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歲。
我認識錢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時我是高二學生，由於徐復觀的兒子徐武軍的介紹，錢穆和我做了一次談話，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
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裡，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歲以後，未再跟錢穆有任何來往，並且三十多年來，對他有不少批評，如今錢穆死了，看到報上的胡亂報導，感而對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錢穆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大體上很有成績，當然也鬧大笑話。例如他考證孫武和孫臏為同一個人，並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孫子」出土，證明了孫武是孫武、孫臏是孫臏，證明了所謂樸學，不過乃爾！
二、錢穆的史學是反動派的史學。他在「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說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家是不可以這樣感情用事的。錢穆的史學卻是攪成一團的產品，他似乎對「本國已往歷史」太「滿意」了，結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與巧辯。今天中國時報登「論民國以來史學，無出錢先生之右者」（龔鵬程語）全是胡說。民國以來的史學家，在解釋上，高過錢穆的太多了。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就出其右。老師前進，學生落伍，只有錢穆那種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現象。
三、今天聯合報登「民初有南錢（穆）北胡（適）之稱」（張玉法語），也全是胡說，錢穆以一中學畢業生、一中學教員，受胡適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後的事，又何來「民初」？錢穆聲名，也從未達到有南北之說與胡適相對過，這是今日貼金耳。不過，在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比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四、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今人皺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傾餘生之力，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子。這就更鬧了大笑話。嚴格說，他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敗的，更見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見其上學朱子手法，而頭腦不清則一。
五、錢穆與當權者關係，是可恥的。蔣介石利用錢穆的反動，來哄抬政權；錢穆利用蔣介石的反動，來得君行道，結果，人越丟越大。被蔣介石「倡優畜之」的結果，他曲學阿世，大儒立場盡失，去朱子遠矣！
六、蔣介石「用公帑建賓館」，為錢穆安老於「素書樓」，證明了雙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報登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其實，請錢穆不要霸佔公產、請他遷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華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錢穆談了一輩子「義利之辨」，自己義利當頭，卻貪鄙如此，實在有愧晚節。「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顯示了大家愛他以德，他在搬家三個月後死去，頗有「曾子易簀」味道，這全靠錢太太深明大義之功。中國時報登「顯示了他對辭受之際自有分寸」（龔鵬程語），其實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辭，這又何來「分寸」？搬家以後，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書樓」）為言，足見其本人「義利之辨」，老猶不清，幸賴豪門之女錢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脫走，嗚呼，亦云險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
