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藏富於民」，我們現在聽起來並不陌生。
甚至認為理所當然，但是，為什麼要「藏富於民」？或者說，「藏富於民」的是道理或者必要性是什麼？估計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也就是說，幾千年後的我們尚且如此，何況幾千年之前的古人？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司馬遷能夠寫出《貨殖列傳》這樣的作品，確實不簡單，甚至可以說，非「常人」可以為之。
那麼，深知「藏富於民」這一舉措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的最先覺醒的人，到底是誰呢？
我們看《貨殖列傳》的原文，即：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在司馬遷的論述中，他引用了管仲的觀點說，倉庫裡充實了，人們自然就懂得禮節；溫飽無憂，甚至豐衣足食，當然會倍加珍惜所謂的榮耀和恥辱，甚至可以說，禮義廉恥本身就是以這些為基礎，若是沒有這些財富為基礎，一切禮義廉恥就無法顧及了。
進一步的說，所謂富，也會因人而異，如君子富了之後，就會樂善好施，而小人的富，往往習慣用金錢來滿足自己的欲望。
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禮」源自生活的富足，即財富，若是沒有財富為基礎，「禮」這一規則，很可能就沒有人會遵守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以「禮」治國，當然需要「藏富於民」了。
為了進一步的解釋這「藏富於民」的必要性，司馬遷列舉了許多歷史人物作為佐證，如姜太公、陶朱公、子貢、管仲等人，即：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舄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