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是著名的絲綢之鄉，歷來是中國絲綢生產和絲綢貿易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精湛的加工技藝，豐富的絲綢品種，使這一源遠流長的生產技術，與蘇州人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傳統文化。
1992年8月27日，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阿里·哈桑·姆維尼和夫人及其隨行人員在國家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和副省長高德正陪同下參觀蘇州市絲綢服裝廠。蘇州的蠶桑絲綢文化在國內外交往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溫潤之域，得天獨厚
蘇州地處太湖流域，氣候溫暖溼潤，適桑宜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促使了蘇州一帶的農村中較早地形成了種桑養蠶的習俗。作為太湖流域文化的一部分，蘇州地區的先民已經掌握了較為複雜的手工紡織生產技術；四千多年前，進入父系氏族公社社會以後，人類從馴化家蠶，進而開始了養蠶、繅絲、織綢的原始生產，絲綢作為一種高檔用品，進入了人類生活史。
夏代蘇州屬揚州之域。據《尚書·禹貢》記載，禹定九州的貢物中，這裡就有一種名為「織貝」的貢品。這種所謂的「織貝」，實際上就是一種彩色的絲織錦帛，由於具有貝殼的紋樣而得名。
商末泰伯避居江南，建立勾吳國，經過周代絲綢生產的普及，到春秋蘇州成為吳國的國都時，這裡的絲織品也已發展到有錦、縞、羅、繒等種類，生產製造達到了相當的規模。
吳國國勢漸盛，吳王在蘇州城裡設織裡，闢錦帆涇，並將地產絲織品饋贈中原各國，「左百人，右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吳地貴縞，鄭地貴」等文獻記載，都說明當時蘇州的錦繡類織物已達到了一定的數量以及具有著較高的知名度。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519年，吳楚兩國曾因爭奪邊界桑地，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
由此可見，蠶桑絲綢當時已成為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絲綢織就，秀麗城池
秦漢以來，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和生產力的發展，民間普遍養蠶織綢，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成為了當時蠶桑絲綢生產的主要形式。
到三國東吳時期，江東絲綢的發展出現過一次高潮，絲綢產品被大量地生產，「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絲綢成為「瞻軍足國」的重要物資，以至孫權專門頒布了「禁止蠶織時以役事擾民」的詔令，同時留下了吳趙夫人在絲綢上繡制山川地勢圖等傳說。
此時蘇州的絲綢生產已發展到有生織和熟織、素織和色織等技術，產品也有平紋生織的繒、斜紋組織的綾、緞地色彩的錦、變化組織的綺以及紗羅織物的羅等絲綢大類，太湖流域蠶桑絲綢的發展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蘇州正逐步確立自己錦繡之地、絲綢之鄉的地位。
這一時期，蘇州的絲綢技術開始傳向國外，據記載，秦代蘇州就有人東渡黃海，到日本傳授養蠶、織綢和縫製吳服的技術，通過海上通道進行吳絲、吳綾的絲綢貿易不斷擴大。
兩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由於北方戰亂不斷，而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因此絲綢生產在南方得到了更快的發展，並出現了以布帛代租、以絲綢徵稅的情況，從而大大地刺激了民間絲綢的生產，特別是農村家庭絲綢副業的發展。
同時，隨著北方民族的大量南遷，中原一帶先進的生產技術也不斷地帶向了江南，江浙一帶絲綢生產的技藝日見精巧，吳地織女已出現了較高的生產手藝，這為歷史上絲綢技術和生產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礎。
據《唐六典》《元和郡縣誌》等史書記載，唐貞元以後，江南道的絲綢貢品花色最多，數量最大，除了進獻白編綾、吳綾等大宗絲綢外，還進奉紅綸巾、寶花羅、文吳綾、吳朱紗、御服鳥眼綾等絲織物數十種，這表明江南地區的絲綢生產技術水平已經位居全國前列。
到唐寶曆初年，蘇州的絲織機戶達到了上萬戶，腳踏繅絲車和束綜提花織機等絲綢織造新工具，得到了較大的普及。同時出現了專營販賣絲綢的絲行，以及通過黃泗浦港（今張家港）不斷進行綢緞的出口。蘇州絲綢的品種也更加繁多，「春船載羅綺」的景象，每每可見，絲綢貿易往來的繁盛僅次於長安，蘇州也成為朝廷徵收絲綢的主要地區之一。
一雄既出，眾星拱月
宋元時代，隨著皇室的南渡和全國經濟中心的南移，南方的經濟、文化在歷史上出現了一次空前的大發展，太湖流域特別是蘇州的絲綢業，從此也開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繁榮時期，全國絲綢生產和技術的重心向蘇州以及太湖流域發展已成為定局。
