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網特稿 「不知從哪一天起，總有一些東西讓我激動不已。無論是天光將暗時街頭擁擠的人流，還是陽光初照時小吃攤冒出的白汽，都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存在。無論舒展還是扭曲著的生命都如此匆忙的在眼前浮動。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流逝，當他們走過時，我聞到了他們身上還有自己身上濃濃的汗味。當我們的氣息融為一體的時候，我們就此達成溝通。」賈樟柯在個人電影手記中寫道。
小鎮青年出身的他，總是傾向於去理解一種看似平庸的人生。實拍21天，花費38萬元，《小武》誕生。這是1997年春天，發生在中國北方一個小縣城裡的景象。
一個小偷，一瞬的夢。電影就像是一幕關於深情的悲劇，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與「衝撞」即便過了20年，對照當下仍在急速發展與變化的社會，仍具現實意義。
這是一部茫然孤獨的電影，一些美好的東西正在從人們的生活中迅速消失，並且愈演愈烈。在物化的年代裡，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漸漸變成商業聯繫、經濟利益聯繫，情感、命運越來越無處安放，這給了賈樟柯巨大的衝擊。
1998年，他這部北電畢業作品在柏林電影節首映，被譽為「亞洲電影閃電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在《小武》的香港宣傳海報上，賈樟柯用了一句話：這是一部粗糙的電影。
他解釋：「這是我的一種態度，是我對基層民間生活的一種實實在在的體驗，我不能因為這種生活毫無浪漫色彩就不去正視它。具體到《小武》裡的人物，我想表現他們在這樣一種具體的條件下如何人性地存在。這是一種蒙昧、粗糙而又生機勃勃的存在，就像路邊的雜草。」
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種困境裡
《小武》是怎樣誕生的
汾陽F4
1997年春節，已經一年半沒回過汾陽的賈樟柯覺得家鄉變化特別大。每天都有同學、朋友來串門，但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種困境裡，無論是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還是兄弟之間、鄰裡之間，各種各樣現實的利益衝突正讓小縣城的人情關係變得冷漠。
看著從小的玩伴，似乎18歲以後，生命就「停止」了：上單位、進工廠，生活日復一日，循環往復，再也沒有任何憧憬。這些人際關係毫無浪漫色彩的蛻變，給了賈樟柯深深的刺激。
再到街上一走，各種感受更深了。在汾陽縣城邊上有個「汾州市場」，原來賣衣服等日常用品，那時全改成了歌廳。汾陽有條主街，當地人都叫「正街」，人們正躍躍欲試扒老房子、大興土木，因為汾陽要升級成縣級市了。而這些扒房子這個情節，正是賈樟柯最初萌生拍攝《小武》的原因之一。社會轉型正在給小縣城帶來巨大影響。
賈樟柯說，進入到電影學院後，他所接觸的中國電影無外乎兩類：一類是完全商業化的、消費性的，另一類是意識形態化的，但在一個處於關鍵轉型期的國家，真正老老實實記錄時代變化的電影太少了。
小武在村裡
原本賈樟柯設想的主角是一名裁縫或是一個鐵匠，總之是用傳統手藝在這樣一條街上謀生計的人，不斷受到衝擊後，以自己的方式和社會進行徒勞的對抗。
但寫劇本的過程中，一個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學找他聊天，談到另一個叫「毛驢」的同學近況，對方說「毛驢」成了小偷，還總找他聊天，談哲學。這給賈樟柯啟發，突然在意識裡完成了一個創作上的嫁接：手藝人→小偷。
後來有人建議說，小偷不具備普遍意義，不符合賈樟柯記錄時代的創作意圖。但他覺得，談一部作品裡的角色有沒有普遍性，並不在於其具體身份是什麼，而在於創作者能否從人性的角度去對這個特定的角色加以把握。
