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寫明信片的方式寫了一本書。
我決定用寫明信片的方式寫一本書，然後陸續有了這個專欄的文章。這種方式讓互動變得難以掌控，但是，與陌生人互動是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所謂社會，就是人和人互相介入生活的過程。這個過程讓我們重新審視生活中的細節，以及細節與我們的關聯，並且以經過思考的方式表達出來。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幾年前換了智慧型手機之後，我發現這隻手機首先是相機。它很快改變了我拍照的方式，隨後又改變了我使用照片的方式。智慧型手機可以隨時隨地拍照，非常便捷地把照片插入文本。這堅定了我的看法，照片和文字應該結合得更緊密。
寫作和拍照以前完全是脫離的。很多攝影師堅持不闡釋甚至不談論自己的照片。有些人這樣做，也許只是為了保持姿態，但也有一些攝影師真誠地相信，照片存在的全部價值，是因為它能傳遞無法用語言傳遞的信息。有些評論家也反對攝影師闡釋自己的作品。他們認為闡釋照片是讀者的特權，攝影師應該隱藏在作品背後，最理想的情況是讓讀者根本意識不到他們的存在。
這本書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人與人如何互動，第二個問題是人際互動的視覺性。我想強調的是城市這種人造空間對我們的社會感知和互動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往往並不為我們所知。攝影師讓·摩爾（Jean Mohr）和作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合作了3本書，既有《幸運兒》（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和《七分之一》（A Seventh Man）這樣的紀實報導，也有《另一種講述方式》（Another Way of Telling）這樣談論視覺文化的理論著作。這些圖文書提供了一種示範，文字和圖像結合得當的話，可以創造新的閱讀經驗。
但這幾本書也強化了攝影師和寫作者的分工模式。和那些很少談論照片的攝影師一樣，在這些書中，讓·摩爾對自己的作品沉默不語，把闡釋照片的任務完全交給了約翰·伯格。當然，約翰·伯格談到照片的時候是審慎的，很小心不去破壞照片營造的氣氛，也絕不用文字描述照片的細節。
設計師也為照片留出了足夠空間，讓·摩爾和約翰·伯格的名字總是並列出現在封面上，而不像其他圖文書那樣，攝影師的名字總是另起一行，列在文字作者的姓名下面。但這些努力，還不足以回答一本圖文書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受約翰·伯格的啟發，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準備寫《最後的天空之後》（After the Last Sky）時，邀請讓·摩爾去拍照。這本書的主題是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與現實，中間還夾雜著薩義德的家族記憶。
薩義德顯示了自己結合圖像進行歷史敘事的高超技巧，很顯然，他對視覺藝術的感受力絕不亞於對文字的掌控力。但是，相比約翰·伯格，愛德華·薩義德對攝影的理解，更像普通美國報紙的編輯。在薩義德的書裡，照片的作用類似於刑事起訴書上的物證，是對一個寫作者到過現場的背書。
薩義德深知，自己的讀者群集中在知識分子圈。要讓更多的人——也就是知識水平較低的人，理解這本書的主題，需要想點辦法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使用一些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和理解的傳播技巧。照片是薩義德讓自己顯得較為通俗的變通之道，是他為了討好低層次讀者而彎著腰說話的嘗試。在書中，薩義德並不諱言這一點，而讓·摩爾繼續一聲不吭。
其實，讓·摩爾的拍照風格並不適合政治指控。他的照片甚至不適合媒體。他那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不管是英國鄉村酒吧裡的跳舞的人，還是一條通往土耳其某個村莊的砂石路以及路邊的橄欖樹，其成功之處，在於它們刻畫了一種特別的當地氛圍。這種氛圍是在安靜而快速的拍攝中，用許多張照片逐漸累積起來的。
照片上的景色、人物和各種小物件的特寫，讓·摩爾的構圖方式和後期製作時選擇的影調，能夠激活讀者的情感和記憶，引起他們的共鳴。但照片激發共鳴的過程，並不像檢察官在法庭上展示物證那樣，需要構建一條因果關係的鏈條，更不用指向唯一的結論。
實際上，圖像刺激情感和記憶的方式既微妙，又多樣，和人類情感和記憶本身的多樣性成正比。這和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說城市是一種人造的空間，但其實沒有什麼空間是自然的。我們看到的一切都因為人類情感、觀念和行為的投射而帶有人性色彩。通過將某些事物客體化，人們可以去掌握它們，賦予它們價值，但即使是這樣做，目的也是為了弄明白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些問題本身並不深刻，相反，尋求回答是人作為社會生物的本能。圖像可見的特徵會約束過度聯想或過度闡釋，所以，儘管薩義德的文字指向清晰，儘管他努力想通過超凡的文字技巧包裹讓·摩爾的照片，將它們用於政治說服，但那些照片並沒有排著隊，向著薩義德指定的結論走過去。結果，這本書裡的照片和文字沒有互相成就，而是削弱了彼此。
意義含混其實是圖像的一般特徵。宗教壁畫是為了向缺乏閱讀能力的受眾傳達教義的，鑑於委託人和贊助者需要表達特定的主旨，為了防止傳播中經常出現的意義衍射現象，壁畫的設計者需要控制圖像的闡釋權，畫工只能嚴格按照固定的程式和風格來表達特定意義。
但即便如此，打動普通人的往往也是壁畫的色彩、造型等視覺元素，而不是壁畫的神學主旨。對後者感興趣的也許只有宗教人士和歷史學家。雄辯如薩義德，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人的情感始終對我有強烈的吸引力。每一年，我用手機拍攝幾千張照片，很多都是人們情感流露的時刻。這些時刻包括了人與人、也包括了人與動物，甚至無生命的物體之間的互動。拍照是一種碎片化的記錄，因為它們成像的時間只是一瞬間，就像從川流不息的時間之河中取出一滴水，它不再是原來的水，河也不再是原來的河。但我想藉助文字來延伸這一瞬間裡包含的人性和社會性。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後，我不時從手機裡挑了一些照片，印成明信片，隔三差五給朋友寄去。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文字和照片是很難結合的，唯獨明信片這種形式，文字和照片可以拓展彼此表達的邊界。
這讓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想用寫明信片的方式寫一本小書。
如果一個嚴肅的寫作者去嘗試一件在約翰·伯格那裡讓人心存疑慮，而在薩義德那裡讓人扼腕嘆息的事，也許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只是寫明信片那樣，又另當別論。嚴肅的寫作大多是深刻的偏見，作家有各自的讀者群，讀者會因為主題、情節和敘述風格等因素決定要不要讀完一本書，但大多數人收到明信片的時候，通常只會感到分享的喜悅，如果照片與自己有關，還會因為照片保存了時間的痕跡而心存感激。至於照片好不好，文字是否精到，倒也不用忙著去下結論，因為那並不是重點所在。
（作者系攝影師，現居上海）(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