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凡是在學習之初，有必要先做準備。
《孔子廟堂碑》這部碑帖，洋洋灑灑，峨峨湯湯。可以說無一字不完美，無一字不是永興公的智慧，卻又不能被後人足夠的重視！
為什麼要感慨呢？非是吹毛求疵，而是想強調：初唐書法的重要性和普及程度。書法愛好者人群中，對於虞永興這部法帖，實在是關注太少。我們非常需要更多地去重視初唐的文化。初唐的書法雖然不如中、晚唐，宋、明、清那樣風格明確，易於上手，但是它的內涵卻極為豐富。好比是質變之前的量變，往往包含了最大程度的量。
虞永興在文化上修養極高，他編著了初唐巨著《北堂書鈔》。這部著作，和《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合稱為唐四大類書。
虞永興以60歲的高齡入唐以後，在政務之餘，還能積極奮發地展開文藝理想的實踐，是多麼可貴。他書法中的蘊含又會是怎樣的深厚。同時，初唐四家中的另外三家（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在這一點上，和永興公也是一致的。儘管在韻味、力度、雅意、氣象中，四家略有不同，然而都是必有深意、極為可學的。（李煜《評書》：「（四家）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
在二王一脈的筆法傳承中，永興公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初唐以前，以智永和尚為基礎點，上溯六朝，幾乎都出自二王旖旎。初唐以後，直至明清，幾乎多半是大王風度。
初唐，經歷了六朝的思想徜徉和隋朝的文藝徘徊，各種脈絡明晰的文藝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一定影響。智永和尚雖然握有古典的真跡真法，卻沒有做到創新。並不是他不能，只是時代未定、思潮未定，他不想因為創新而影響了王氏筆法的純正。後來，懷仁和尚集王羲之書於《聖教序》的初衷亦與此類似。張懷瓘在《書斷》中記載過一個故事，說：大令15、16歲時，常常建議他的父親「大人宜改體」。所謂改體，就是加大創新的力度。此時的王右軍大約在52歲左右。右軍後來的書作面目有沒有變化呢？不僅無變化，還出現了後人的偽作。當時晉朝政局風雨飄搖、個人處境跌宕不定，大王所面對的文化變與不變的選擇，和其後智永和尚所側重的思慮是一致的。而且，當王大令自己也到了中年（約40歲），在宰相謝安請他給太極殿題寫匾額的時候，也流露出了三分桀驁五分懈怠（題匾事見《晉書》列傳第五十王獻之）。那是一種同樣的基於茫然心情的懈怠。變化、創新，如果不能固本升華，就不如不變。
虞永興熬過戰亂、熬到了初唐，又為唐太宗李世民所賞識，才得以在太平盛世施展自己的理想。他的書法裡包含了小王的形與大王的神，若不然像唐太宗這樣推崇大王書法的人，決不會以虞永興為老師，並且還凡書必問其詳細。以至於虞永興去世後，唐太宗向魏玄成感嘆：「無人可與論書！（見《新舊唐書》）」唐太宗本人的書法也非常好，如果和虞永興的書體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許多相似的筆觸。這也代表了當時顯著的審美特徵。
除去帝師光環之外，虞永興還被譽為「五絕名臣」，即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五種皆稱絕於世。其中「德」為首，「書」反而居於末位，虞永興道德水準之高雅可窺一斑。
其德行，據史書記載，虞永興在其兄長虞世基權傾一時之時，仍「布衣蔬食」，並不攀附。當其兄即將罹難的時候，挺身而出，環抱住宇文化及，「號泣，請代」（參《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七虞世南）。而非遠遠呼喊。《新、舊唐書》皆記載虞永興外貌為「若不勝衣」。而上述舉動何止是超出了「文弱書生」四字。
忠直所指，是虞永興的諍諫之名。他面對開國皇帝，勸驕逸、諫奢靡、阻遊獵（參《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七虞世南），事事直指太宗生活，卻又句句廣得君臣認可，與直諫忠臣魏玄成不分伯仲。《新唐書·虞傳》中三分之二的內容都在記述著他的進諫。
博學則來自虞永興的勤奮和博聞強記。他入唐以後，還能夠默寫《列女傳》屏風，並且「一字不差」（《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七虞世南）。先不說《列女傳》洋洋巨製的背誦難度，單就屏風一事，小字楷書、立直書寫、娟紗布面、宮廷標準，這些都對書寫者的精力和功力提出了極高要求。我們試想一下，年輕人如此抄錄一遍《列女傳》會如何？就能知道虞永興於學問等各個方面的紮實程度。古人治學，同時要求「知」和「行」，空坐書齋不勤奮，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