之所以對小偷這個角色感興趣，因為可以表現一種有意思的關係轉換，譬如小武的朋友小勇，他原來也是小偷，但通過販私菸、開歌廳，搖身一變成了當地有頭有臉的企業家。這裡就有一個價值關係的轉換，販私菸→貿易，開歌廳→娛樂業，像小勇這樣的人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如魚得水，不斷改變社會地位。但只有小偷，到什麼時候也只是小偷。
小武與胡梅梅在歌廳
在電影裡，主人公梁小武雖然是個小偷，卻懷揣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他戴著粗黑框眼鏡，穿著大兩號的西裝，在大興土木的縣城晃來晃去。他不怎麼說話，也不怎麼愛笑，頭歪斜著，舌頭總是頂著腮幫子。
聽說以前的好友小勇結婚，小武想遵守諾言隨禮金，但已經成為著名企業家的小勇覺得錢髒而退回。後來小武結識了歌女胡梅梅，羞澀的他以為那就是愛情，還在澡堂子痴痴練唱著《心雨》，沒想到梅梅卻不告而別。小武於是回到家中，把本想送給梅梅的戒指給了母親，母親卻為了充門面轉手送給了未過門的二嫂，小武與家人吵架後，被父親趕出門。
小武被圍觀。因為拍攝時圍觀人群清散不掉，賈樟柯即興創作了這一幕
貫穿影片始終的「嚴打」給了小武致命一擊。在一次例行偷竊時，梅梅建議他買的傳呼機不合時宜地響了，他被警察抓獲。電影最後一幕，小武被銬在路邊電線上，圍觀人群冷漠地看著他，在接連失去友情、愛情和親情後，小武最終失去自由，成為囚徒。
生於1970年，在汾陽縣城
賈樟柯親述創作根源
賈樟柯為演員講戲。他在片中客串了小武和小勇的「傳話人」
每每談到自己的創作根源，賈樟柯都會表明兩點：他生於1970年，在中國北部一個叫汾陽的縣城。今年9月21日，賈樟柯獲頒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前往九州大學演講，再次提到這兩點。那天正是他第9部劇情長片《江湖兒女》在中國公映的日子，缺席宣傳的賈樟柯笑著說：「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回顧創作的感覺更好，會幫我找回平靜。」
賈樟柯在福岡領獎
為什麼賈樟柯總是談到出生時間？因為1970年，中國正經歷文化大革命，他形容那是一個「混亂、沒有法治的年代」。賈樟柯在那樣的環境出生、成長，直到八九歲的時候，又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所以在他的腦海裡，既有對過去的記憶，又目睹了改革開放這40年的變更。
而縣城在中國，介於大的城市和農村之間，基本上大城市的信息都會通過縣城傳到農村，所以它處於中間地帶，能夠同時接受來自這兩個地域的信息。
在賈樟柯記事的時候，改革還未開始，在眾多記憶裡最難忘的，就是身體的記憶——飢餓。那時候一個五六歲孩子的早餐是玉米面窩窩頭，小學生上午一共要上四節課，兩節課結束的時候，大部分已經餓得不行，因為窩窩頭沒什麼熱量。
那時候中國的物資還是供應制度，每個家庭的糧食是按人口分配的，包括日常食物。賈樟柯記得有一年過中秋，母親拿了一張供應豆腐的票讓他去商場買，但長長的隊伍排到他的時候，豆腐剛剛賣完，他非常痛苦，不知道要如何跟母親交代。
到了七十年代末，這些記憶逐漸消失了，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吃飯很快就不是問題，整個社會也進入到一個非常活躍的階段，而從一個小孩子的角度看待這場變革的到來時，同樣也是從物質開始的。
在過去，中國家庭只有自行車，昂貴的摩託車普通家庭是買不起的。那時只有兩種人有摩託車，一是警察，二是電報員。小孩子都非常崇拜有摩託車的人。
賈樟柯有一個比他大很多歲的朋友，說他這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一輛摩託車。結果這個願望大概兩三年後就實現了，到了1982年、1983年左右，滿大街都跑著摩託車，經濟改革委為中國帶來了活力。
賈樟柯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學校放電影，講上海生產出了洗衣機。那對於他們來說同樣是非常激勵的一件事，跟科幻小說一樣。因為從小就是媽媽用手洗衣服，那部電影居然說上海生產出了洗衣機？而這種似乎只有電影裡才存在的事情，也就過了兩三年，洗衣機就走進了中國普通人的家。
