相當程度贊同米爾斯海默的看法。[13] 一些現實主義理論家，包括布熱津斯基、艾利森等，又傾向於從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等角度，闡述中美衝突的高可能性。
現在的問題是，川普的對華戰略究竟採取的是哪一種現實主義的邏輯？我們認為，答案就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將大國的生存置於核心訴求，應對傾向於採取「離岸均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這一策略的要旨是，當一個國家要崛起成為區域霸權時，美國首先要將責任推卸給崛起國家，並要讓更多區域的其他大國承擔遏制的成本，在必要時美國再介入。離岸均衡戰略不同於孤立主義，前者保留了介入的可能，而後者則選擇迴避。
瓦爾特在2018年《國際關係》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與美國利益有關的地區出現地區性霸權的可能性。他認為歐洲的德國和俄羅斯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兩個國家都不可能在未來主宰這個地區。在中東，他建議美國允許俄羅斯的部分存在並更多由地方力量處理ISIS崩潰後的問題，不要介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爭端，只要這個區域不出現支配性的大國就可以。亞洲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面對中國的挑戰，但是周邊國家力量不夠，需要美國給予實質性的支持進行遏制，同時確保在東亞地區有更強有力的軍事存在，並領導區域的反制力量，同時盡力保持和北京關係的平穩。 [14]
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奠基人米爾斯海默2014年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長文，詳細分析了美國對華的可能戰略選擇。 [15]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他分析了美國的霸權之路和內在邏輯，認為中國今後也會如美國一樣行事，尋求確立自身的霸權地位。因此，美國未來對華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遏制。遏制策略可能有三種選擇：一是直接發起預防性戰爭，但這是不可操作的；二是讓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這比直接戰爭要好，但在現實上不可行。除非中國受損比美國更大，而且美國能找到新貿易夥伴而中國不能，但後者他認為很難，中國很難在經濟上被孤立；三是促退策略（rollback），即美國在中國周邊扶持反華的領導人上臺，以及在西藏和新疆製造不穩定，這也是美蘇冷戰時期就採取的策略。他認為，隨著美中之間競爭加劇，兩國可能會有代理人戰爭、軍備競賽或誘使一方陷入戰爭泥潭、互相鎖定為主要對手、限制人員互訪（特別是高科技和安全領域），在此過程中也不排斥經濟繼續往來和個別事務上的合作。米爾斯海默還判斷，中美之間的戰爭可能性可能會比美蘇冷戰時期要高，因為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複雜，中國和多個國家還有領土糾紛，他認為儒家文化和平論和商業和平論在現實中缺乏基礎。
如果觀察川普政府的對華行動，可以發現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預期是高度一致的。包括渲染美國安全形勢極度危險（生存訴求），提出印太戰略需求更廣泛的遏制聯盟，要求盟友更多承擔安全責任和成本，限制安全和高新技術的人員交流，扶植中國周邊國家的反華領導人和抑制親華力量，高調介入臺灣問題，幹預西藏新疆的內部事務等。
此外，對中國的崛起進行道德指責和汙名化，也體現了典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思維。中國的改革開放，包括許多政策和制度，還存在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但美國顯然將這種不足放大和擴大化，將中國的發展包裝成一個長期陰謀和欺騙的結果，塑造一個道德惡劣的形象，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卻是美國戰略上的需要。
美國發動貿易戰中的種種行為，也可以從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中得到解釋。首先，中美貿易戰會給美國帶來損失，但美方判斷中方的損失更大，這使美方認為自身的相對地位可以得到鞏固。其次，美方重新與歐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發動貿易戰，與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不一樣。對於盟友和其他夥伴，目標是鞏固自身的同時，鞭打盟友形成對中國的統一戰線。美國利用歐盟和日本在防務上的依賴，以及對美國市場的追求，做了一個槓桿，這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奏效（但不完全奏效）。第三，川普及其團隊來中國談，談了又不認，反反覆覆背後，也可以用打亂中國節奏來解釋。
儘管米爾斯海默作出了「讓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缺乏可行性」的判斷，但這正是目前遏制戰略下的舉措。這符合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才是美國的最大關切，所以不惜採取戰略上的冒險。僅僅憑藉貿易戰並不足以支撐整個戰略，美國還要積極採取各種舉措加快自身的發展，包括通過大力度的稅收改革，以及製造外部的不確定性，吸引資本回流美國。此外，通過以國家安全為由的制裁（如違反對伊朗和朝鮮的禁運）以及關稅政策，瓦解中國在製造業供應鏈上的規模優勢和範圍優勢。甚至在川普的推特中，也毫不掩飾地為中國經濟放緩而歡欣鼓舞。
中國的應對：又好又快的經濟增長
中國正面臨一場不加掩飾的遏制。既然美國的對華戰略實質已然清晰，那麼對中國在近期和長期有何影響？中國又應該如何應對？
