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長徵》是毛澤東詩詞的代表作之一，流傳甚廣。毛澤東史詩般地再現了萬裡長徵的艱難歷程，歌頌了紅軍不怕困難、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然而，關於這首詩背後的故事，至今仍眾說不一，或者鮮為人知。本文對此進行了一些考證，以便人們更好地了解這首詩的來龍去脈。
一、究竟創作於何時?
1957年1月《詩刊》創刊號發表《七律·長徵》時，並未註明寫作時間。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詩詞》37首，其中包括《七律·長徵》。「六三年版」《毛主席詩詞》是毛澤東生前出版的最為權威的一個版本。毛澤東註明《七律·長徵》寫於1935 年10 月。多數毛澤東詩詞版本都採用這一說法，但是人們的的觀點並不一致，至今存在諸多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七律·長徵》寫於1935年10月。
《黨史博採》(紀實)2013 年第8期刊載的《毛澤東詩詞背後的故事》一文在「《七律·長徵》背後的故事」一節的開頭寫道：「1935年10月，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吳起鎮。毛澤東在吳起鎮待了三天，即前往瓦窯堡。在瓦窯堡的新窯洞裡，他詩興大發，把一張(條)木凳拉到松木桌旁，從錫制文具盒裡取出硯臺，研好墨，用駝毫小楷筆蘸了一下墨汁，在一張宣紙上一氣呵成，寫就了《七律·長徵》詩。」
蕭永義在《毛澤東詩詞史話》中認為：1935年9月27日，毛澤東率陝甘支隊到達通渭縣榜羅鎮。在這裡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把黨中央和陝甘支隊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徵勝利結束。毛澤東的《七律·長徵》大體作於這一時期。郭思敏在《毛澤東詩詞辨析》中說：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軍來到甘肅通渭，在全軍副排長以上幹部會議上，毛澤東講了長徵的意義並充滿激情地朗誦了《七律·長徵》這首詩。
丁正梁在《挑戰者之歌》一文中說：1935年10月初，毛澤東率領紅軍長徵來到甘肅通渭。在城東的一所小學校裡召開全軍副排長以上的會議，毛澤東向全體幹部講了長徵的意義並朗誦了這首詩。沙先貴在《毛澤東詩詞文化解讀》中說：1935年10月2日，部隊到達甘肅通渭。在200多人參加的排以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充滿激情地朗誦了他的新作《七律·長徵》。
這種說法似乎也與毛澤東的傳略相吻合。根據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關於落腳陝甘的戰略決策，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徵的結束。接著該書提到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徵》。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5年10月，過了岷山，長徵則將取得勝利，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七律·長徵》詩。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七律·長徵》寫於1935年9月份。
季世昌在《指點江山——毛澤東詩詞故事》中描述道：1935年9月，紅軍到達甘肅通渭。這天下午，召開了有兩百多人參加的副排長以上幹部會。在聶榮臻政委的陪同下，毛澤東來到會場，並發表講話。他從長徵的意義講到敵人的失敗和紅軍的勝利。毛澤東看大家熱情很高，說道：「我寫了首詩讀給你們聽聽，不知行不行?」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高亢有力地朗誦起他的長徵詩。 毛澤東在副排長以上幹部會上朗誦詩這一情景，很多書籍、文章上都有記載。季世昌沒有明確說明是哪一天，但至少他認為《七律·長徵》寫於1935年9月份這次幹部會當天甚至是會議之前。
研究者對這次會議具體時間的認定不盡相同，有細微差別。蔣建農、鄭光瑾在《長徵途中的毛澤東》中寫道：9月29日，紅軍到達通渭，進行兩三天休整和動員，毛澤東在幹部會上講話中即興朗誦。龔國基在《詩家毛澤東》中寫道：1935年9月29日下午，在一個小學裡召開了副排長以上的幹部會。毛澤東在這次幹部會上發表講話。接著，毛澤東便用清脆的湖南鄉音，鏗鏘有力地朗誦他的新作《七律·長徵》。胡為雄著《毛澤東詩賦人生》也是這種說法：29日下午，紅一方面軍在一個小學校裡召開副排長以上的幹部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講話。接著，他用雄渾的湖南鄉音，一字一頓地吟誦起他的新作《七律·長徵》。張友平、張靜思所提出的時間則稍微有些不同：1935年9月28日，毛澤東在甘肅通渭縣城文廟街小學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召開的全軍排以上幹部會議上朗誦了此詩。這首詩作者定稿於1935年10月。
