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到今年的《故宮六百年》，作家祝勇已經出版了多部有關故宮題材的作品，若從《舊宮殿》算起，則寫了十幾年，算是寫故宮的「專業戶」了。
現任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的祝勇，也是綜藝節目《上新了，故宮》的總編劇
在進入故宮工作之間，祝勇的人生經歷可謂豐富，他十八歲離開瀋陽遠行，在北京讀書、工作、定居，感覺自己有兩個故鄉，一個是生己養己的故鄉，一個是文化的故鄉。這個文化的故鄉，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經埋藏在他的血脈、基因裡。之後，他去南方，入藏地，幾經歷險，「在大地上爬行摸索」，生命和寫作好像隨著空間的拓展而延長、變化。他蟄居京郊小鎮，埋頭寫作，還組織了一支作家足球隊，但禍不單行，他在比賽中受傷，養傷足足半年。傷好後，他受邀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藝術家，回國後「又讀博、寫作、拍紀錄片。此後的時光，像一隻快速轉動的陀螺，自己想停都停不下來」。
祝勇曾反覆說：我希望躲在文字的後面，像塞林格那樣隱居在村野。他記起一個聽來的故事：寺廟裡描繪壁畫的僧人，在洞窟裡，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蠟燭，在所有人的注視之外，摸索著，默然無語地畫下每一筆。不知多少年過去，他開門走下臺階，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間。朝拜的人蜂擁進去，驚豔於壁畫的精湛與美麗，卻對他的存在一無所知。「但他什麼也沒有失落。他把創造的快樂帶走了，由自己獨享。每一個創作者，內心都珍藏著一份獨屬於自己的秘密快樂。」
這樣的快樂，正是他書寫故宮書寫歷史時的心境寫照。在他之前給本報撰寫的《在時間中相濡以沫》一文中，他說幸好生活在一個強大的富有想像力的時代，「在這樣一種時代格局下回望歷史，歷史也才會顯露出它的可愛與真實。」
歷史不只是一個盛水的盤子，它更是一片海，表面上看什麼都沒有，實際上卻包羅萬象。一個歷史的工具論者，就像一個漁夫，或者一個海洋捕撈工作者，在大海裡取其所需，而一個「互動」關係的建構者，卻是一個潛水員，甚至是一隻海洋生物，在大海裡生存，他是體魄，被海洋所塑形，每時每刻，都可體會到大海的波瀾壯闊、急浪暗流。
在上海書展上，祝勇帶來了新書《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今天夜讀，為大家帶來其中關於他思考歷史寫作觀念的篇章。
祝勇 /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有時我也在想，這樣寫下去，是否有意義？不是因為世界對寫作的刻薄，而是我陷入對寫作意義的懷疑。藝術的創造，固然是向有盡歲月發出挑戰的一種方式，只有通過這樣的挑戰，才能讓脆弱的生命顯示出應有的尊嚴。但在這個世界上，不要指望有什麼事物能夠不朽。所謂的永垂不朽都是騙人的，萬物皆朽，這才是最高的真理。我知道，在並不久遠的將來，我所寫的一切都將變成一堆廢紙，像我的身體一樣，爛在泥土裡。將來的人們不需要它們，甚至現在就已經不需要了。為了那個虛無的將來，值得以年華為賭注嗎？
但每當我回到自己的書房，打開電腦，所有的怨懟就無影無蹤了，就像對一個深愛的女人，每一次生氣、爭吵，最終只能增加自己的愛。我發現自己仍然是那樣深愛著寫作，從來都沒有變節。哪怕是一瞬間的動搖，都讓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愛著，就有意義。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對下棋的熱情也絲毫不會減損。因為他不是愛棋王，而是愛下棋。
我把寫作稱為「一種寂寞而又誠實的生活」。農民種地也掙不到多少錢，但對於人類來說，種地無疑是偉大的，因為它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有人輕視農民，無非是因為他們勞動的辛勤、收入的微薄和身份的卑微，但種地的偉大，絲毫不因人們的輕視而被抵消。人們可以忘記農民，卻不能忘記吃飯。而吃飯本身，就已經包含了對農民勞作的認可甚至褒獎。前幾天，在紀錄片《茶，一片樹葉的故事》裡，我看到那麼多愛茶的年輕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對這份勞動愛得沒有理由，他們也因此顯得無比可愛。一個一無所有卻仍然受到尊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尊貴。
喜歡張煒說過的一句話：「寫作者願意把自己放在文字後面，這樣交流起來更方便。他們有一支筆一張紙，通過它，彼此可以不太失望。」