1.遏制戰略的基礎及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外交戰略思想一經確立，通常會持續很久。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前後持續了40多年。冷戰後的新自由主義也堅持了20來年。所以，大概率現實主義在未來5-10年還將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指導思想。但是同樣是現實主義戰略，其內涵可能會發生變化，譬如由遏制轉向維持，甚至接受雙極、準雙極或多極格局。美國的遏制戰略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其所期待的效果，既取決於自身的戰略實施能力和條件，也取決於中國能否妥善應對。這裡先討論前者。
當前的遏制戰略的抓手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要實施這一戰略，需要國內政治經濟基礎、社會基礎、技術基礎以及國際關係上的準備。這些條件在短期是具備的，在長期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美國仍將較長期具有優勢的領域是科技、美元和軍事。中美科技上的差異巨大，但是美國自身也並不掌握全球基礎性和前沿技術的絕大部分，在技術領域和商品領域一樣也存在著全球供應鏈的問題，發動一場全面的科技封鎖，很有可能對美國的科技產業本身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美元作為全球貨幣，具有雙重性，既是美國為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是從全球汲取資源的工具，如果美元作為全球貨幣被逐漸削弱，那麼美國從全球汲取資源用於自身發展的能力也會被削弱。在軍事上，在後殖民時代，如果沒有戰爭和佔領的機會，軍事存在越強大，美國國力消耗越大。
在內政上，川普擁有相當一部分的民意基礎，並以此為槓桿撬動黨內取得一致。川普本人具有強大的明星效應，在推特上貼報，踢開黨委鬧革命，有許多堅定的粉絲。即便支持他的選民不一定在共和黨內佔據絕對主流，共和黨要在州級政府以及議會中維持地位，沒有黨內大佬敢忽略這一群體，只能相忍為黨。但美國畢竟是價值觀和利益格局多元的社會，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利益格局也會對其戰略實施構成制衡。
在國際上，以美國的防務和市場為籌碼，也能夠在短期約束盟國取得一致。但是盟國也不能忽略與中國合作的利益，除非美國能夠給予更多的利益補償，這個代價是美國長期難以承受的。相反，隨著中國市場的成長和其他新興市場的成長，美國市場的重要性變得相對次要，維持聯盟的動機也會趨弱。此外，讓盟友更多承擔防務和安全成本，是把雙刃劍，一方面美國可以短期減少支出；但另一方面防務自主的德國和日本，就具備挑戰霸權的潛力，美國也未必樂見。除了一般的國際關係層面，美國的霸凌在國際上也得不到道義上的支持，在長遠也會侵蝕其影響力和在國際秩序中的合法性。
此外，就經濟政策而言，美國對華經濟層面的諸多遏制性政策，因為存在內在的衝突，很難奏效。譬如，美國希望重振製造業和改善基礎設施，但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則會減少資金來源。美國希望通過減稅，吸引資本流入，減少貿易失衡，但這本身又會促進美元升值，抑制本國的出口和就業。就貿易戰而言，如果針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實施，本國的供應成本和通脹壓力會加大，進一步增大加息的壓力。
綜上，美國當前對華的戰略遏制，很難在長期收到成效，但是短期對中國造成的麻煩和壓力不可小視，需要審慎應對。儘管如此，中國也需要有長期應對壓力的準備。
2.多數人的現代化與中國的道路選擇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裡，現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質量只為少數國家和全球少數人口專享。到2015年，全球發達經濟體的總人口也只有10億左右，佔全球總人口比例不到15%，這是一種「少數人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inority）。
但是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發展。在過去40年裡，中國有6億農村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城鎮人口增加了6億。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社會發展領域也取得長足進步，突出體現在人均預期壽命、營養、教育、住房等指標的改進上。不僅是中國，在過去20多年裡巴西、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阿根廷、泰國、南非等國發展勢頭也引人矚目。2015年，包括中國在內的10個經濟體GDP總額佔全球27%，2010-2015年全球經濟新增部分超過60%來自這些國家。儘管發展中國家在趕超的過程中會反覆經歷波折，但增長和發展的基礎仍在。快速的經濟增長是現代化的產物，反過來也推動進一步的現代化。未來還會有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現代化的行列。
如果包括上述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未來10-20年裡繼續保持快速的進步，這將在根本上重塑全球的發展版圖，使全球向「多數人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ajority)轉型。當這些國家到2030年整體進入上中等或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全球將有60%以上人口得以享受現代文明成果。這是歷史性變化。