成仿吾在《長徵回憶錄》中提到長徵詩，當時紅軍剛過完雪山不久，時間還不到十月。胡安吉在《毛主席給我們朗誦詩》一文中回憶說：那是1935年9月, 中央紅軍越過雪山草地，來到通渭，休整一天。這天下午，支隊召開副排長以上幹部會議。會場設在城東的一個小學校裡。聶榮臻政委陪著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微笑著，向大家擺了擺手, 然後用他那宏亮的聲音從容地開始講話。他講了很多，從長徵的意義，講到敵人的失敗，講到我們的勝利。最後，毛主席說：「我寫了首詩讀給你們聽聽, 不知行不行!」接著,毛主席便雄壯地朗誦了《七律·長徵》詩。按照胡安吉的描述，《七律·長徵》寫於1935年9月份。胡安吉是參加過長徵的紅軍老戰士，曾親耳聆聽毛澤東朗誦《七律·長徵》詩，他的回憶應該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很多毛澤東詩詞研究者關於《七律·長徵》問世時間的說法，基本都源於胡安吉的回憶文章，只是因為引用時一轉再轉，才發生了一些變異。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29日，為了紀念毛澤東《七律·長徵》發表六十五周年，由甘肅省通渭縣人民政府和上海電視臺共建的主體造型為「V」形的《七律·長徵》詩碑(右邊刻著長徵詩文本，左邊刻著長徵路線圖，中間託起一顆閃耀著金色光芒的五角星)，就在毛澤東當年首次公開吟誦「長徵」詩的所在地——文廟街小學正式落成。筆者查詢甘肅省通渭縣人民政府網站，在「通渭簡介」欄目中寫道：1935年9月，紅一方面軍長徵途經通渭時，在榜羅鎮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榜羅會議」，毛澤東同志在縣城文廟街小學接見陝甘支隊一縱隊第一大隊先鋒連全體指戰員時首次朗誦了《七律·長徵》。
兩種說法各有各的依據，如果進行更多的文獻回顧，可能還能梳理出更多的材料。上述材料中，有幾處都提到了中央紅軍到達甘肅通渭，提到了文廟街小學幹部會議上毛澤東朗誦詩詞這一細節。中央紅軍到達甘肅通渭的具體時間。紅軍到達甘肅通渭以及召開排以上幹部會的時間，有的說是在9月份，有的說是10月份。那麼究竟是什麼時間呢?
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確定：「9月27日，陝甘支隊佔領通渭縣榜羅鎮」。 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李新等人主編的《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也認定中央紅軍到達甘肅通渭的時間為1935年9月27日。這也就是說，第一種觀點中認為中央紅軍是「1935年10月到達甘肅通渭」的說法和歷史史實不符。這樣看來，可以認為：1935年9月27日，陝甘支隊佔領通渭縣榜羅鎮。然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途經通渭重鎮榜羅後到達通渭縣城；9月29日，在通渭縣城文廟街小學召開了副排級以上的幹部會議，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興致勃勃地朗誦了他的《七律·長徵》。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這樣幾個判斷：一、毛澤東的《七律·長徵》創作於中央紅軍長徵接近勝利之時。二、1935 年9 月29日，在甘肅省通渭縣城文廟街小學召開幹部會議上毛澤東朗誦詩作，說明《七律·長徵》這首詩已經基本成稿。三、《七律·長徵》這首詩初稿的形成時間可以推斷為1935年9月29日當天甚至更早。四、毛澤東對長徵感受頗深，感慨良多，所以他曾經寫下好幾首關於長徵題材的詩詞。《七律·長徵》是毛澤東特別喜歡的一首詩，成稿之後，毛澤東多次示人，文廟街小學會議上朗誦，在瓦窯堡的窯洞裡抄寫，都可以作為例證。在與人分享的過程中，不斷修改，不斷完善，到10月份基本成熟定型。五、寫詩填詞畢竟是藝術思維的創作活動，一般不會留下確切的歷史記載，作者自己也未必能準確記住創作時間。中央紅軍的長徵結束於1935年10月，長徵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七律·長徵》是帶有「總綱」性的一首詩。因此，到1963年毛澤東給自己的詩作標註寫作時間時，很自然地把將其確定為1935年10月，這種理解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二、究竟如何流傳?
