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茶道是日本茶道史的一部分，它發生於15世紀下半葉。它是以當時新出現的一種書齋式建築的名稱而命名的。它較之其前的寺院茶、鬥茶來說，重視對唐物的品味和系統的禮儀。「書院」也可以翻譯成「書齋」。書齋中特有的做在牆上的展示架是在吸收中國的多寶閣樣式的基礎上形成的。因為日本多地震，中國的獨體的多寶閣不適合日本。書院茶道的代表人物是室町時代的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將軍。他厭倦政治，痴迷於藝術，任憑國家大亂，仍在銀閣寺裡擺弄唐物，其後這些精品唐物被稱為東山御物。雖然足利義政在政治上是個失敗的將軍，但他卻為今人留下了以書院茶道為主要成果的東山文化。 隨著足利義政的離世，銀閣寺的屢次遭劫，東山文物流失，書院茶道也隨之衰退。
書院茶道形成的起因是自1404年至1551年明朝與日本足利幕府之間的百餘年的朝貢貿易。由於明政府所賜唐物被完全控制在足利幕府手中， 在足利將軍的府庫裡便形成了一個數量大、品種多、檔次高、來歷清楚、保存完好的唐物寶藏。這一唐物寶藏曾是足利將軍的尊嚴之所在、權力之象徵。對這一唐物寶藏的鑑賞、應用孕育了日本茶道的前身--書院茶道。
書院茶道的主要參與者是為將軍府服務的「文化侍從」們。文化侍從們均為男性，統稱「阿彌」。平日裡他們負責將軍府上的擺宴、點茶、陪酒、插花、布置房間等雜勤，當將軍遊幸或有詩會時要陪同將軍評古論今、賦詩做畫。歷代將軍身邊都有十幾位這樣的文化侍從。在所有的文化侍從中最為出類拔萃者會被任命去管理唐物，也稱「唐物仕奉官」。他們負責中國文物的收藏、保管、鑑別、裱裝、出納、擺飾。這些文化活動被統稱為書院茶道。
要強調的是，書院茶道與日本室町時代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沒有關係。因為，在足利義滿所生活的時代，書院式建築還沒有形成。書院式茶道更與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7-1598）沒有關係，因為在二位與茶道發生關係的16世紀後半，日本的草庵茶道業已形成。
書院茶道的實行者們是武將，就很容易聯想起是不是書院茶道也可以定義為「武家茶道」。這種聯想是自然的。自1191年日本就進入了由武家統治的時代，這個時代長達700年之久，直到1868年的明治維新。這期間，日本精英的大部分都屬於武士階層，日本茶道史上的主要茶人也都是武家，並且，日本茶道本身就是武士階層所創立的新文化。
千利休開始是商人階層的一員，後因輔佐豐臣秀吉有功，被提拔到武士階層。至今，豐臣秀吉賜給千利休的鎧甲還完整地被保存在日本茶道表千家。千家人視此為一種榮譽。成名後的千利休收有眾多弟子，但千利休最滿意的弟子共有7人，被稱為「利休七哲」。這7位茶人是：細川三齋、古田織部、芝山監物、瀨田掃部、蒲生氏鄉、高山南坊、牧村兵部。而這7位大弟子無一不是武士，並且大都是大名。大名是幕府的封侯，即諸侯王。
武家固然好武，但在其成為統治階級後當然也重視文治，所以，不能把歷史上與武家相關的文化都解釋成好戰的所為。同樣，對於日本歷史上的書院茶道也應從歷史的視點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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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悅教授，著名茶文化專家、民俗研究專家，「中國茶文化學」首倡者與理論奠基人，「悅讀茶書會」倡導者與推動者。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國茶文化重點學科帶頭人，《茶藝師國家職業標準》總主筆、全國《茶藝師》培訓鑑定教材主編，中國民俗學會茶藝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萬裡茶道（中國）協作體副主席，江西省民俗與文化遺產學會會長，碩士研究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曾任《文藝理論家》、《內部論壇》、《鄱陽湖學刊》主編，《江西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主編，江西省期刊協會副會長，獲得首屆江西省「十佳出版工作者」、首屆江西省「十佳期刊編輯」等榮譽稱號；兼任江西農業大學南昌商學院茶藝導師、南昌女子職業學校高級茶藝顧問、江西廣播電視大學茶文化專業建設委員會主任等。
主持全國和省級課題16項，發表論文200多篇，《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多篇；撰寫書籍60多本。多次到美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香港、澳門、臺灣等地，進行講學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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