李敖有話說3之錢穆故居前發表荒謬言論
現在話說到了臺北市士林區東吳大學旁邊的錢穆故居。錢穆故居的以前的名字，叫做素書樓，這個三個字是錢穆自己寫的，今天我來參觀錢穆故居，並且就地講一講，有關錢穆的背景和故事。
……
這個房子是當年，蔣介石拉攏一些，有名的學者回到臺灣來。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請胡適回來。胡適本來要自己蓋房子的，蔣介石就說，中央研究院蓋一個房子，當然那裡就屬於公家的，就胡適回來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適的汽車是自己的，他從美國運了一輛，二手貨的汽車。後來就林語堂回來，蔣介石送他陽明山的那個房子，所以林語堂死了以後，這個房子就還給了臺灣的政府。錢穆這個房子呢，是蔣介石為他蓋的，可是產權不清，就屬於臺北市政府的，所以錢穆九十四歲的時候，臺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歲搬家的。後來大概錢太太很生氣，覺得被他們趕走了，可是錢穆大概臨死的時候，都不曉得他已經搬家了，因為他以為他只是去，到外國去，就整個是這個情況。就是說那個的時代，蔣介石說把房子給誰就給誰了，可是那時候可能把手續上，辦得不夠清楚，就留下一個後遺症。後遺症就是最後，這個主人被掃地出門。可是我認為這個錢太太的反應，也太激烈了，當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後被趕走，她要把所有東西都要搬走。本來這個房子作為紀念館，也好故居也罷，太單薄了，這一搬走的話更慘了。畢竟我們要紀念是人，也不是說要紀念這個建築物嘛，建築物本身其實沒什麼，那重要的是，曾經在這裡住過的錢穆先生。
……
可是我覺得對我說起來，像我到了這個紀念館，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錢穆一定勾結了蔣介石，才有這個房子，這令我非常的覺得有這種感覺。就是我覺得跟蔣介石，勾結在一起的，大概都是會失掉他自己的很多原則。這是典型的例子，連一個，最後一個房子都不能保住，產權都不清，這個搞得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第二個作為紀念館而言，這個錢夫人做得太趕盡殺絕了，我認為她應該把這些東西，不要一批一批搬走，最後連個什麼床都要搬走，我覺得這種反應是太離譜了。
這個房子是當年，蔣介石拉攏一些，有名的學者回到臺灣來。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請胡適回來。胡適本來要自己蓋房子的，蔣介石就說，中央研究院蓋一個房子，當然那裡就屬於公家的，就胡適回來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適的汽車是自己的，他從美國運了一輛，二手貨的汽車。後來就林語堂回來，蔣介石送他陽明山的那個房子，所以林語堂死了以後，這個房子就還給了臺灣的政府。錢穆這個房子呢，是蔣介石為他蓋的，可是產權不清，就屬於臺北市政府的，所以錢穆九十四歲的時候，臺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歲搬家的。後來大概錢太太很生氣，覺得被他們趕走了，可是錢穆大概臨死的時候，都不曉得他已經搬家了，因為他以為他只是去，到外國去，就整個是這個情況。就是說那個的時代，蔣介石說把房子給誰就給誰了，可是那時候可能把手續上，辦得不夠清楚，就留下一個後遺症。後遺症就是最後，這個主人被掃地出門。可是我認為這個錢太太的反應，也太激烈了，當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後被趕走，她要把所有東西都要搬走。本來這個房子作為紀念館，也好故居也罷，太單薄了，這一搬走的話更慘了。畢竟我們要紀念是人，也不是說要紀念這個建築物嘛，建築物本身其實沒什麼，那重要的是，曾經在這裡住過的錢穆先生。
……
所以我認為是，要加以譴責很荒謬，好像站在這個，這個錢穆的故居前面，說這個話好像很荒謬。這就是人生，我認識錢穆的時候，我只有十七歲，現在我已經七十一歲了。
三
李敖有話說3之這個時代，我們不再有機會成為錢穆
今天我坐在臺北市士林區東吳大學旁邊的錢穆故居，錢穆故居的名字是二00二年確定的，在二00二年以前，它叫錢穆紀念館。為什麼我到錢穆紀念館來？因為我要做一連串的特別節目來跟大家談談錢穆。