從少數人的現代化向多數人的現代化轉型，是歷史的必然，有天然的正義性與合理性。[16] 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符合這一歷史趨勢，並且通過自身的發展使這一轉型的趨勢得以加快和確認。由於中國超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樹立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榜樣，而且推動了全球經濟版圖的改變。中國的發展並非是孤立地實現的，而是通過深度參與全球化，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的經濟貿易與發展合作實現的。中國通過融入世界取得發展，同時通過自身發展為世界做出貢獻。
正是因為全球向多數人的現代化轉型，這也註定中國只能走和平發展道路。從15世紀-20世紀上半葉，少數國家依靠科技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對全球其他國家進行徵服和掠奪。不僅如此，領先的國家也可以不加節制地揮霍使用各類自然資源，維持優厚的生活水平。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在21世紀已經再也走不通了。當全球有新的30億人口要整體邁入現代化，面臨的資源需求將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擺脫「一戰」和「二戰」這樣的悲劇，只有走合作發展、依靠科技進步、實現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新路。這也是中國目前正在孜孜以求，並努力實踐的，並且中國也從來不吝於與各國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成果。
3.中國的應對原則
中國需要認識到，在這場遏制和反遏制中，最大的資本就是自身的穩健增長。在這場博弈中，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第一，認清現實，提高定力。現實主義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回歸將是長期的，新戰略的本質是遏制，中心目標是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遏制作為一種戰略，其內容是全面的，不會僅限於貿易、投資、科技，還會有更多外交、軍事方面的舉措。美國可能會四處出擊，分散中國的注意力，持續製造恐慌。在貿易以及相關領域的談判過程中，態度虛虛實實，讓中國在亂中出錯，打亂發展的節奏。除非確認美國已經作出實質性的戰略調整，對戰略圈和相關人員的放話試探不要輕信，要作底線打算。
第二，抓住根本，減少虛耗。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根本上得益於改革開放以來家庭和企業生產活力的釋放，得益於改革開放前較好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相對公平的分配，得益於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得益於對外開放吸收國際資本、管理和技術，得益於和平穩定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當前，中國的技術進步迅速、產業體系完備、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優勢依然突出，經濟體系有自身的韌性，有潛力向更高的發展水平跨越。只要中國能通過結構性改革，逐步消除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激活企業和個人的活力，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中國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是可期的，就可以掌握主動權，迫使美方調整戰略。
第三，堅決回擊，掌握分寸。對於美國霸凌，要堅決予以反擊。反擊的時候不過線，既要使對方付出代價，也要留有後續出牌的籌碼，並避免走向全面失控。中美是競爭對手，但還不是敵人。要繼續擴大雙方的人員交往，對於美國戰略界的學者，即使學理上主張遏制的，也不要貼上「反華」之類的標籤，需要進一步接觸和對話。警惕國內民族主義思潮。對於美國及周邊國家不利於我的言行和舉動，在回應時也要理性考量評估，避免意氣用事。此外，我們仍然要學習借鑑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經驗、技術、知識以及吸取發展過程中的教訓。
第四，立足自我，善於用力。中國是不結盟國家，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最根本的還是要立足自身的發展，充分認清自身的力量所在和短板，揚長補短，不能指望其他國家在對抗美國遏制中發揮關鍵作用。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礎上，也要巧用力，通過廣泛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體，提高自身抗逆力，抵消美國遏制的影響。
4.激活中國經濟增長潛能
當前，要充分認識到經濟穩健增長在大國競爭中的戰略性和基礎性作用。大國之間實力越接近，矛盾衝突激化的可能性越大；相持的時間越長，後果就越不可控。要發揮規模的優勢，用優質和高速的增長實現對美國經濟總體實力的較快超越和擺脫，減少戰略相持的時間。不僅如此，只有中國自身發展好了，才有可能阻礙美國戰略上的恫嚇和投機冒險，為兩國乃至世界贏得和平、合作和發展的未來。有鑑於此，對激活中國經濟增長潛能，我們有以下的主要建議：
第一，糾正流行的認知誤區，充分認識和發揮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好增長不等於慢增長，慢增長也會成為壞增長。要充分考慮中國經濟體系在規模和範圍上的特點，認識到我國結構性改革的巨大空間，看到我國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此基礎上認識中國增長的潛力。克裡姆金等（2015）對中國長周期增長的研究表明，在改革情境下，中國在2012-2024年間仍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但是如果不改革增長率將只有5%。相差的增長率就是不改革的機會成本，低估機會成本可能會導致改革動力的弱化。[17] 從我國自身的發展規劃看，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需要經濟保持6.5%左右的年均增長率。許多民生和社會問題，也需要通過較快速的經濟增長提供緩衝和解決的空間。新一輪改革要瞄準提高城市化、國企、土地、人力資本等要素生產率未充分發揮的領域，要堅持通過改革使經濟增長率達到潛在增長水平，避免走粗放式增長的老路。
