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田 /攝影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安樂哲作為海外中西比較哲學的領軍人物被聘為首位山東省儒學大家。
■ 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 於岸青
3月9日,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安樂哲在曲阜孔子研究院主持召開了一場學術會議——「翻譯中國」項目的第二場會議。
而兩個月前召開的首次會議標誌著安樂哲「國內當代儒學及中國哲學傑出代表著作」翻譯計劃項目即「翻譯中國」項目正式啟動。這也意味著安樂哲受騁為「儒學大家」後,他的工作全面展開。
「儒學大家」是山東省儒學領域最高的學術稱號,安樂哲作為海外中西比較哲學的領軍人物被聘為首位山東省儒學大家,崗位就設在孔子研究院。
會議間隙,安樂哲教授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安樂哲的中文很好,但依然有著濃重的「歪果仁」腔,採訪中不斷引用《論語》、《孟子》等原文,也大量夾雜著英語來表達更準確的意思。好在同時在座的還有安樂哲的助手北京外國語大學田辰山教授,他給我們之間的溝通幫了大忙。
始終騎著一匹馬走路
1966年,在香港內森路上的一個小旅館裡,作為交換生初次來到香港的加拿大人安樂哲抱著成為一個詩人的心願,對未來充滿期待。進入新亞書院(後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後,室友給了他一本《四書》,18歲的他第一次聽說孔子,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這是安樂哲決定畢生研究中國哲學的開始。
初入學門他便碰到了新儒家學派的開山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老師。唐君毅認為,中國過程性宇宙觀的一個普遍特徵是「一多不分觀」,老師們的學問深深影響了安樂哲。之後,他又跟著哲學家勞思光,以傳統方式精讀《孟子》,這種學習方式使他日後成為能直接閱讀中國古典原籍的海外學者。
期間,香港發生了排外暴動,安樂哲等幾個外國學生得到了同學家長的庇護,這讓安樂哲從生活迥異的人們身上體會到——中國人對人的彼此關愛所建立的人情關係是中國智慧的生命力。
求學之路長達13年,安樂哲橫穿東西方,走遍三大洲,這是他選定中國哲學之前沒想到的,但溫和的安樂哲堅定地走了下來。安樂哲說:「如果你一直往前走,你最終就會很自然地到達某個地方。我的秘密就是,堅持做一件事情,不要不停地換馬。我是始終騎著一匹馬走路的。」
通過孔子而思
那時多數西方大學不設中國哲學專業,為了心中的目標,安樂哲只能「曲線救國」,輾轉中國臺灣、日本、英國等各知名大學,終於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得意於博士學位是「跟著哲學家拿的」。經英國導師介紹,他來到設有中國哲學專業的夏威夷大學。
在夏威夷大學,安樂哲教書育人,深耕中西比較哲學,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引起廣泛關注的學術著作,翻譯了《道德經》、《論語》、《中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淮南子》等中國哲學經典。他的《通過孔子而思》、《期待中國:探求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敘述》等著作,被認為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幾百年的誤會,清除了西方學界「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闢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
2014年,安樂哲在夏威夷大學發起成立了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致力於儒學國際化,將儒學的價值向全球推廣；同時,從比較哲學角度出發,促進儒學與西方學術的交流,增益彼此的溝通與了解,這是安樂哲始終努力的方向。這年9月,在第五屆國際儒聯大會上,安樂哲當選為國際儒聯副會長,這是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儒學學術機構擔任的最高職務。
「翻譯中國」
據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劉續兵介紹,五年為期的「翻譯中國」項目不僅有中譯英,也有英譯中。安樂哲率他的團隊邀請了一批對中西文化均有深入了解的學術精英來參與這項工作,主要任務是將中國代表性哲學家(包括孔子文化獎獲得者)的主要成果翻譯成英文,在西方國家發布,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真實、準確地展現給世界；同時把安樂哲、羅思文等的比較哲學與儒學著作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人了解安樂哲的學術理念,了解西方哲學家對中國文化的闡釋。二者互為補充,意在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尤其是現在正處於崛起中的中國,讓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為不斷變化的世界文化秩序提供一份獨特而寶貴的資源。
「翻譯中國」項目只是儒學大家項目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工作也即將陸續展開。
學比較哲學的要到中國找工作
記者:您從夏威夷大學退休後來到中國,既要為博古睿工作,又要承擔「儒學大家」的工作,時間上如何分配?
