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塔的肩膀上，旋轉餐廳靜靜地轉動著。你打開谷歌地圖，把眼光投向臺北市北投區的北投捷運站，垂直下來是一條寬大的洲美快速道，在道旁距離基隆河與五分港不遠的地方，標註了一個「北投焚化爐景觀臺」。切換成實景圖模式並拉近，一個完整的「北投垃圾焚化廠」就呈現在眼前，旁邊還依附了一個小的「士林垃圾焚化廠」。靠近基隆河一側的那個巨大高塔，總是在清晨把燦爛千陽投影到洲美快速道上。這裡不僅標出了「北投焚化爐景觀臺」，而且還標註了「摘星樓旋轉觀景餐廳」。
這個高塔，其實就是垃圾焚化廠的巨大煙囪。
樓能摘星，謂其高聳。垃圾焚化廠的建造者，把這樣的廠區建成旅遊點、景觀臺，其認知與思維的水準，亦是高可摘星。
垃圾焚化廠回饋了一個水上樂園
2014年的春末，我所居住的當年被馬可·波羅稱為「世界上最華美的城市」杭州，在城西，在餘杭區，一場反對擬建九峰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公眾行動，震動國人，波及境外。這幾乎就是2009年廣州番禺大石鎮民眾反對建造垃圾焚燒發電廠事件的翻版，當年大石鎮附近各大樓盤的30萬居民，絕大部分表示反對，抵制很堅決。杭州餘杭九峰垃圾焚燒發電廠，號稱要建成「亞洲第一」，主要抗議者是附近村民，杭州市區也有人舉起了反對的雙手。
垃圾圍城，不處理當然是不行的。埋了，或者燒了，這是我們處理垃圾的主要手段。在分類回收之外，其他處理方式都是有利有弊，其弊主要就是對周圍環境的不利影響。附近直接或間接受影響的人，自然而然就會反對，就像公廁不要建在我家隔壁、垃圾桶不要擺在我家門口。於是，「歡迎建垃圾焚燒廠，但反對建在我家門口」的「鄰避困境」就產生了。
所謂「鄰避困境」，源於公眾的「鄰避思維」、「鄰避主義」，即英文的「Not In My Back Yard」——「別在我家後院」。政府部門規劃經濟項目或公共設施，產生效益為全體社會所共享，但「負外部性」帶來的後果卻由附近居民來承擔，於是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這在國際社會已確實已成普遍現象。不僅是垃圾焚燒廠，化工領域的PX項目也一樣，幾乎是所到之處，群起而反對。「鄰避困境」就是這樣，周遭居民反對越強烈，這個「困境」就越深。由此導致的「鄰避效應」，讓政府左右為難。
「我反對」的「鄰避行動」，臺灣在二十年前就經歷過了。1984年，臺北內湖垃圾掩埋場發生了一場大火，從而促成臺灣第一座垃圾焚化廠——內湖焚化廠興建，於1991年完工投入使用，日處理垃圾為900噸。垃圾焚化技術有個成熟的過程，就在1991年，行政院科技會議訂下了「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垃圾處理政策。但在那個年代，興建垃圾焚化廠，毫無疑問也遭到周邊居民的反對。不僅如此，有關非政府組織積極介入，就焚化爐會產生「世紀之毒」二惡英，臺灣綠色和平組織最早發出警告；而反對焚化爐的社團則不客氣地說，焚化爐並不如鼓吹者所聲稱的那麼乾淨，反而製造了更多汙染；而且，垃圾焚化處理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臺灣焚化廠的興建，多為本土大財團與國外焚化爐公司合作，龐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焚化爐無法提供較多的當地工作機會。
「焚化爐不只汙染住在周邊的居民，而是會透過食物、飲水進入每一個臺灣人身體裡」，變成了公眾的共識，這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威脅，這就不僅僅是「鄰避」，而是幾乎成了「全避」了。
面對風起雲湧的反對浪潮，對抗還是疏導？對立還是溝通？政府組織很快明白了，懶政是不行的，一意孤行更是行不通的。由此，他們集思廣益，推出了敦親睦鄰政策，制定了嚴格環保標準，建立了回饋機制，進行了認真的政策宣導。從「對立抗拒」到「和平共處」，事情總歸是起了變化。
臺北的內湖、木柵、北投三座垃圾焚化廠，分別在1991、1994、1999年建成使用，在廠區或周邊，建有網球場、溫水遊泳池、健身房和圖書室等設施，免費或低價供周邊居民使用。北投焚化廠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文體中心，外部請藝術家來美化，內部甚至設有SPA區水療按摩池；不僅是北投區，周邊的內湖區、南港區、文山區及士林區的區民，都可憑身份證明免費入場。臺南市的垃圾焚化廠，由臺灣環保署負責興建，完成後由臺南市環保局管理和營運，這個垃圾焚化廠回饋了一個巨大的休閒設施——水上樂園，佔地面積達1600平方米，園內設施有：室內水療SPA區、藥浴溫泉區、烤箱蒸氣區、親子戲水區、360度高空滑水道、25米遊泳池、50米遊泳池，以及戶外人工造浪設施等等。類似的「回饋設施」，已成了建設焚化廠的慣例。
