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編輯 | 林子人1
「出名要趁早」，張愛玲已經被談論得太多了。如今，張愛玲幾乎承載了當代流行文化對民國的言情式想像：她是早熟的高門才女，年少成名，多才多藝，晚年寓居國外，在孤獨中終了此生。她的金句在網上的流行程度不亞於魯迅，甚至有人無中生有，鬧出許多笑話。但也有人認為，張愛玲之所以會被臆造附會，是因為她的作品充滿一種情情愛愛的「小資」情調，沒有「大格局」。
流行文化對張愛玲的想像距她本人到底有多遠？這種想像如何限制了大眾對其文學創作的理解？張愛玲筆下男男女女的愛恨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有什麼意義？9月30日是張愛玲誕辰100周年，值此機會，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書評人止庵、作家張悅然進行了一場對談。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窺見生前作為作家的張愛玲與身後作為「網紅」的張愛玲有何不同。
活動現場 來源：新經典
文學天才不一定比普通人更聰明，但他們更能承受真相之重
張愛玲在散文《天才夢》裡講述了自己兒童與少年時期被視為天才的種種表現，pingjie三歲背唐詩、七歲寫小說彈鋼琴等等。儘管她在散文後半部分所說的「待人接物的愚笨」和對「一部分生活藝術的領略」可能與文學天才的品性有更深的關聯，今天人們在稱論其天才時，大多還是對應到飽讀詩書、畫畫彈琴，很符合現代小神童的標準。
張悅然認為，許多新媒體經常把張愛玲的《天才夢》當作是勵志故事來講，認為她會外語、自己設計封面，是個多面的勵志女性，「我認為她主要的天賦在寫作上，也沒有必要誇大成現代人非得去學習的榜樣。」
所謂寫作的天賦，不是指文辭如何華麗、情節如何跌宕，而是說一個作家對自身、對人、對他們與世界關係的探索能走多遠。在格非看來，與《尤利西斯》那樣徹底顛覆觀念的作品相比，張愛玲還算比較「溫情」，她涉及到了一些所謂的真相，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或者不願去正視的東西。格非認為，這些作家之所以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不是因為天才特別聰明，而是他們更能承受真相之重。「人沒有太多能力承擔真實，這個真實一直在，可是我們承擔不了，所以我們發明了叫作文化的東西來保護自己，讓所有的事都變得可以解釋。但有時候，你會重新發現這種危險，有些作家會把這些東西突然呈現在你眼前。」同時，格非也強調，自己不太贊同過多地從天才的角度評價張愛玲：「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何以出現張愛玲這樣一個孤絕的個體。」
聊到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止庵表示，張愛玲的一生都被其時代所限制，是個「備受摧殘的天才」。她一生輾轉多地，因為時局的原因，作品發表很受限制，後來也歷經中英文的轉換。止庵認為，張愛玲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存活下來，大部分的才華都被浪費掉了，我們看到的只是其才華的「殘餘品」。
如何與自己的時代相處、保持距離，是許多作家都會面臨的問題。沒有思考者能活在完美的黃金時代，在這一點上，張愛玲也並不那麼特殊。另外，張悅然和止庵強調，張愛玲的晚年生活是她個人的一種選擇，而非真正的「慘澹」。止庵補充了一個趣事，流行文化裡的張愛玲從舊式貴族家庭走出，負擔自己的生活，晚年在美國潦倒落魄，可張愛玲去世時，她還有30多萬的美金存款，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額，後人沒有必要給少年天才強加一個悲情的結局。
寫戰爭革命還是寫男女愛情，無關小說的高下之分
假若對天才的理解囿於技能式的彈琴畫畫寫作，那麼對愛情故事的解讀也不見得能有多高明——尤其當作者是個舊式家庭裡走出來的新女性。
對張愛玲小說一種極具代表性的誤讀是，這些作品是寫給醉心愛情的「小資」女性看的，缺乏「大格局」。張悅然在談論這個問題時首先指出，小說處理什麼樣的問題和主題，與小說的高下之分沒有什麼關係，愛情只是張愛玲所用的素材。她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在尋求活下來的憑藉，愛情就是其中之一。前期人物的憑藉可能比較世俗化，例如說白流蘇的立身根本是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是想攥住蹉跎了半輩子贏得的家庭中的權力。到了創作的後期，這個憑藉更精神化，比如《小團圓》裡面的盛九莉以愛恨為立身之本，《色，戒》裡的王佳芝從鴿子蛋樣的戒指裡確認了愛情的存在，她的臥底信仰也就此崩塌。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裡就曾說過：「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我甚至只是寫寫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 用格非的話來說，張愛玲即是用男女間的小事情來處理「個人與他者相互從屬」的問題。他說道：「我屬於一個他者的群體，他者也屬於我的群體，我和一幫人形成特殊的關聯。我的生命是否有價值需要，由他人來評判。你必須從他人那裡獲得某種認定，你才知道自己生存是否有意義。今天社會裡面，每個人都感覺到這個無比痛苦的事實，而且我們個人原子化生存的觸目驚心，已經不是張愛玲那個時代能比的了。」張愛玲能在今天引起讀者的共鳴，在於她對隱秘情感的揭示，仍然適用於這個人與他者關係越來越複雜和詭異的時代。
「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很明確地表達了她的審美取向。對她而言，講鬥爭的「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壯烈裡面有力無美，悲壯是「大紅配大綠」，刺激有餘，啟發不足，唯有蒼涼如「蔥綠配桃紅」，形成一種參差的對照，回味悠長。如止庵所說，張愛玲筆下的人物都是徒勞的，她不從鬥爭的角度去肯定他們的努力，而是從天的角度，冷眼看人間的徒勞無功，「在她的筆下，誰也膨脹不起來。」但這不意味著張愛玲全然否定人可以作為，只是說她給予的肯定不是以結果來論斷的，愛情有沒有善終、付出有沒有回報，她並不關心。她所欣賞的，是人在虛無上建立起來的一點確信，力與美不可孤立存在，正如她自己所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