安樂哲:這次我來到中國不是兩個工作,是三個,還有北京大學的工作。我即將從夏威夷大學退休時,博古睿研究院(位於美國洛杉磯的獨立無黨派智囊庫)看重我的學術資源,希望我為他們來到中國工作,於是,我跟他們籤了一個兩年的合同。這時北大也說希望跟我籤一個五年的工作合同。我說,很好,可是我已經跟博古睿籤了,你們要等兩年。北大說,沒關係,你在第三年就轉到北大吧。
這三個工作在內容上是有交叉的,又相互促進。因此,時間不是問題。
記者:您退休之後,還有這麼多的研究性工作需要您,您怎麼看這個現象,是儒學的復興嗎?
安樂哲:退休了還同時兼三份工作,這算什麼退休?(笑)我在夏威夷很舒服,氣候很好,有很好的薪水,有漂亮的房子,學生們很聰明。可是,我覺得,博古睿的思路是對的,博古睿這個人不光有錢,還有遠見,他要用他的錢來使不同的文化之間達成對話。世界變化很快,科學對世界影響很大,比如人工智慧。哲學的研究也不能落後,人文對世界的影響也很大。
在獲得孔子文化獎時我講過這樣的話:「到了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則已經可以粗略預見,在未來一二十年內,這個世界將出現一種新的文化秩序,其中儒學的地位將上升到前一代人所無法想像的高度。更具體一點說,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一個文化巨變,孔子和儒學將成為世界性哲學,並在世界哲學之林中佔據重要地位。」
孔子的教義都是來自人們實際生活的直接記錄,而不是形而上的預設或超自然的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是一種實用的本能行為哲學。儒學通過不斷強調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比如敬畏家庭、謙恭待人、珍視友誼、羞恥之心、重視教育等等,使其幾千年來一直在中國人的生活裡保持了持續的影響力。這對當下的世界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1978年,我開始在夏威夷大學工作,那個時候,我們學中國哲學的,包括我的學生們要找一個合適的工作非常難。現在,我給學生們寫推薦書,有十幾個非西方哲學的崗位需要人,這是相當大的改變。像我這樣的搞比較哲學的,一定要到中國找工作。
儒學的「關係性」
記者:您認為,當下儒學傳統對世界最主要的貢獻是什麼?
安樂哲: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儒學角色倫理學」,即一個人如何在自己扮演的各種角色和所處的形形色色關係中最大程度上實現自我價值。而儒學角色倫理學與西方哲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個人價值觀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提出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關於人的理論。
人是什麼?畢達哥拉斯時代的回答是:人是一種生命力恆久的、先天決定的、自給自足的靈魂。柏拉圖的名言「了解你自己」,其實就是說,了解你的靈魂。
而儒家提出的問題則是如何成為完滿的人。儒學家們在「四書」裡提出了這個永恆之問:一個人只有悉心對待那些與生俱來以及界定自己人生坐標的家庭、社會和宇宙關係,才能成為人。如《論語》所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克己復禮為仁」。
我認為儒家傳統的貢獻將會是它的「關係性」的理念,以「關係性」為本源的認識。即如果你的鄰居做得更好,也是你做得更好。這個觀念非常簡單,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個互相依賴的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作為一名中國哲學學人,多年來我有機會在許多學術機構環境學習、教學。這些地方在體現儒家哲學價值觀上,地位都很獨特、優越。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很幸運的,我享受與很多朋友的友誼,從中備受啟發,逐漸懂得了當與他人達到合一狀態情景之時的意義。這些美好的、具有轉變生命意義的齊心協力,比起從任何書本學到的東西都實在,都是實景課堂,教導我如何理解與找到恰當語言,去表達處於當然關係的「人」,這才是儒家角色倫理的實在情景與真正內涵。
記者:您與許多中國朋友都結下了深厚友誼。您怎樣看待「關係」與「情感」?