《七律·長徵》是毛澤東的第一首七言律詩，是毛澤東詩詞中最早見之於出版物的作品，也是首次被翻譯成外文流傳到國外的詩作。
1936 年6月,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陝北革命根據地進行採訪了4個月的採訪。毛澤東與他多次長談，長徵詩就是毛澤東在一次長談中抄錄給他的，並經英語翻譯吳亮平幫助他譯成英文。斯諾在1958年出版的《復始之旅》一書中講，1936年10月，在陝北保安，「他為我親筆抄下了他作的關於紅軍長徵的一首詩。在他的譯員的幫助下，我當場用英文意譯了出來」。
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個膠捲回到北平。在其夫人海倫·斯諾的協助下，斯諾把採訪手記迅速整理成文，陸續發表在上海的《大美晚報》《密勒氏評論報》《每日先驅報》《太陽報》等一些報刊上。1937年初，他把這些發表了的英文打字稿提供給了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王福時。王福時和時任斯諾秘書的郭達、燕京大學學生李放等一起，利用與《東方快報》社的關係，迅速把這些文稿譯成中文，僅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彙編成《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於1937年4月在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秘密出版。此書除了從《亞細亞》雜誌上翻譯過來的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有關川陝蘇區的三篇見聞外，其餘的內容都是斯諾的文章和訪談。斯諾還為這本書提供了三十二幅照片、十首紅軍歌曲和毛澤東「長徵」一詩的手跡。「長徵」一詩以《毛澤東所作紅軍長徵詩一首》為標題，單獨刊登在《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的封三上。在該書《毛澤東——蘇維埃的臺柱》部分，斯諾寫道：「他更提到紅軍如何舉行了向西北的長徵。關於這次長徵，他寫了一首古典的詩。」 這是有關毛澤東詩詞作品的最早的文字記載。
時隔40多年以後，王福時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了題為《抗日戰爭前夕斯諾幫助出版的一本書》的文章，回憶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編譯出版的過程，並且特別提到「這本書還第一次發表毛主席著名的長徵詩」。
1937年10月，斯諾的英文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1938 年2 月，獲得斯諾授權的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復社」名義集體翻譯、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更名《西行漫記》。在《西行漫記》中《長徵》一章，斯諾寫道：「我把毛澤東主席關於這一六千英裡的長徵的舊體詩附在這裡作為尾聲，他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徵又能寫詩的叛逆。」 《西行漫記》在幾個月內便轟動國內、香港及海外華人。毛澤東的「長徵」詩也隨之更為世人所知。《七律·長徵》由此成為第一首在國外發表的毛澤東詩作。
1957年《詩刊》雜誌創刊之前，國內的一些報刊、書籍也曾刊登過這首「長徵」詩。如四川著名愛國詩人梅英主編、1938年3月出版的抗戰雜誌《血光》；蘇北抗日根據地1942年8月1日出版的《淮海報》副刊《文藝習作》；冀南書店1947年10月出版的《二萬五千裡》一書；1948年7月1日中共東北局宣傳部主持出版的《知識》雜誌第七卷第六期(總第42 期)「紀念黨的生日特刊」刊登了錫金(即蔣錫金)文章《毛主席詩詞四首臆釋》；194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眾圖書公司發行的《紅軍長徵隨軍見聞錄》等。1949年8月2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刊載《毛主席詩詞三首》，其中有《七律·長徵》，題作《長徵詩》，並註明轉載自東北《哈爾濱日報》。1954年2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輯出版的《黨史資料》(屬黨內文件)第1期也刊登了這首詩，標題為《毛澤東同志長徵詩》。195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徵記》一書(系內部發行)，在前面第一篇文章前也刊登了這首詩。 上述這些出版物登載的「長徵」詩，和原稿相比大同小異，但有的在傳抄、排版過程中多有誤字、錯字現象，這就使得這首「長徵」詩在流傳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1957年1月，經作者修改審定，《詩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包括《長徵》詩在內的18首詩詞，《長徵》詩至此完全定型。
隨著《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特別是《西行漫記》的廣泛傳播，加上解放區一些刊物的登載，毛澤東的長徵詩也在中國的廣大地區、眾多的人群中流傳開來。
在延安，1939年5月，魯迅藝術學院舉行成立周年紀念時，舉辦了一個一年來的文藝創作與活動展覽會，其中展出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徵》手書稿。這是毛澤東首次以書法形式公開展示自己的詩詞作品。
曾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袁國平曾經唱和毛澤東的長徵詩。袁國平1941年1月在皖南事變突圍戰鬥中犧牲，說明袁國平的和詩肯定早於1941年1月。袁國平的和詩寫道：
和毛主席長徵詩
萬裡長徵有何難? 中原百戰也等閒。
馳騁瀟湘翻濁浪，縱橫雲貴等彈丸。
金沙大渡徵雲暖，草地雪山殺氣寒。
最喜臘子口外月，夜馳茫荒笑開顏。
長徵詩曾經被譜成歌曲，在敵後根據地廣為傳唱。陳志昂在1996年第4期《音樂研究》的《論毛澤東詩詞歌曲》的文章中指出，「抗日戰爭時期，在敵後根據地流傳的，似乎只有七律《長徵》，可能這也是最早被譜成歌曲的毛澤東詩詞。大約從1940 年起，這首由王承駿(久鳴) 譜曲的《長徵》，在敵後根據地開始傳唱。」
就連國統區的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也知道長徵詩。1945年國共和談期間，民主人士柳亞子曾請求毛澤東「寫長徵詩見惠」。
三、手跡有何珍聞?