更有意思的是，新竹市環保局還真的把全局的辦公室都搬到了垃圾焚化廠，目的就是與居民「拉近距離」，讓社會消除疑慮。
通過長時間平穩運行、所有信息公開、邀請居民參觀、歡迎社團監督，焚化廠和社區居民建立起了信賴關係。而且，焚化廠每燒1噸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臺幣，作為給居民的回饋金，用於支持當地建設和民眾福利。這就是逐漸把「鄰避困境」變成了「鄰喜效應」。公眾的要求其實並不高，只要無大害和無大礙，他們就能夠承受；如果利弊相權，只要利大於弊，或者利弊相抵，他們臉上就綻放笑顏。
把「鄰避」變成「鄰喜」，當然需要投入，需要支付成本，而且要真正尊重公眾。一旦變成權貴利益、政績工程，那麼主事者通常是不願意支付這樣的成本的，更不會對相關的公眾有什麼尊重可言。
北投垃圾焚化廠的大煙囪，做成了旋轉餐廳和觀景平臺。
不尊重民意、不依照程序
這樣「改善民生」都是耍流氓
與早期相比，後來建設垃圾焚化廠的阻力要小很多。進入21世紀後，郝龍斌出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任職期間提出了「一縣市一垃圾焚化廠」的政策，是在原建設的基礎上，想繼續興建一批焚化廠，累計達到36座。不過，反對的社團依然有民間的制衡力量，政府方面也懂得讓步與妥協，從而減少了新建焚化廠的數量。最終，全臺灣累計只興建了26座。有意思的是，其中有2座因為地方反對，加上沒有多少垃圾可焚燒，建成後就一直沒有運轉。
計劃36座，完成26座，完成的還有2座沒運轉，這個折扣打得有點大，不止四分之一，官方竟然沒有覺得這是「面子掉了天塌了」。
環境問題，絕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更是倫理問題，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僅僅懂得「環境經濟學」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弄清「環境社會學」。環境的博弈，畢竟是人的博弈、社會的博弈。
對於杭州的垃圾焚燒項目，官方壓根就沒有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更沒有事前的協商動機和協商機制。因為沒有評估、缺乏協商，所以嚴重出乎意料，沒想到事情搞這麼大。
好事做不好，乃是官僚體制下官方懶政的一個特點。針對杭州「5·10」事件，白巖松在央視《新聞1+1》欄目中，毫不客氣地批評地方官員「智商很高情商很低」。
拋開「鄰避困境」之說，對於「垃圾焚燒」，一直來有「支持派」與「反對派」。「支持派」主要的理由是：焚燒不僅能減少垃圾體積，徹底消毒，還能附帶發電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垃圾焚燒是處理垃圾的常規方式，日本有高達70%的垃圾通過焚燒來處理，其他國家的比例則多在30%上下。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城中約一半的地方，以及多數學校所用熱能，都來源於燃燒垃圾；在德國紐倫堡，垃圾焚燒廠就建在市區，不到300米就是居民樓，全城的垃圾都在這裡燒，因為不夠燒，還到臨近地區收集垃圾。現代的垃圾焚燒廠，可以做到很好的無害化，對市民威脅並不大。
曾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工作的趙章元，是國家環保總局評估中心組專家，他持有堅定的「禁焚」立場。這位「反對派」說：那些焚燒大國都出了問題，當地居民得癌症的機率大了很多，而且空氣和土壤中的二惡英和其他有毒物質的含量都高了許多，焚燒發電在國外慢慢變成夕陽產業。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焚化爐生產商在本國已經沒有市場，所以大舉進攻中國，和既得利益者相勾結，然後宣傳說「垃圾焚燒嚴格控制的話，不會產生二惡英」，實際上不可能「根本不產生二惡英」。垃圾焚燒實質上就是把固態變成了氣態，表面上這個固體減量了，其實只是假象。1噸的垃圾焚燒後會轉變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氣體到空中……