安樂哲:感情的情是一個非常妙的字。郭店楚簡出土後,我們看子思都說了什麼?有五個重要的方面:天、命、信、心、情。最後這個情,是感情的情。考古挖到這個材料之後,我們搞中國哲學都要回到感情。「情」以前我們不重視。在中國字裡,情有兩個意思,一方面是事情、情況,一方面是感情。而這兩個方面是分不開的,都存在於一定的語義環境之中,這兩個方面是有關係的。
田辰山:關係和情是分不開的,情產生於關係,沒有關係就沒有情；情是狀態,這個狀態充滿著這關係。子思說的那五個方面都是處在關係之中。
安樂哲:我們可以性情來作為代表性。性情可從內在外在兩個方面來理解。性,可從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來理解——知者,行之始也；行者,知之成也。體用是分不開的,你的思維方式和你的感情是分不開的,而且可以彼此改變。
田辰山:可以簡單地說,在哲學上李澤厚等人突出了情感,安老師突出了關係。
記者:這個「關係」既是哲學上的,也是生活中的?
安樂哲:從《中庸》可見,「禮」是從家庭發生的。禮,告訴人在社會當中合適的位置,比如父親與女兒或祖母與孫子坐在一起時,怎樣的座位才是合乎禮的。禮是告訴人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的辦法。禮是互相性的,不是個體性的,要關注人在社會生活當中的相互關係。禮追求的不是絕對性,而西方哲學與現實生活連接的不夠緊密,禮代表的中國哲學來自於生活經驗,是活著的哲學。
拿我自己作例子,從「關係」中認識我自己的方法是——我是邦妮的丈夫、田(辰山)的教授、奧斯頓的父親、蓋爾的鄰居,我是我生存世界裡的不同關係中的不同角色。如果我把這些關係角色都做好,那我作為一個人就是有個性的了,我會變得獨特了。
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恰恰也是:一個人要把自己整個地給予家庭,而家庭則給予這個人所需的條件使之完成自己。所以,談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定離不開家庭。
西方傳統與此不同。柏拉圖斷定家庭關係一定會導致偏袒,亞里斯多德說家庭不好,認為家庭是不平等的。可以說,西方傳統哲學家都不關注家庭的重要性。現在,與美國民主主義構成最大衝突的正是個人主義,是自私,是普遍的利己主義,是非社會性和非家庭性。現在西方的家庭普遍不穩定。以我的家族來說,我有六個兄妹,只有我的家庭是穩定的。
用「一多不分」講中國故事
記者:您開展「翻譯中國」項目,主要的考慮是什麼?
田辰山:安老師認為,向世界講述中國,存在著話語問題。不對頭的話語,會造成理解中國的障礙。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特點,可以用一句話說,就是「一多不分」,也即「一個世界」「天人合一」。西方自古希臘哲學傳統的特點是人的世界要服從神的世界,是天人為二,也叫做「一多二元」。要是對此沒有了解,只是簡單站在自己文化特質一邊去解讀對方,就構成文化理解的障礙。
這次「翻譯中國」項目,首先要全面了解與掌握安老師的哲學方法,然後要解決認識問題,建立起一個對的「知識框架」,在這個「知識框架」指導下進行翻譯,把真真正正的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才會達到一個雙贏。
記者:什麼才是負責任的比較文化?
安樂哲:將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面臨著兩個障礙:一是西方存在著宗教的概念,所以在面對中國傳統概念時,這種宗教思維經常會悄無聲息地冒出來,從而導致誤解；二是在現代主義的裹挾下,很多西方概念被引入中國,例如無論是「內在超越」還是「內向超越」,這些都是現代概念,都來自於西方。
其實,比較文化中闡釋語境才是最大的問題。當我們看到一個詞彙時,一定不能望文生義,而是要回到中國傳統的闡釋語境中去,只有這樣才能準確理解其含義。經過一種彼此文化的映照,對中西哲學都是一個擴大自身的機會,甚至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傳統。我的方法論是先了解各自的闡釋語境,再通過兩個語義環境進行比較,而不是用一個思想傳統向另一個傳統附會去作分析。
田辰山: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應當以認清中國文化獨特優勢,了解西方文化及接受心理為基礎,這是讓世界了解中國必要的話語準備。
記者:您直接從古漢語翻譯了那麼多的中國古代經典,還對《論語》作了特別的闡釋。這個過程中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安樂哲:中國哲學是智慧,康德哲學是非常抽象的思考,跟做人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康德和孔子都是思想家,而孔子的思想離不開日常生活。
在翻譯和文化比較中,一方面需要利用西方的經驗,另一方面需要還原出一個語境,即中國哲學敘事說理時的情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經典《易經》所提供的自然宇宙觀詞彙對我們進行中國哲學詮釋具有基礎意義。在這個詮釋語境中,中國哲學文化能夠以自己的詞彙講述它自己,從而顛覆以往很多西方人的翻譯。它告訴我們:儒學是「準無神論」的；儒家所說的「天帝」,不是西方人頭腦中的「天主」或「上帝」；儒學的「倫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儒學中的「人」是關係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中國社會是社群社會,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哲學傳統中沒有位置；西方哲學追求「絕對真」,中國哲學探求的是「道」；現代中國成功避免了全盤西化的最糟糕結果,而繼承了儒學中「生生」、「仁民」等眾多合理要素；等等。只有認識到這些問題,才可能做到負責任的比較文化。
把儒學帶到外國去
記者:從您的求學經歷看,您的老師都是學術大家,包括唐君毅、牟宗三,還有李約瑟等。他們對您產生的影響是怎樣的?