傳統的蠶桑絲綢業，之所以能在當時蘇州一帶迅速繁榮起來，並佔有全國絲綢生產以及當地經濟發展的較大比重，不僅是由於這裡有著良好的地理條件，更重要的是在戰亂和歷史的變遷中，相對穩定的南方經濟、文化發展面臨較好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得益於蘇州一帶具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當時的絲綢，除了用於日常的衣用服飾外，還大量地運用到非服飾用的領域，如宗教禮儀方面，裝飾與繪畫方面，以及書畫的裝幀上等等。
南宋時期，蘇州的緙絲生產是傳統絲綢技術上的一次突破，它跳出了傳統絲綢的工藝和服飾用途的界限，產品大量地被作為藝術性的商品供人玩賞，沈子蕃、吳子潤等緙絲名家所製作的作品，在當時已是價值連城。
蘇州絲綢中的典型產品宋錦，在當時也是盛行一時，宋錦、仿古宋錦產品由於色調深沉，古色古香，除了用於服飾外，還大量地被用於書畫的裝幀，以滿足文人墨客的雅興。
20世紀50年代中葉和70年代末，在蘇州虎丘塔和瑞光塔內，先後發現北宋和五代的經卷，其外包覆物和經卷縹頭，均為不同色澤和不同花紋的絲綢絹、綾和錦等織物。可想而知，當時蘇州的絲綢技術和產品已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朝廷在蘇州城平橋南專門設立了織造局，遣官督理，具有高超技藝的絲綢工匠被聚集在官辦作坊內，為皇室生產高檔的絲綢。當時較為盛行的絲綢織物，主要為織金類織物，有「扁金」和「圓金」之分，象徵著皇家和貴族的尊貴與權勢。
60年代在蘇州盤門外張士誠母曹氏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元代絲織品，有錦、緞、綾、絹等衣物被褥，紋飾圖案極為精緻，有鳳戲牡丹、喜鵲棲枝、梅蘭竹菊等，這批文物目前被保存在蘇州博物館內。元貞年間，還在玄妙觀機房殿設立了吳郡機業公所，傳統的家庭絲綢業，開始逐步轉變成機戶這種專業的絲織業作坊。
東北半城，萬戶機聲
明清蘇州的絲綢業，延續了元代官府織染局和民間共同發展的格局，在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產品種類以及對外貿易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
明永樂年間，鄭和從蘇州劉家港出發七下西洋，就曾帶去成批的絲綢和絲綢製品，進行了大量的物對物貿易；清康熙至乾隆年間，蘇州織造局的生產規模是全國之冠，蘇州傳統絲綢手工業進入頂峰時期。
官府的織造局由督造官員或太監駐蘇直接管理其事務，每年在完成皇室規定的織造任務外，往往還有各種臨時辦差，如帝後的大婚、萬壽貢、端午貢等，數額極為龐大。官機如應接不暇，往往將緞紗工料下發民間，由民間機戶承造，因此促使蘇州城鄉絲織手工業作坊大量設立，民間織造的規模漸趨擴大，蘇州及周邊地區真是遍地蠶桑，滿目錦繡。
據史志記載，蘇州古城內有「東北半城，萬戶機聲」之說。而各種絲行、絲帳房、紗緞莊以及行會公所、會館等經貿商業和輔助行業林立，絲綢生產和絲綢貿易呈現出一派繁華的景象。
蘇州周邊的農村，也相繼形成了盛澤、震澤、洞庭山等絲綢集市，蘇州由此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府」。
至鹹豐年間，蘇州遭兵燹，但到了同治、光緒年間，蘇州的絲綢手工業仍然具有著較大的規模，織綢的木機總數有一萬五千多臺，從事絲綢業的人數達十萬多人，年產真絲綢緞三十六萬匹，值銀約六百餘萬兩。當時的主要產品有妝花緞、織金緞、庫緞、漳緞、天鵝絨、高麗紗等，特別是蘇緞聞名全國。
衝擊中的變遷
清末民初，由於受西方工業革命的影響，幾千年來蘇州傳統的蠶桑絲綢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新興的機械生產技術，改變了分散的傳統絲綢業手工作坊生產的方式，導致了集中生產管理的近代工廠的大量出現。
光緒二十一年（1895），蘇州在盤門外首先創建了官督商辦的蘇經絲廠，隨後在葑門外又相繼出現了恆利絲廠和延昌恆絲廠。
1917年陸季皋等人開設了振亞織物公司，接著延齡、東吳等綢廠也相繼設立。
1921年蘇州鐵機絲織業同業公會成立時，蘇州的絲綢廠有十四家，到1937年抗戰前夕，絲綢廠已發展到八十三家。
隨之興起的繭絲業與傳統的土絲業之間的激烈競爭，最終導致了土絲業徹底退出市場。
1926年，隨著進一步完成了電力絲織機的普及化，絲綢生產的勞動效率得到了顯著提高。
這些重大的變化，標誌著蘇州蠶桑絲綢傳統的手工業生產已徹底地衰落和終止，蘇州的蠶桑絲綢業從此進入了近代工業的發展時代。
詩意的棲居
鼎盛輝煌的明清蘇州，繁華似錦的絲綢生產，錦衣玉食的坐商行賈，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擴張了蘇州的城市版圖。
二千五百多年來，蘇州城池每一次變形與拓展，都能找到與絲綢業息息相關的蛛絲馬跡。
可以這麼說，正是五彩的絲線在漫長的歲月中，編織出了蘇州縱橫的街巷，編織出了蘇州如網的河流，編織出了蘇州獨一無二的經緯。而蘇州本身也猶如一張巨大的織機，以街巷為經線，以河流為緯向，以船隻為金梭、銀梭織造拓展了自己的錦繡城池。
然而，隨著陸路交通的崛起和現代化纖織物的出現，古老街區裡的絲綢遺蹟，也漸漸隱入了人們的視線以外，水影絲光正在人們的冷落中消逝。
也許，只有讓古城的水影絲光最大限度地散發和延伸出來，才能真正對新生活注入現代性的理解。也才能產生出遠古文明與現代文明和諧相處的對話精神和美學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