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東北經濟衰退」可說是媒體上熱議的話題之一。人們對此的看法相當一致，畢竟現實擺在那兒：1978年全國經濟總量前十的城市，東北一度佔了四席，但到2000年前後就一個都擠不進去了；這些年來東北人口外流、資本卻又吸引不進來，「振興東北」也喊了多年，「老工業基地」的衰退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儘管對「衰退」本身有共識，但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一衰退，卻眾說紛紜。
第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東北經濟變差說到底只是因為氣候太冷了。東北的寒冷確實是世界級的，比全世界所有主要發達地區都冷，且人口密度還這麼高，而二戰以後人口和經濟活動從寒冷地帶向「陽光地帶」遷移是頗為普遍的現象。國家信息中心原總經濟師範劍平就贊同這一說法，理由是氣候一直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極寒本來就在客觀上制約著東北經濟轉型。因為根據這種看法，對衝傳統工業衰退的兩個手段在嚴寒氣候下都相當不利，因為溫暖的南方可以一年四季開工、擺攤。
據此，既然服務業取代工業勃興，那麼人口勢必向宜居地區流動，隨之而來的一個推論就是：東北的衰退只是一個逐漸趨向「適當水平」的自然過程，就好像農村衰退、鄉下人離土進城也都是合理的，因為現代農業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人。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道理，而且歸結為這樣一種「不可迴避」的客觀因素，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讓發生的事都合理化了，似乎誰都不應該被怪罪。東北文化、東北人乃至當地政府官員都沒做錯什麼，要怪只怪天氣太冷了。然而這很難解釋為什麼世界上也有那麼多發達社會處於寒帶，事實上，歐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氣候較寒冷的北方比南方發達；更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何東北的衰退是在1990年代後出現，要說僅僅是因為不能全年開工、擺攤，那不免把經濟衰退問題看得也太簡單了，何況隨著暖氣、空調的普及，氣溫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是在減小而非擴大了。至少，這並不妨礙人們在室內從事經濟活動，要不然東北人也不會比南方人更不禁凍了。
至於說到東北人往南飛的「用腳投票」是因為怕冷趨暖，那似乎也忘了一點：東北冬天的屋內可比南方不少地方的室內暖和得多，農村人口流失可也不是因為農村比城市更冷。氣溫的宜人可能是人們考慮工作居住地點時的一個因素，但常常卻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試問有多少人會僅僅因為幾十年來住慣了的老家寒冷，就毅然遷移到一個更溫暖的陌生城市？
醫藥專業網站「丁香園」創始人李天天，在自述將公司整個從哈爾濱搬遷到杭州時，可根本沒提到「氣候」這一點，其他東北籍企業家在選擇離開老家前往深圳投資時，好像也不認為氣候是什麼值得一提的因素。如果詢問一百個中國人，現在如果有機會移民，是願意選擇寒冷的加拿大還是溫暖宜人的菲律賓，答案恐怕至少95%都會是前者吧。何況，如果氣溫是決定性因素，那東北人也同樣可以選擇廣西，為何又偏愛深圳與海南呢？
與此相關的一種說法，則強調人口問題導致了東北經濟衰落。易富賢就認為，東北衰落主要是因為東北人不願生孩子又急速老化，這確實對經濟活動有相當的影響，不過此人常把各種問題都歸結為人口因素，他的主張似乎往往是把原先那個眾所周知的命題「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簡單地逆轉成了「越不生越窮，越窮越不生」，這兩個命題恐怕都有其偏頗之處。
這既不能解釋為何超生的人口稠密區經濟未必都好，也不能解釋為何長久以來東北都生得少，但唯獨近些年來出現了大幅度經濟衰退。更何況，國內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同樣有少子化、老齡化的傾向，但它並非人口流出區，東北人口對經濟的更直接影響恐怕不是新生兒，而是勞動人口的流失，並且這種流失是帶著資金、技術、勞動力一起流失。
由此看來，「氣候」和「人口」恐怕是具有相關性的次要因素，其解釋力恐怕還不如另一種將原因歸結於「東北文化」的觀點。當然，一個地方的文化對經濟活動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書中所說的，一個社會中的價值觀、態度、人們普遍持有的見解等，會對其發展起到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一個地方的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和成功的動力，的確往往都深植於文化之中，反過來，如果像東北社會那樣崇尚官本位、看不起私營個體戶、拉不下臉去做買賣，那當然會阻礙民間經濟活躍程度。
不過，這種解釋的麻煩之處在於，它是一種「萬能解釋」，幾乎什麼問題都能從當地文化中找到答案。但文化是一個長期穩定的因素，它同樣不能解釋為何以前那麼多年東北經濟都好好的，卻到了近二十多年才開始衰退，這些年裡東北文化可沒發生多大變化。要說起來，東北文化畢竟總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談不上有多麼本質的區別，為何就唯獨在這裡阻礙了經濟？此外，這還經常和「氣候說」暗通款曲，在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西方人都認為熱帶地區由於氣候炎熱物產又豐富，所以導致當地人不用勞作就能生存，助長了一種懶散的文化，最終導致其社會落後，那時他們甚至認為後來以勤勞著稱的日本人也是「懶散」的。