安樂哲:18歲時我感覺中國簡直是另一個世界。慢慢地,我跟中國同學們的接觸越來越多,我的好奇心就越來越讓我更想多了解他們的價值觀有多麼不同。
我不敢說跟他們(唐君毅、牟宗三)受過教育,我跟他們認識。認識之後,我知道他們是偉大的學者,所以我仔細看他們的著作。他們那時還穿著長衫。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和錢穆,他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驕傲,中文大學很了不起,四位重要的新儒學家和中文大學有密切的關係。
我也有機會上香港中文大學勞思光老師的課。勞思光是個非常特別的人物,他的祖父是個總督,所以他是中國傳統家族的兒子,小孩子的時候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念北大後開始轉到臺灣,在臺灣讀的學士學位。但那時候,不是讀完學士之後再讀碩士博士,而是本科畢業就要開始教書。勞思光是那種哲學家——在他的範圍裡,沒有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的區分。如果作了區分,那就是對他的限制。
我跟勞思光念過一年中國哲學。開始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以後,我就知道,他是個榜樣。我們一邊談哲學,一邊都抽著煙。他一方面長得漂亮,很喜歡笑；一方面很負責很嚴肅。我是個外國人,但寫的東西要按照他的標準,我只好很努力地學習。
我告訴您我的經歷,是想說這種經歷給我這個年輕人烙下了深刻印象。認識中國文化,就是從認識中國人開始的,就是從日常生活經歷開始的。一個人如果不了解這個活著的、教化的傳統,那只能說,他仍沒有進入中國文化這個「門」。
我認識李約瑟老師的時候,他已經過了90歲。1986年,我在劍橋做博士後的時候,他來聽我的演講。吃飯之前,他喝了一杯葡萄酒,所以演講過程中,他一直在沉睡。到了我講最後一句的時候,掌聲把他驚醒。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他聽過我的演講。(笑)
記者:您做「儒學大家」,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安樂哲:現在在中國一提起儒學,有不少年輕人覺得是保守的,是歷史的包袱。有一種矛盾現象存在,就是作為中國人雖然天天受儒學的影響,但更喜歡聽西方的文化。
有的學者希望純粹性地保留儒學,有的學者希望儒學像宗教一樣被對待,我的目標則是跟中國人合作,也跟西方人合作,在這個轉折的時候,把儒學作為全球文化改革的資源,建立文化新秩序。
我快70歲了,留在夏威夷很好,可在中國我覺得很精彩,一個老外,受中國文化的深厚影響。山東政府給我孔子文化獎,我還有些擔心,是不是跟政府靠得太近了。牟宗鑑告訴我,孔子文化獎評選項很嚴格,有15個評委,你應該接受這個獎。我現在的三個工作可以說「三家為一」,不衝突,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方向和目標。
安樂哲最後說,我的責任和中國的學者不一樣,儒學是全世界的資源,我的責任是要把儒學介紹到西方去,讓更多的人了解儒學,擴大儒學的影響範圍。「就像貝多芬,他的音樂不只德國人喜歡,全世界的人都喜歡聽。所以,我要把儒學從唐人街帶到外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