垃圾焚燒不是「一把火燒了」那麼簡單。仔細分類是前提，國際標準是根本，立法籤約是基礎，常態監督是保證，這幾條如果做不到，好事大抵都會變成壞事，想擺脫「鄰避困境」很困難。
任何關乎公共利益的事項，決策過程都需要程序正義。在香港特區，應對「鄰避困境」有一套既定程序，包括選址、環境評估、地區諮詢、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等等，整個過程中公眾都被告知，他們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特區政府要興建任何厭惡性的設施，都做到公開透明；無論最終能否興建，都經過充分的社會討論，尊重民意。
這是常識：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要，在得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問題是，許多當政的地方官員，往往是長官意志洋溢，不把當地百姓放在眼裡，不顧基本的程序正義不願意在事前多花點工夫多費點口舌，而處處是好大喜功的政績觀，處處是不負責任地糟蹋錢。
極而言之：不尊重民意、不依照程序的所謂改善民生都是耍流氓。而對於公眾來講，我不願讓好事落在我身邊，這也是我的權利。
臺灣垃圾焚化廠位置圖
臺灣怎樣讓「垃圾不落地」？
作為報人，我在臺灣每天都會買一兩份報紙看看。2014年五一前後，我是第三次到臺灣，休閒自由行。到臺北的第二天，早上我出門就在便利店買了份厚厚的報紙，然後鑽進捷運站。要出站時，我把手頭的厚報翻了個大概，要將其中一疊分類廣告的版面丟棄。我差點就順手丟進那個可回收的不鏽鋼垃圾桶，旁邊一位捷運工作人員見狀喝了一聲，我一驚，住手，回過神來，才把廢報擱在一個專門收集乘客丟棄報刊的籃筐架上。旁邊的柱壁上，就貼著亂扔報紙的罰款告示，乖乖。
臺北的街道，是比較清潔的，也很少見到垃圾桶。臺灣施行「垃圾不落地」行動，除了捷運站、旅遊點，街道上基本上就不擺垃圾桶了；平常的垃圾，是要拎在手上，帶回家裡，分類後統一回收。臺北市有180條垃圾回收線，跟公交車路線很相似，每天下午4點半開始開始運作，每條線路上有二三十個停車收集點，市民必須等待垃圾車隊來，才能從家裡拿出經過分類的垃圾，直接放到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上——這是真正的「垃圾不落地」。
這種定時扔垃圾，有時也很不方便，比如有事錯過了扔垃圾的時間，就會面臨家裡垃圾發臭而扔不出去的局面。臺北市內湖區的大湖公園家，有200住戶，為了避免「錯時」帶來的尷尬，社區管委會在徵集全體業主意見後，在2010年建了個垃圾收集室，建在地下停車場的一個房間。他們改造了地漏，地面和牆面都貼了瓷磚，還裝了消毒用的臭氧機。可回收的垃圾，分裝在十幾個密封垃圾桶裡，分為紙品、泡沫、塑料瓶、金屬瓶、玻璃瓶等等，分得異常細緻。讓你想不到的是，他們買了個大冰櫃，用來貯存廚餘垃圾，真是極富創意！冰櫃裡面有兩個垃圾筒，一個裝「養豬廚餘」，另一個裝「花肥廚餘」；冰櫃密閉性好，加上低溫不易腐爛，就把廚餘垃圾很好地貯存起來了——人家的廚餘垃圾，可是擱在冰櫃裡的，這真是夠級別的「垃圾不落地」啊！
馬英九做臺北市長的時候，在電視宣傳片中出鏡宣傳、竭力推動，實際上成了垃圾分類、「垃圾不落地」行動的「形象大使」。
垃圾分類利用，在臺灣已全面深入人心，成了每個公民的基本習慣。2014年第2冊《讀庫》，在頭條刊出綠妖考察臺灣現代農業的《果蔬吟》一文，其中寫到臺灣小販素質非常高，攤位在結束後總是清掃得乾乾淨淨——
擺攤自由，但有嚴格的垃圾控制。臺灣鄉下和城市一樣，實行垃圾分類。1996年至今，臺灣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資源回收計劃」，包括：一、垃圾費隨袋徵收，丟垃圾要用專門垃圾袋，袋子費用包含了垃圾費，垃圾越少，花費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丟垃圾罰款；二、垃圾強制分類，丟可回收垃圾（包括飲料罐、紙類、玻璃瓶、廢光碟等共三十三種）免費，變相鼓勵垃圾分類；三、取消小區門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時有垃圾車來收。家庭垃圾不許丟棄路邊，被拍到舉報將罰款一千二百至六千元，舉報者可獲罰款的百分之五十。
