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4月11日，美國新冠疫情繼續惡化，確認感染人數逼近100萬，造成超過5萬人死亡，美國成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新「震中」。全球與美國疫情最終將向何處發展？在新的全球形勢下，中美關係表現出哪些新特點？疫情是否在推動中美經濟、科技與人文交流的「脫鉤」？作為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如何超越戰略競爭與意識形態分歧，團結抗疫，穩定全球格局？
為回答這些問題，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於4月11日下午，通過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辦了「全球疫情下的美國與中美關係」研討會。本次會議由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研究》雜誌執行主編趙梅，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副院長範士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節大磊，助理教授雷少華、祁昊天、陳沐陽和賴華夏等參加了本次研討會。各位學者從自身研究領域出發，對「疫情引發的美國政治社會經濟變局」、「疫情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以及「疫情與全球治理」等議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王勇：在疫情引發的國際格局不確定性中把握中美關係走向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首先致辭。他談到，在去年年底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舉辦的「美國研究與中美關係」年終座談會上，參會學者專家討論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含義與動因等重要問題，當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進一步加速了國際大變局的到來。到目前為止，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走向的影響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需要緊密跟蹤研判。中美關係將影響全球格局的走向，既有挑戰也有機遇。對於當前的中美關係需要從更加系統的視角進行綜合分析。
首先，川普上臺後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
一是增強了與中國進行「競爭」的意志，二是加強了政府內部有關中國政策的協調，強調和中國展開「全政府、全社會」的競爭。川普政府等於變相「重啟」美國在冷戰時期遺留下的資源與機制，與中國進行「新冷戰」。
其次，中美增加戰略互信、政治互信是改善關係的關鍵。全球疫情危機需要全球方案解決，中美合作團結抗疫是關鍵。美國強硬派調整對華政策思路，以更積極心態看待中國的發展，才能改善雙邊關係。
第三，深入研究美國強硬派調整美國大戰略的影響。美國鷹派集團利用疫情鼓勵製造業「回流」美國，加快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步伐；加快從中東、阿富汗等部分地區撤軍進行戰略收縮，希望將戰略矛盾對準中國，需要我國謹慎應對。
趙梅：疫情引發的美國政治社會變局與中美合作的前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研究》執行主編趙梅認為，此次新冠疫情重創美國，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令世人始料不及，也為研究美國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和觀察視角。美國擁有世界領先的公共衛生體系和堅實的醫療基礎設施，醫療水平、醫學研究以及生物製藥均居世界領先地位。然而，為什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卻在美國迅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數居世界之最？為什麼美國政府的應對如此遲緩和無力？為什麼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國卻出現醫療資源不足的窘境？為什麼在疫情警報尚未解除的情況下，全美多地爆發居民持槍抗議「封城」？凡此種種，令人深思。