毛澤東曾經多次把《七律·長徵》作為珍貴禮物贈給友人。根據郭思敏的說法,《七律·長徵》現在所見存留作者六件手跡。 而季世昌則指出：這首詩現在所見有七件手書。 其實，兩人的說法並無實質性的區別，季世昌所指的第七件手跡其實是根據毛澤東贈送給李銀橋的手書改動而成，也就是通常所見的手書，用「萬水千山只等閒」中的「水」字放大之後替換「金沙浪拍雲巖暖」中的「浪」字。這裡不一一羅列六件手跡的具體時間和題款。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期間抽調了江西省的文藝團體來表演節目或是跳舞。邢韻聲是江西省農墾局文工團演員，有幸與另外三個團員陪毛澤東跳舞。經過幾次一起跳舞、散步、遊泳和聊天，毛澤東對邢韻聲的印象非常好。邢韻聲見毛澤東戴的是一塊老掉牙的手錶，錶帶表殼都失去了光澤，錶盤模糊。在臨別那天早晨，她把自己那塊瑞士產的英那格手錶送給了毛澤東：「主席，沒有什麼東西送給你，送你這塊表作紀念吧!」毛澤東略一遲疑，便鄭重地收下了那塊手錶。毛澤東說：「小邢，你是個大方人羅，我也不能小氣。」他邊說邊走到辦公桌邊，拿起練筆時寫下的詩稿《七律·長徵》，說：「就送首詩給你吧!」邢韻聲小心疊好，放進西裝裙的口袋裡。由於口袋淺小，詩稿有大半截露在外面。毛澤東見了，從自己口袋裡掏出一塊手帕，要過詩稿，仔細包好後遞給邢韻聲，說：「好好放好，不要讓大家看見。我是作為朋友送給你的。大家都沒有，你有，人家會嫉妒的。」後來，毛澤東到南方巡視，又與邢韻聲有過幾次會面。握手時，他發現邢韻聲還沒有買表，他自己出錢讓人通過瑞士駐華使館，訂購了一塊瑞士手錶，叫吳旭君專門送到她家裡，說沒有手錶怕影響她工作。毛澤東贈送的詩稿和手錶，邢韻聲一直珍藏著。
1962年4月，跟隨毛澤東15 年的衛士長李銀橋要調到天津工作。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住地設晚宴，餞別李銀橋全家。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寫道：「我曾請毛澤東為我寫字，老人家已經寫好，寫在一個很長的摺子裡。老人家說：『近來沒有新詩，抄了一首舊詩送給你吧。』打開看時，是毛澤東1935年10月所作的七律詩《長徵》。我恨滿意，收好摺子坐回到沙發上。這時，呂厚民同志給我們全家和毛澤東一道又合了一張影。照片中我手中拿的就是毛澤東的摺子。」邸延生著《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也有詳細描述。毛澤東的手跡是寫在榮寶齋精製的摺子上的，詩後落款為「毛澤東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李銀橋回家後才發現，「大渡橋橫鐵索寒」一句中少了一個「索」字。第二天，李銀橋拿著詩折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笑了笑，提筆在「鐵」字旁邊加了一個「鐵」字六分之一大小的「索」字。離開毛澤東，李銀橋又去請劉少奇、周恩來、鄧穎超在毛澤東寫詩的摺子後面題寫了贈言。郭沫若看了毛澤東寫的摺子，讚不絕口，並說「索」字加寫的就如神來之筆，巧奪天工，即興在後面寫了一首律詩。
李銀橋到天津後，和時任河北省委書記林鐵過從甚密。一次，林鐵的夫人弓彤軒問李銀橋：「你離開主席時，主席送了你什麼文字紀念啊?」李銀橋如實回答：「送了我一幅《長徵》詩手書。」弓彤軒要欣賞，看過以後，又說要拿回去在報紙上發表，好讓更多的人都能欣賞到毛主席的手跡。李銀橋雖然心裡十分不情願，但礙於臉面，還是答應了。
不久，《長徵》詩手跡果然在一家省報上首家發表了。隨後，李銀橋吃驚地發現送還的《長徵》詩「手跡」卻是一份複製件!其判別根據是：原件的背面有中央領導和郭沫若題籤的內容，而送還的「手跡」卻沒有。李銀橋意識到問題嚴重，於是一次又一次地催討、索要手跡原件，但始終未果。當他決心不顧一切要追回手跡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久，李銀橋被造反派關押起來。「罪」名之一就是未經同意擅自發表毛主席《長徵》詩手書、撈稿費。毛澤東有一次來到天津，關切地問起李銀橋，當時的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詳細匯報了李銀橋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卻只是付之一笑，並限期放人。