不僅如此，曾有許多學者言之鑿鑿地認為，除了新教倫理之外的其它文化差不多都會阻礙經濟發展，但當西班牙、日本、韓國這些國家陸續興起之後，人們開始發現，天主教文化和東方文化即便不能明顯促進現代經濟，至少也不至於多麼嚴重地阻礙它的發展。
第三種解釋本質上也是一種萬能解釋，那就是許多人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偏愛的制度因素。從許多投資故事來看，東北的確沒能在制度上防範竭澤而漁乃至「關門打狗」的現象，非常不利於經濟活動。但同樣地，在這一點上東北與關內各地是程度上而非根本上的區別。不僅如此，這也無法解釋為何北海道多年來也出現了不可挽回的經濟衰退和人口老化，按說它在制度上與日本各地一體化，至少沒有東北的許多問題。
一個地方的發展與衰退，是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歸結為某個單一的客觀因素或籠統的問題，都很難令人信服。要探討東北為何衰落，需要謹記的還是三個關鍵：天時、地利與人和。在我看來，如果有什麼能很好地同時解釋這些，那就必須從東北的社會結構上尋找原因，畢竟衰退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現象，是社會深層結構的產物。
東北社會結構的問題在哪裡？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相對單一化的結構。近代東北的開發主要集中在農業、林業、採礦這種初級原材料的部門，無數記錄和回憶都印證當時東北在這些資源方面的豐富程度，但也正因此，這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荷蘭病」：初級產品部門的異常繁榮導致資金和人員都向它集中，其它經濟活動乃至多元的社會文化都得不到充分發展。北海道的發展歷程也是如此，在短時間內藉助移民大肆掠奪性開發農林礦產，它不像北歐那樣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社會；而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則在渡過那個最初階段之後逐步向一個層次豐富的社會過渡，美國加州也在淘金熱之後慢慢「正常化」了，但如果在資源衰竭時仍不能順利轉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
這在國內不少城市都可以見到，不僅在東北。例如以石油工業著稱的克拉瑪依在2010年還曾是全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的1.98倍，但僅僅五年時間就被深圳追平，經濟陷入停滯乃至萎縮，這不僅是由於人們常籠統說的「經濟轉型」，還因為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價格跌落。由於資源型城市的經濟往往十分依賴單一產業，那麼當這一原材料價格暴跌時，其影響就非常之大——而這種城市在東北還尤其多，諸如大慶、鞍山、雙鴨山、雞西、鐵嶺。
當然，我這裡所說的「單一性結構」不僅僅是指礦業，還指某一部門的生產消費不成比例地佔據了經濟生活的大部分份額。這種產業群聚的模式在工業革命時代由西歐起源，盛行於所有現代國家，全球史學者約翰·麥克尼爾將早期那種圍繞煤炭、鋼鐵與鐵路興起的重工業城市稱為「煤炭城群聚」，而1920年代出現並主宰1940年代～1990年代的則是「汽車城群聚」。
這些群聚在其全盛時代非常適應大規模工業生產，因為它們能很好地在一個地方集中、批量地進行生產製造，因而也都繁榮一時。但當社會轉向新的生產消費模式時，無論這些產業群聚是在哪種氣候、哪個國家、哪種文化或哪種制度下，幾乎全都無一例外地衰敗了。比如，美國底特律是汽車之城，全城經濟極大地依賴於汽車業，但麻煩也出在這裡：當汽車業不景氣時，當地人就難找到其它出路了。不僅城市如此，農業上實行大規模生產的種植園經濟也一樣：美國南部因為長時間極度依賴單一的棉花種植，結果1920年代初棉鈴蟲來襲時，地方經濟就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
不難看出，東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種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們是近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物，又恰好由於當時的東北地廣人稀，非常便於在農林礦等各部門都採用大工業生產模式。這與1949年前關內除上海之外的幾乎所有省市都形成鮮明對比，內地盛行的幾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農經濟或小作坊手工業。
陳雲曾回憶說，1945年到南滿，看到密布的鐵路和電線，才第一次真正見識了什麼叫大工業生產。這是很多東北人迄今回憶時的往日輝煌，但問題是，很多時候正是曾帶來成功的那些因素，後來導致了失敗——在這種「煤炭城群聚」模式下，經濟生活的多樣性很低，人們對大型組織的嵌入程度、依賴程度都很高。這也很好理解，既然在這些大公司之外的選擇並不多，那麼去哪裡更好簡直是一目了然的事。