第二，加快落實推進新型城鎮化改革。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增長極，要培育並充分發揮城市對經濟增長的支柱作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課題組研究表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全國12個大型城市群地區，土地面積佔全國20%，人口佔60%，但在全國經濟佔比從2006年的70%提高到2015年的82%。當前，首要的是將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提出的2020年1億人進城落戶做到實處，實現市民化待遇，通過完善公共服務鼓勵舉家進城，避免由原來的半城市化變為「統計城市化」。
第三，以新一輪農村土地改革為契機和抓手，激活沉澱資產和資源，促進城鄉優勢資源互補。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結合已有試點改革經驗，全面推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加快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和自願基礎上的流轉，擴大農村宅基地長租試點和使用權流轉抵押，完善農地增減掛鈎，加快建立全國性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在農村人口減少的前提下，鼓勵和推動城市優質資本、人才和技術進入農業和農村，為城市資本提供投資出口。
第四，加大對人力資本（特別是教育）的投資，將城市作為投資的主戰場。當前尤其具有緊迫性的是城市教育服務供給不足和農業轉移人口子女進城入學難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兒童發展課題組的評估分析認為，當前應該抓緊在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抓緊新建1萬所左右的學校。擴大教育領域的投資，當前可以有三方面的好處：一是增加公共支出規模、優化公共支出結構，穩定經濟增長；二是在貿易戰下穩定和凝聚人心，增強人民的國家認同；三是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為長期增長奠定基礎，要特別考慮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進步的背景，為提高未來時代的勞動力素質做好準備。
第五，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已經為新時期的國企改革提出了許多很好的頂層設計框架，當前迫切需要在此框架下進一步細化，加快改革的步伐。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國有資本控制權的前提下，要依市場規律充分放活經營管理權；建立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用人制度和激勵機制；建立和完善免責機制，鼓勵擔當作為；讓各類所有權形式的企業進行公平競爭。
第六，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外開放的相關舉措。落實對外開放舉措，有兩重必要性：一是吸引外國投資，提振經濟活力；二是做大利益共同體，形成國際性的統一戰線。當前對外開放中，存在突出的「進門容易經營難」的現象，要切實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加強中央層面的協調統籌，克服部門利益的掣肘，通過主動對外開放贏得對改革開放的自主權和話語權。
第七，切實做好國民經濟降成本的各項舉措。要通過綜合的稅費改革，切實降低國內外企業的經營成本，以及國民的生活成本。要充分利用好稅費快速增長的窗口期，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率、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率、以及企業的社保繳費水平、清理取消過時的收費，提高國民的獲得感和認同感，打造全球性的投資窪地，吸引更多國際和國內資本留在中國。在稅收政策制定上，當前迫切需要打破部門視角，在大國競爭和國家發展的全局下考量。
第八，在大國競爭的框架下，堅持和掌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和步驟。目前推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十分正確的。在操作層面上，要堅持以我為主，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層面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仍要堅持，已經採取的措施和行動的結果需要維護，保持政策方向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要避免政策推行過程中的過急和擴大化傾向，充分考慮穩增長的重要性，掌握好改革的節奏和步伐。
結 語
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與1990年代提出「歷史三峽論」，認為中國1840年以來的現代化轉型需要200年左右才能完成。在過去近180年裡，這個轉型過程是異常困苦艱難，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今天雖然沒有完成，也終於有了基本模樣。民間有古語，「行百裡者半九十」，以兩百年論，也差不多是現在這個時間點。能否在未來5-10年應對好這場遏制，對中國來說是關鍵時刻。