1976年毛澤東逝世，李銀橋工作也幾經變動：先是從天津調回北京任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副局長，後又調公安部任老幹部局副局長。他工作繁忙，找尋手跡的事也只得擱置起來。1989年，李銀橋離休之後，曾經多方苦苦查找毛澤東手跡下落，但始終毫無結果。這個既有政治意義，又有藝術意義的無價國寶，至今不知所終。
四、究竟如何修改?
從1937年王福時彙編出版《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第一次面世開始，《七律·長徵》多次發表，毛澤東一生中也多次手書此詩。不同刊物的諸多版本和毛澤東手跡的具體文字，與1957年1月《詩刊》正式發表的《七律·長徵》的定稿相比，有多處不同：
紅軍不怕遠徵難，
萬水千山只(似)等閒。
五嶺逶迤(蒼茫)騰細浪，
烏蒙磅礴(滂薄)走泥丸。
金沙水(浪)拍雲崖(懸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最)喜岷山千裡雪，
三軍過後(一過)盡開顏。
「好詩不厭百回改」，毛澤東對長徵詩的文字反覆推敲，也為我們留下了動人的詩壇佳話。這麼多處的改動，因何修改，人們不得而知。但是毛澤東本人對其中的一處修改進行了說明。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批註說：「水拍：改浪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毛澤東所說的這位「不相識的朋友」，是指山西大學歷史系的羅元貞教授。
羅元貞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日本史。他也是嗜好中國詩詞成癖的學者,對此有頗深的造詣。解放初期，羅元貞反覆吟誦《七律·長徵》時，發現第三句「五嶺逶迤騰細浪」中已經有一個「浪」字了，而第五句「金沙浪拍懸崖暖」中又出現了一個「浪」字，顯得重複，且與律詩規則相違，不如把後一個「浪」字改為「水」字更好些。於是，1952年元旦，他提筆呈書毛澤東，祝賀新年並談到自己對毛澤東詩詞的喜愛與修改建議。毛澤東讀到來信後，覺得這個意見提得很好，並於1952年1月9日給羅元貞親筆回信：
元貞先生：
一月一日來信收到，感謝您的好意。此復。
順頌
教祺!
毛澤東
一月九日
毛澤東的《七律·長徵》1957年在《詩刊》發表時，已採納了羅元貞的意見，將「浪拍」改為「水拍」。
1958 年12 月，毛澤東在文物出版社排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上批註說：「三軍：紅軍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不是海、陸、空三軍，也不是古代晉國所作上軍、中軍、下軍的三軍。」
1963 年1 月，毛澤東還應英譯本《毛主席詩詞》譯者的請求，就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作了口頭解釋。他對於「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的解釋是：「把山比作『細浪』、『泥丸』，是『等閒』之意。」當年，《解放軍文藝》雜誌發表了一篇學習《七律·長徵》的文章，認為「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體現了運動戰思想。毛澤東得知後一笑，說：「我看不出有運動戰思想。」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汪建新 編輯：王耐 轉自：天下韶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