黑人和拉美裔美國人是此次疫情受創最重的群體。美國疾控中心及紐約、印第安納、密西根和加州等州的數據顯示，黑人和拉美裔新冠肺炎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遠高於他們的人口比。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佔該州總人口的32％，但在512位死亡者中，70％是黑人。在伊利諾州，黑人約佔3%人口，但死於疫情者中高達72％是黑人。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一是相較於其他族裔，黑人患有心臟病、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史的比例較高；二是川普就任後廢除歐巴馬政府的《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導致全美無醫保人數增加。目前，約10%的美國人沒有醫保，其中黑人和拉美裔佔較大比例。面對高昂的檢測和治療費，他們望而卻步，因延誤治療而加速疫情傳播和病情惡化；三是黑人和拉美裔大多從事黑人從事低端服務行業，如零售、物流、飯店服務、保潔等行業，工作不穩定，收入低，感染風險大。2020年4月20日，紐約州長科莫在例行記者會上感謝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在在一線堅持工作的人，包括醫護人員、環衛、送快遞、超市、計程車司機，其中41%的從業人員是有色人種。此外，許多黑人和拉美裔的居住條件較差，擁擠的環境也容易造成聚集性感染。還有研究顯示，印第安人也在此次疫情中遭受重創，程度僅次於黑人和拉美裔。
另一個與種族相關的議題是，美國是否會掀起另一場排華和反華的浪潮？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美國多地出現多起反亞裔的種族主義事件。一些亞裔美國人在街頭被吐口水，受到騷擾和侮辱，甚至連兒童也遭到襲擊。今年3月，一周內發生650多起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性事件。4月，美國伊利諾州參議員塔米·達科沃斯、麻州參議院伊莉莎白·沃倫等十餘位國會議員籤署聯名信，呼籲聯邦政府採取行動，防止和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美國，美國一些人將疫情的深遠影響與「珍珠港事件」和「9·11」恐怖襲擊相提並論。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暴發並快速蔓延，美國國內開始出現對川普政府應對不力的諸多不滿與批評。《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對川普政府的應對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為，川普在疫情爆發初期淡化疫情，將新冠肺炎與普通流感相提並論，並表示新冠肺炎的嚴重性遠沒有普通流感可怕，甚至聲稱這是一場「騙局」。美國錯失了最好的防控時期，川普政府應為疫情在全美大爆發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但是，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家法裡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特別節目中提出了分析川普政府應對疫情的一個令人深思的視角。
扎卡利亞認為，疫情在美國大爆發，川普政府固然難辭其咎，但事實上，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聯邦政府職能弱化造成的必然結果。他認為，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了高效的、強有力的聯邦政府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然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人一直在為「小政府」而抗爭，導致美國聯邦政府越來越弱化和官僚化，經濟、社會乃至醫療和社會福利政策過度依賴市場調節。扎卡利亞是民主黨人，持「大政府」的觀點不足為奇，但他的確提出一個重新審視政府的作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及美國福利政策的視角。
在中美關係方面，正如許多專家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惡化了中美關係，兩國戰略互信嚴重缺失，經濟、技術乃至人文交流的「脫鉤」勢頭加大。儘管中美關係面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但疫情期間，中美兩國之間出現許多伸出援手、共克疫情的故事。傳染病是人類從古至今的共同敵人，需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攜手應對重大挑戰。新冠病毒疫情的最終克服，不僅是中國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新冠肺炎疫情無疑將極大地改變世界，改變美國。疫後的美國是否會浴火重生，美國的政治、經濟、外交以及社會思潮將發生哪些變化，值得進一步研究。