張煒道出了寫作者和演員的根本區別。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對於演員來說，有時很難將自己與角色區分開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們的生活甚至也成了一齣戲，更受矚目，失去了這種矚目，他們會手足無措。他們的所有表情、動作、態度，都隨時為這種矚目準備著。而作家，則更需要一種本質的生活。我終於明白，我對寫作的嚮往裡，包含著對本質生活的嚮往。
只有寫作是必需的。儘管紙質書在做著垂死掙扎，儘管出版作品的經濟回報與影視作品不可同日而語，但在我心裡，沒有一種文字載體比紙質書更加神聖。一個商人的成功可以寫在支票上，但一個作家的成功只能寫在作品上。我這樣說沒有歧視，它們只有不同。
在進入故宮之前的差不多十年裡，我已經開始了對故宮的書寫。我通過文字，向這座莊嚴的城靠攏。
我曾無數次地走進故宮的大門——以遊客、朋友或者作者的身份，有時會在李文儒先生（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辦公室裡暢談至深夜。我喜歡故宮的氣息，喜歡它厚重的滄桑感和不可侵犯的莊嚴感。因為與李文儒先生相熟，我參與、策劃了故宮的一些活動，這使我在進故宮博物院工作以前，就有幸走過了故宮的各個角落，其中包括不少「故宮的隱秘角落」。那時故宮博物院的「百年大修」工程開始不久（該工程起於2002年，將於2020年結束），許多地方還是「荒草萋萋」，這使我有幸目睹了故宮被修葺一新之前的模樣。很多年後，我在《故宮的隱秘角落》一書裡寫下這樣的話：
站在個人立場上講，我不願意看到所有的殿宇都修舊如新，因為一座修繕一新的建築無疑會破壞時間的縱深感，使它變成了一個平面，僵硬，沒有彈性。在我看來，只要保證那些破舊的宮殿不再繼續毀壞，就不妨以廢墟的形態向公眾開放。故宮不是一個堆放古代建築的倉庫，而應該像潮水衝刷過的海岸、風吹過的大地，保持著最自然的流痕——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從建築保護的角度上說，修葺的意義毋庸置疑，但從寫作的角度上說，我更迷戀修葺以前的那個故宮，它更加「原始」、蒼老，也更加真實。它讓我對歷史的認知一下子變得立體起來，真切起來，好像歷史中的那些人還站在那裡，我不經意地走過一個轉角，就會與他們迎面相逢。
我不曾想到，自己會被調入故宮博物院，成為一名研究人員。長久以來，故宮就像藏地一樣，那麼幽遠、神秘。我曾無數次地走入這座宮殿，寫過好幾本宮殿之書，這一次，我與它緊緊地綁定在一起，無法分開了。我至今保留著鄭欣淼院長發來的一條簡訊：「故宮是寫不完的！」
每當穿越車水馬龍的街市，走進這宏大的宮殿，樹上的鳥鳴，帶給我無比的清透寧靜。我一頭扎進宮殿西北隅的一個獨立的庭院，那是故宮博物院的圖書館，去一頁頁地翻動影印版的《四庫全書》，這是一種促膝長談。故宮容納了太多人的生命軌跡，而它自己也是一個生命體。每當大雪之後，我站在空曠的宮殿裡，看飛簷上的積雪一點點地斷裂，沿著飛簷的弧度緩慢地滑行，然後接二連三「撲簌撲簌」地降落在地上，我就知道，故宮不是一個死物，而是像我們一樣，有自己的律動和感情。
我痴迷於這座宮殿，時常會一直待到夜裡。我發現，這座舊宮殿的美，竟然那麼適於在夜色裡展開。它就像一個人在夜裡褪去了華麗的外表、虛擬的表演，我聽得見它安靜的心跳，那裡面藏著它最真實的隱秘和疼痛。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有時五點半就全黑了，只剩下宮殿的剪影在冰藍的夜空下波瀾起伏。下班之後，一個人從宮殿的最深處走出來，我會想，在明清兩朝，宮殿是不會這麼黑的，因為各座宮院裡都有人。只要有人，就有燈火。一盞盞燈，在宮殿深處亮起來，滲入重重的夜色，宮殿也就有了生氣和活力。所以我想，那時的宮殿和今天是不一樣的。
那時的宮殿，有萬千燈火，有人影晃動。整座宮殿，就像一隻超級豪華遊輪，漂浮在夜色之上。那時，我心裡時常會想念那些消失的故人。我說「想念」，是因為我對他們從不陌生，只是相別已久。時間試圖拉遠人與人的距離，但故宮有自己的時間，故宮的時間與外面的不同。故宮的時間不會讓人走遠，相反，會讓不同時代的人靠得很近。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出版書影、劇照；封面圖：雨後故宮，來自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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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祝勇《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故宮擁有一個與外面世界相反的時間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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