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有自身的合理性、必然性、道德性、正義性，沒有理由在遏制面前低頭告罪，放棄自己的發展權和發展道路選擇權。「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已經確保了七十餘年的總體和平，這也證明了道德和正義的力量。包括中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國際合作的發展，最終會加強這種道德和正義的力量，推動人類社會走出霍布斯式的野蠻叢林。
但在眼下，我們還在叢林中，必須經受考驗。中國能否跨過這道關口，與每個人息息相關。誠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不完美和挑戰，從政府到社會，都有巨大的需要改進的空間。這需要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企業、個人、社會組織在良好的法治框架下，相互賦權、相互諒解、尋找利益公約數，共同應對內外的各種挑戰。我們堅信，中國人民經過自身的艱苦奮鬥，每一個人都會贏得應得的有尊嚴的體面生活。
[1]Keohane, R.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Carr, E.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ennial, 1939
[3]Mogenthau, H.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 A. Knopf, 1948
[4]摩根索的理論對戰後美國外交政策基本原則的制定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他本人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的顧問。
[5]見Waltz, K. Man,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Waltz, K.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ittle, Brown, 1967; Waltz, K.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6]Mearsheimer,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7]他將新現實主義和後來的其他現實主義定義為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這些理論不認為國家間的衝突完全不可避免，但主張國家要採取必要和有限度的策略，確保自身的基本安全和利益。
[8]Maitra, S. 「U.S. Foreign Policy: Back to Re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January 13, 2013.
http://www.iar-gwu.org/node/453
[9]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10]Allison, G. et al.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2013
[11]Posen, B.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12]Brooks, S. and Wohlforth, W.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3), 2015
[13]Kaplan, R. 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andom House, 2018
[14]Walt, S.M.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Can realism explain it? Should realism guide i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Vol 32(1): 3-22
[15]Mearsheimer, J.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National Interests. October 25, 2014. 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在2006年以「中國的不和平崛起」中就提出來了，參見Mearsheimer, J.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16, 160-162.
[16]鄧英淘: 「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載於鄧英淘先生的遺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再版），大風出版社，2012年
[17]Cheremukhin, A., Golosov, M., Guriev, S., Tsyvinski, A.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http://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ulty/ Tsyvinski/
china1953.pdf（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訂閱號「比較」2018年9月12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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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姜奇琳 HF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