小武與歌廳女郎。賈樟柯在片中特意選了當年「最俗」的幾首歌。
如《心雨》、《霸王別姬》，像是社會情緒的一種反饋
物質改變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化變革。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的生活裡基本沒有娛樂。電影大部分都是宣傳政府政策的宣傳片，廣播聽到的也都是革命歌曲，電視機更未普及。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國港臺文化、包括日本文化開始進入到年輕人的生活，這對賈樟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如聽到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他意識到，在過去的革命歌曲中，傳遞的信息都是「我們」，是複數，而流行音樂的主體則變成「我」，賈樟柯感嘆：「原來『愛情』、『我』也可以變得很重要。」
香港電影也開始在內地上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少林寺》。「文革」清除了很多寺廟，不少中國人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在八十年代初，突然看到一部電影是講和尚的，那種震撼對賈樟柯來說「很難描述」。
同時，也有大量西方的哲學與文學著作翻譯到中國。那時在一個縣城的書攤上都可以看到尼採或是薩特的著作。
恰恰是流行音樂、錄像廳裡的香港電影、哲學這三點，在賈樟柯的少年時代影響巨大。一方面，思想上渴望吸收一切新鮮的東西，另一方面，社會急劇的開放與變化又帶來諸多匪夷所思。這兩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賈樟柯電影裡關於「變革」最初的靈感。
劇變時代與《黃土地》
賈樟柯找到了創作方向
胡梅梅接水
賈樟柯有一個小學同學，家裡開了修自行車店，後來摩託車多了，他們也開始修摩託。一天中午放學回家吃飯，那位同學下午就沒再來，原來是他父親修好了一輛摩託車，讓他騎出去試一試，結果撞車了，他去世了。
那是賈樟柯的生活裡第一次面對死亡，他也看到了一個叫「命運」的東西。而更多類似的事情發生後，他心裡逐漸有話想講出來。
有一次幾個同學去看電影，那時買票是一個圓形的窗口，把錢伸進去，跟售票員講要幾張，再把票拿出來。一幫人委託一個同學去買票，突然一陣大亂，那個同學被人按著走，警察來了。原來他把手伸進窗口買票的一剎那，看見旁邊有一隻手，腕上帶著手錶，他突然就失控，去拿那隻手錶，結果因為搶劫罪，判了七年徒刑。
賈樟柯覺得，在劇變的時代，生活中充滿了變動和偶然，讓人驚異。
想講話，首先想到的是寫作，因為寫作只需要一張紙、一支筆。那時他開始成為一名校園詩人。到高中的時候，還組織了一個詩社。也開始寫小說，內容大都是憧憬愛情的。
因為寫詩寫小說，賈樟柯沒考上大學，數學大概只考了17分。後來父親跟他說「要不去學畫畫吧」，一方面他很喜歡，另一方面學畫畫可以離開故鄉去更大的城市太原。
《黃土地》海報
很奇怪的是，那時白天學畫畫，晚上寫小說，但賈樟柯覺得這些好像都滿足不了自己的表達欲望，他渴望更一目了然的東西。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的機會，他在學校旁邊一個破舊的影院看到了陳凱歌的《黃土地》，那一年他21歲，像是找到了未來的路。
在電影裡，賈樟柯看到了像家鄉般熟悉的一望無際的黃土地，那些穿著黑色棉襖、坐在窯洞裡非常貧窮的人，就像他村莊裡的朋友、親戚。而在此之前，這樣的土地、這樣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在銀幕上見過，他也並不覺得自己所處的生活可以變成「夢幻」的電影，還能夠那麼詩意。