最終，這會使整個社會越發「鎖定」在這一結構上，形成一種內捲化的效應，還會帶來一種特殊的社會聲望。我一位朋友多年前離開一家著名外企創辦了自己的小公司，雖然他身家已過千萬，遠好於原先的死工資，但他的老父親卻至今遺憾他離開了「那麼好」的一家外企。這還是在上海，如果在東北，恐怕更可想而知。長久地依附於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會使得人們在心理上懼怕改變，也難以適應新的生活，更別提發現並抓住新的機遇了。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年輕時就入獄的老布克，幾十年來完全適應了監獄生活，以至於出獄後反倒無所適從鬱鬱寡歡，最後上吊自殺了。這雖然極端，但可想而知的是，長久在一家企業做著一種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忽然面臨下崗跳槽時，也比那些頻繁換工作的人要難以適應得多。
習慣了相對單一又高度組織化生活的人，在面臨社會劇變時尤其不適，生活質量往往直線下降。清代的滿族旗人長期被清政府禁止從事任何農業生產、工商買賣，由朝廷發給錢糧，讓他們專心於軍事演練。結果是，在老百姓們心目中，他們是一群在和平時期「吃皇糧」的人，無仗可打時就只能提籠架鳥。老舍在小說《正紅旗下》談及1899年他降生前的幾個月，其親戚們都激烈反對變法，因為「聽說一變法，旗人就須自力更生，朝廷不再發給錢糧了」。
但最終，民國後還是停止發放了八旗錢糧，遭遇這一空前大變動，連遠在黑龍江三家子屯的寡婦都曾到北京請願。餉銀取消後，正如美國漢學家路康樂所言，「滿人迅速跌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在公眾意識裡，他們逐漸等同於貧窮和簡單勞動，非常類似於居住在上海的蘇北人。與上海的蘇北人一樣，滿人壟斷了北京拉黃包車這一營生。這種職業被視為低人一等，身份低微。」這一歷史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職工下崗後的情形十分相似。
許多人在談論東北經濟衰落時慣常所說的「文化」與「制度」，恐怕也是這樣的歷史進程導致的結果。長期的大工業生產，潛移默化中對東北人的社會心理、文化期望、價值觀，乃至各項制度，無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特別適合計劃經濟，因而東北也被公認為是計劃經濟在中國最根深蒂固的地區。時至今日，東北在經濟結構上仍相對單一，表現在不同法人機構類型上，便是企業法人的比例偏低。一般來說，一個地方的經濟越是活躍，企業法人的數量就越多，而事業法人和機構法人的數量就相對較少，人們在「體制外」的機會和選擇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2014年這兩者的比例，全國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而最低的便是西藏。東北三省中，遼寧是10:1，吉林和黑龍江都是4:1，這都遠低於江蘇、浙江和廣東。不僅如此，不同產業的結構也不一樣。2015年公布的黑龍江省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全省法人單位最多的依次是：批發零售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製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而廣東2015年的數字則是28%、6%、26%、12%。這明顯可以看出，廣東不僅製造業強，而且在私營企業較多的批發零售、商務服務這樣的門類中相當活躍，民間的參與程度高。
這在計劃經濟時代那種只注重生產、不注重市場和消費的環境裡並不是大問題，但到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1992年深化市場經濟之後，其內在弊端就逐漸顯露出來。因為「市場」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活動主體能否生存下來、生存得更好，其靈活適應能力要比體量規模更重要。打個比方，恐龍曾以其龐大的體格統治地球，它也在幾千萬年裡能很好地適應環境，沒有什麼天敵能挑戰它。然而，當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它們的末日就到來了，此時小型的哺乳類比它們更好地適應了新環境，最終才進化成今天我們人類。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要提倡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元，因為歷史一再表明，在這樣一種豐富的生態下，一個生態聚落或一個社會群體在面對外部衝擊時的適應性和恢復能力要強大得多。就像這棵樹倒下了還有那棵樹，但如果是只有一個樹種的人工林，那它遭遇蟲害時便是毀滅性的。
用進化論的術語來說，東北相對單一化的經濟結構，使得它在遇到市場變化時缺乏很好的「預適應」能力。不僅難以利用新出現的機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賴的那個產業出了問題，人們便束手無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另外，當許多人回過神來之後，不是轉向新的模式，而是去緊緊抱住那些不那麼受市場波動影響的部門，那就是機關事業單位。
最終，這種單一性和經濟衰退互為因果又彼此強化，導致狀況更趨惡化。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這一點，為適應市場的變動而找到自身的特點，然後逐步營造寬鬆多元的環境，帶動不同部門的發展。這樣，下次再面臨衝擊時，至少東方不亮西方亮，不至於一個電廠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燈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