祁昊天：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審視美國應對疫情的動員體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祁昊天提出，這次疫情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以跨領域的總體國家安全視角審視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體系、其政策應對以及對我影響。美國將大國競爭、大國軍事競爭定位為國家安全重心以來，這是第一次體系衝擊。我的分享主要圍繞疫情所體現的應對和動員能力、疫情次生安全影響兩方面討論美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能力。
第一，美國當前的應對體現出了美國諸多方面的能力，也顯示出很大問題，我們能夠發現其動員體系的許多優點和缺點。從優點來看，首先，美國動員體系的「頂層設計」比較完備，具有較強的跨領域動員能力。其次，美國動員機制的行政和法理基礎都比較，機制設置具有行政、立法雙重保證。再次，美國動員體系的韌性較強，在面對衝擊時，糾錯和迭代能力突出，在此次聯邦和州初期與中期應對對比上很明顯。再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並不缺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結合其歷史上處置各類危機的成功與失敗經驗、科技實力積澱，這種韌性加動員能力不容小覷。
同時，與這些優點相伴生的，是同樣明顯的短板。首先，各部門之間在危機應對實操中缺乏協調和統籌，這使其本身比較成熟的一套機制無法得以很好的施展。比如，在疫情初期，五角大樓的防疫政策展開相對有序，但是受到了白宮和地方政府的較大幹擾，軍隊民事支援受到了政治掛帥的幹擾。其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間存在不協調。比如，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形成了掣肘，乃至出現州政府從中國訂購的物資被聯邦直接扣下，各州之間、州與聯邦之間哄抬物價、惡性搶購等事件。最後，美國機制設計雖嚴密但冗餘較大，好處是平時較少犯錯，壞處是急時不解決問題。辦好一件小事也要經過複雜的程序，不僅是解決時間長，而且容易出現互相推諉的情況。比如，聯邦和個別州在防護設備國際供應鏈上的蹩腳表現，再比如最近出現的「羅斯福號」航母事件，每一層決策者和操盤手都在應急條件下成為夾心餅乾，造成有人「被英雄」、有人「被狗熊」的局面。
當然，如前所言，問題與糾錯是共生的。上述短板暴露後，在不同的機構、部門引發了不同程度的應急迭代或臨時措施，其中不乏一些違反平時政策和官僚邏輯的做法，如在貿易、審計、政令、軍政關係領域。這些都頗為值得關注。
第二，從次生影響的角度來看，美國和世界各國因疫情受到的影響均十分巨大。比如三月份美國資本市場的巨大震蕩，雖然疫情並非結構性主因，但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美國經濟問題在根本上是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包括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股票回購吹大的股市泡沫、企業高債務槓桿、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擴大等等，這些灰犀牛問題自2008年以來都沒有解決，而疫情以及石油暴跌的黑天鵝衝擊只是催化劑。不過美國的金融應對卻可能因為這一催化劑帶來長遠影響。例如，在全球金融權力結構方面，2013年美國與西方重要國家成立了所謂「C6」的六大央行貨幣聯盟，各合作國家央行間實行流動性互換以應對未來危機，現在這一貨幣網絡升級為C9，作為長期性多邊多幣種貨幣儲備網絡，大有在發達經濟體之間取代以IMF為中心的原有全球金融治理機制。而無論是C6還是C9，都不是包容性的。
同時，金融波動這一疫情次生危機以及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的應對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國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的脫節、繼續加重美國政府財政壓力和債務負擔，飲鴆止渴、越陷越深。其影響不僅是全球經濟和金融層面，也會對美軍正在積極展開的大國軍事競爭準備造成影響。
最直接的衝擊是軍費開支。雖然過去幾年川普政府不斷創下軍費的名義值新高，但是以不變價計算的總量成長和當年價計算的增速都呈現另一種局面，都在下降。赤字壓力已促使敏感的軍工企業在幾年前便重新進行市場風險評估。新冠疫情造成的損失更是可能在未來十年減少數千億美元的軍費可用資金，這相當於又出現一次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的十年「自動減赤」。疫情引發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變化也會提升美國國防採購成本。總之，一方面錢少了，另一方面東西貴了。