前一陣子我做了林語堂故居專門的節目，我曾經跟大家說林語堂的這個故居在林語堂死了以後捐給了臺北市政府。後來我一想這個消息越來越不正確。為什麼呢？因為林語堂臨死的時候，他的經濟情況並不好，那麼貴的房子怎麼可能由他家裡面捐給了臺灣的政府。我把書翻開查一查就發現這個房子根本就不是林語堂的，是蔣介石假公濟私送給林語堂的房子。所以林語堂死了以後，他沒辦法把它據為己有，所以就送還給臺灣政府了，我把這個模式叫做林語堂模式。同樣的還有另外一個紀念館，我把它叫做印地安模式。什麼叫做印地安模式呢？是當時美國白人挖苦印地安人的，這個東西我送給你，最後我又收回了不給了，這叫印地安式的給予者。今天我在這裡錢穆的故居就是印地安式的給予者。蔣介石當年假公濟私給了錢穆，可是在錢穆九十六歲的時候，這個房子要被臺北市政府收回，說：「當年我們沒同意，這個財產是臺北市政府的」。錢穆在九十六歲的時候，搬離這個地方，兩個月以後八月三十號，他就死掉了。
這個背景就是當年錢穆家裡面的這個造型，這後面有個對聯：這邊是立修齊志，這邊是讀聖賢書。請注意那個角上寫晦翁。晦翁是誰呢？就是宋朝的朱熹，我們叫做朱子。可能是當年錢穆崇拜朱熹，所以留下了這幅對聯。錢穆一輩子佩服朱熹，他的晚年還寫了一連五本的叫做《朱熹新學案》。
我特別坐在這裡，坐在錢穆以前坐過的椅子上面，跟大家談談錢穆的故事。首先大家看一篇文章，在毛澤東選集第四集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號，毛澤東寫的。他裡面有一段話講到美國人怎麼樣的欺負我們中國人，利用很多美國卵翼下的這些人助紂為虐。「美國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份人，到了後來，美國帝國主義和他走狗，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例如傅斯年，例如錢穆之類，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中國的知識分子都造反了，可是有幾個特殊的人在毛澤東眼裡是反動的，毛澤東特別把他們點名，一個一個舉出來。我特別用毛澤東的話作為這個節目的一個導言先定位大家知道錢穆是什麼人。錢穆就是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點名批判的反動的知識分子。今天我在他的故居，跟大家講這一段話的來龍去脈，大家不覺得好有趣嗎？在錢穆九十六歲死掉以後，你李敖忽然坐在這裡談起錢穆來了呢？有沒有一點唐突呢？也沒有。大家絕對想不到，我跟錢穆認識，我們兩個人還做過一次談話。那個時候的我只是個高中學生，寫了一封信給他，指責他的著作裡面的幾個錯誤。這位老先生他跟我寫過信，我們兩個人還見過一面，我慢慢把它這個過程給大家談出來。
當時，我第一次看到錢穆的時候，我有點懷疑是不是他本人，他長得矮矮的小小的和藹可親，可是滿口的無錫的土話，聽起來有點吃力，可以講四個「字貌不驚人」。錢穆他是個很土很土的學者，他沒有接觸過外國東西，他一輩子念英文的時間不會超過兩三年，所以英文不能談。可是我告訴大家，近代中國有一些人是怪怪的，他是土生土長的，結果他竄起來了。錢穆就是這麼一個土生土長的人，結果他變成一個在中國古典的學問裡面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學者，變成個我們一般所謂的大學者。我願意在這裡談談錢穆的原因就是他在我們近代中國裡面的一個特殊的人物，再講一遍他是土生土長的，他的學歷只有中學。他忽然能夠竄起來什麼原因呢？就是在北京大學當年大家流行談古典東西，研究先秦朱子研究這些東西。有一個當時的中學畢業的小學老師寫了一些論文談到這些先秦的古典的東西，被北京大學畢業的一位學生，當時也是有名氣的叫做顧頡剛，他發現了，把他請到燕京大學去教大學一年級跟二年級的國文。後來他的歷史方面的研究被顧頡剛這樣捧場，他就進了北京大學去教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後來也教了國史大綱中國通史。我告訴大家這種人今天沒有了，為什麼沒有呢？第一個制度上面第一個制度上面先把你掐死，你只有中學畢業怎麼能夠到我們大學來教書呢？只有當時那個社會，當時那種對人才的賞識，當時的那種寬容，才允許這種自成的一個學者進入北京大學。今天這社會制度卡得死死的，到處要文憑要資格，你再有成績也拒絕你了。所以，錢穆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說這樣一個優秀的人他完全靠著自修變成了燕京大學的老師，這是一個寬容的社會，今天再也看不到了，包括在臺灣。所以今天我坐在這裡告訴大家，我坐在錢穆坐過的椅子上面告訴大家，他那個時代有這種機會，從過去走來，今天我們不再有這種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