在臺灣，資源回收已不是「底層職業」，「酒幹倘賣無」——有沒有空瓶子賣，已然如歌聲那麼美麗而自然。
大陸許多人對臺灣的垃圾管理處置的方式方法有濃厚的興趣，觀察，思考，借鑑，這「三步曲」最後一步可惜沒有在大陸用上，不知道是不懂得借鑑，還是根本就不想借鑑。
垃圾是資源，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在增長的資源。但垃圾是特殊資源，必須經過細緻的分類，才能真正實現「物盡其用」。如今的臺灣，民間與政府的共識是：不是更多的焚化爐，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反觀我們的城市，到處都是「垃圾圍城」，這是作為一種資源的垃圾，真的被放錯了位置。垃圾分類後，垃圾量大減，臺灣那些大多是日處理垃圾為幾百噸的焚化廠，都面對垃圾不夠燒的窘境。事實上，在嚴格分類後，也沒有多少可以燒的了；分類後不燒塑料，二惡英的產生就會大大減少。
而我們身邊的垃圾去哪裡了呢？浙江衛視《新聞深一度》製片人@小裕老黃在微博上說：杭州一些社區其實早在幾年前就推行垃圾分類，儘管最多只分「藍可可（可回收）、綠廚廚（廚房）、黃其其（其他）、紅危危（危險）」4類，但居民垃圾分類後，每天前來回收的垃圾車卻仍然是混裝運走的。杭州，可否就機立法推行垃圾分類，從政府到民眾都行動起來，使杭州成為國內率先實行垃圾分類的城市？
看起來比較難，因為這是個很麻煩的事，不如建個亞洲第一或世界第一的焚燒廠來得簡單。
臺灣師範大學本部校園內的垃圾箱 藺桃/攝
民間團體發揮大作用
致力分類 監管焚燒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是個老掉牙的口號，我們耳熟能詳。民間的力量，用得好了，那一定是環保正能量；用不好，卻成了對抗的硬暴力。大陸久來對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另眼相看，或者根本就不放在眼裡，一心想的是「我為你服務」、「我重視民生」，「社會管理」變成了「管理社會」，「社會治理」變成了「治理社會」，結果往往就是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為了保護環境，臺灣的民間團體恰恰是發揮了組織的力量，他們主要幹兩件事：一邊致力於推行垃圾分類，一邊深入監管垃圾焚燒。臺灣有個著名的環保團體，名叫「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於1987年，以女性為主導，而且多為熱心的「媽媽」。主婦聯盟是製造臺灣第一隻環保袋的社團，她們倡導的是「行動與生活結合」，常年到學校、社區倡導垃圾分類，敦促政府回收廚餘，還真是「民間先喊」，然後「政府推動」。
北投焚化爐開始營運後，附近居民組織了一個名為「唭哩岸環保志工團」的環保團體，長期對北投焚化廠進行監督，目的是不讓違法的垃圾送進焚化爐。《南方都市報》曾報導說，召集人王培英「他經常半夜帶著團員和檢察官去突擊北投焚化爐，被查獲的非法垃圾，包括廢輪胎、廢電纜、土壤，甚至有醫療廢棄物」，因此，「那些違法業者，現在『跑路』的『跑路』，被抓的被抓。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很踏實地監督焚化爐，這樣我們所吸的空氣才會新鮮一點」。現在臺北的焚化廠，不用任何事先通知，就可進入焚化廠。有了民間有效的監督，方才換來真正的達標；有了焚化的真正達標，方能換來公眾的真正滿意。
美國著名的環境保護主義理論家比爾·麥克基本在《自然的終結》一書中，說過如此發人深省的話：「我們已經意外地使大氣變得如此之壞，以至於我們所熟悉的自然已經不復存在了。」人在做，天在笑。在沒有汙染的原初社會，「天人合一」是容易做到的；而今我們放眼看去，那是汙染遍地，「天人」想「合一」那是做不到了。人與霧霾，中間註定要隔著一個口罩，甚或是個防毒面具，否則只能是「肺霾合一」。現在更嚴重的問題是：看看我們身邊，在政府與民間之間，就隔著一個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巨無霸的「防毒面具」。
那麼同樣，從「鄰避困境」到「鄰喜效應」，中間也隔著一個巨大的「防毒面具」。
註：本文原載《綠色視野》2014年第7期，原題為《從鄰避困境到鄰喜效應》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