賈樟柯考了三年才考進北京電影學院，那個年代在中國，只有國家級片廠才可以拍電影，民間的私人公司都不去拍。而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有一種工作方法叫獨立製片，所以賈樟柯和十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叫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實驗小組的團隊，有學攝影的、學錄音的、學美術的、學表演的，學文學的，大家分工合作，賈樟柯的第一個短片《小山回家》就此誕生了，這也開啟了他與小組成員王宏偉的合作。
《小山回家》裡的王宏偉
賈樟柯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城市化，像他一樣從小生活在農村或者小城鎮的年輕人，湧進了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當他在北京街上看到他們的時候，他知道他們從哪來裡，也清楚他們是怎樣生活的，所以決定寫《小山回家》的劇本。
那時他們自稱「蛋炒飯」攝製組，因為器材都是借的，錢都是大家拍廣告或者當槍手湊的，每天拍攝完畢後，所有人的錢只夠每人吃一份蛋炒飯。
剪輯完成後，大家集體還在宿舍搞了一個首映式，請同學來看。一個小小的房間，至少有50人擠在一起，他和攝製組其他同學在樓道裡，很緊張地看大家的反映。片長50分鐘，大概在25分鐘的時候人就已經走光了。
他們非常失望，把《小山回家》放到抽屜裡，不打算再拿出來。又過了一兩個月，覺得不至於那麼差，就把片子拿到北京大學放了一場，可能因為不是學電影的同學，所以他們很寬容，討論著中國經濟的問題、年輕人來到城市的生活。這讓攝製組有了信心，後來參加香港獨立短片展還拿了獎。
而通過這個短片展，賈樟柯也找到了他後來長期的合作者、他的攝影師和製片人。在《小武》之前，賈樟柯只拍過兩個短片，但這讓他獲得了兩次非常完整的電影經驗，而當他第一次有機會拍第一部長片《小武》時，他不乏信心。
在賈樟柯那裡演得越好，在別人那裡就越難有機會
「小武」扮演者王宏偉
《小武》日文片名《一瞬的夢》。逆光中片刻的愛情，梅梅為小武唱起《天空》
一個小偷，一個邊緣人，一瞬的夢，《小武》就像是一幕關於深情的悲劇，即便過了20年，對照當下仍在急速發展與變化的社會，仍具現實意義。在破舊迎新的時代，有人搭上順風車風光無限，也有人無所適從活在過去。
飾演小武的演員王宏偉，拍《小武》的時候，和賈樟柯同在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讀大四。賈樟柯是山西汾陽人，王宏偉是河南安陽人。賈樟柯形容王宏偉是一個感情非常內向的人，好多事不太願意說出來，他喜歡人與人之間這種無言的默契。這似乎正契合了角色小武。
王宏偉飾演小武
儘管演員生涯起點就是大銀幕男主角，但《小武》後找王宏偉演主角的戲並不多。在《小武》、《站臺》幾部作品後，他也只是作為配角出現在賈樟柯的電影中。
「他感興趣的東西不見得適合我了，包括《山河故人》，裡面就沒有適合我的角色。拍片還是得找合適的。」王宏偉曾解釋。
近年來除了偶爾有媒體約採，當年那個演技出神入化的青年已經很少有人提及。許多記者見到中年「小武」，大都形容他還是戴著一副眼鏡，但比「小武」幽默發福。王宏偉現在的主要身份是慄憲庭電影基金負責人、電影策劃人和老師。
王宏偉、賈樟柯、趙濤合照
王宏偉一直不喜商業電影，年輕時就老愛找一堆庫斯圖裡卡窩在宿舍看，之所以偶爾出來拍拍片，完全是為了生計。2017年，他出演了蔡尚君的電影《冰之下》，作為配角，只有兩場戲。這部電影雖然為黃渤奪得金爵影帝，卻一直還未公映。
中戲教授顧崢是王宏偉、賈樟柯的同學，他在接受雜誌採訪時曾表示：「從藝術天分上來說，王宏偉是非常好的演員。他的形象，賈樟柯抓得也比較準。這非常好，但也帶來不好的東西。別的藝術片導演不大可能再找他去主演。一個藝術片導演的作品要創新，要有個人特徵，一旦找王宏偉，是不是就可能有賈樟柯的特徵？這是非常忌諱的一件事。所以他在賈樟柯那裡演得越好，在別人那裡就越難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