但與此同時，美軍應對大國軍事競爭的準備似乎一點也不打算放鬆。以與中國關係最大的印太司令部為例，在4月初印太總按國會本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要求提交的報告進一步推動「印太威懾倡議」概念，對標「歐洲威懾倡議」大大提高印太地區的軍事投入，而國會也於近期做出了回應，在這一截至2026年的方案伊始便計劃劃撥多於印太總申請的經費。美軍將進一步提升主要針對中國的軍事準備，無論是各軍種新型裝備的開發和列裝，還是以動態力量部署、全域作戰為主要目標在各軍種以不同方式推進的作戰體系重塑。而在美軍自身之外，其與印太地區盟友和夥伴國的軍事關係也正瞄向一個從訓練到作戰都更加長期化聯通的趨勢。
在美國經濟、金融、財政都受到極大影響的前提下，這種執著的「硬上」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其成功前景及對華影響需要我們從政、經、軍跨領域的視角加以研判。疫情的衝擊與應對的影響都還沒有完全展開，需要我們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
陳沐陽：疫情下的美國府際關係和在美中國留學生目前正在華盛頓州西雅圖訪學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陳沐陽分享了在美國的觀察。華盛頓州是美國較早爆發嚴重疫情的州，目前疫情相對穩定，沒有像東海岸的州一樣確診人數持續快速攀升。美國的新冠確診病例最早是在華盛頓州、加州等州出現。第一例病例是一名一月中旬從武漢回西雅圖的30多歲男子，二月初成功治癒出院。雖然媒體在第一時間就進行了報導，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3月初，一些華盛頓州養老院出現了多起病例，加上不少老年人原本就有基礎性疾病，所以出現了不少死亡病例，從而引發了關注。然而這中間的一個月，因為沒有開展大規模檢測，無法判斷病毒是否已經在社區默默傳播了。
疫情爆發初期，川普政府將新冠肺炎當作季節性流感對待，沒有提高重視，也沒有立即採取強有力的行動進行應對。趙梅老師剛剛提到了疫情治理，其實反映的是各國制度治理能力的問題。
在美國疫情爆發的早期，聯邦政府並沒有積極發揮協調和管控的作用，反而是民間機構像蓋茨基金會、亞馬遜公司和一些醫療研究機構開始自行研究、檢測並作出應對措施，但這種自下而上的機制有明顯缺陷，因為在大型公共衛生事件中，政府的協調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取消公共集會、開展大規模檢測、實施居家令、保持社交距離等。目前對於疫情防控，美國政府強調保持社交距離，但提出此項措施的時間與疫情爆發有一個明顯的間隔時間，而在此期間州政府各自採取了本州的相關措施，因此各地疫情控制效果並不相同。疫情爆發後很多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沒法及時搭乘航班返回中國。中國目前保留有舊金山、紐約等地的直航航班。但由於美國疫情較為嚴重，旅行過程中也可能有感染的風險。美國一些大學的措施是學生不能待在集體宿舍，導致國際留學生陷入了困難的境地。中國留學生群體在這一時期可能沒有得到來自美國當地社會尤其是學校很好的幫助。中國學生是美國高校重要的國際學生組成部分，此次疫情來看中國學生在美國的遭遇，可能會影響一些家長對待將子女送往美國留學的態度。目前來看，對中國留學生來說，短期內美國學校估計本學期無法複課，長遠來看對中美學生交流影響較大。
範士明：避免疫情加速中美在人文交流領域的「脫鉤」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副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範士明表示，當前對於中美關係大家都比較悲觀，普遍不太看好疫情後中美關係的發展。
相比於經貿和軍事安全領域，我自己近期體會比較深的是中美人文交流領域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局面。比起中美之間的科技「脫鉤」與經濟「脫鉤」，對於人文交流「脫鉤」的這個趨勢討論可能還不夠多。中美人文交流大概是從70年代末中美建交前後就已經開始了，不論是我們自己去美國訪學、留學，參與與美國相關的外事活動、學術會議，接受中美兩國媒體採訪，還是培養美國來華留學生，亦或是幫助、鼓勵中國學生赴美求學等等， 都構成了兩國人文交流的一部分。而我們自身的這些經歷，只是過去四十年中中美人文交流中的一小部分。多層次的人文交流對於促進中美雙方的相互了解、理解，避免誤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美人文交流出現了局部「脫鉤」，而且因為疫情還有加速脫鉤的趨勢，讓我感到比較擔心。比如說，就在疫情期間，中國的駐美新聞機構受到了新的打壓、限制。對於學者來說，中美關係下降的負面影響在疫情開始的前幾年就已經明顯能夠感受到，比如最常見的是中國學者在申請美國籤證時，經常遇到從前沒有出現過拒籤的問題。學者的言論， 因為不符合對方國家政府的立場， 其在對方國家的學術活動就受到限制和騷擾，類似情況在近年來也並不少見。客觀上，這導致了兩國學術交流、政策研討的減少。實際上，相關的記者和學者，多數往往是對彼此的文化和國情相對了解的人，是兩國良性互動的橋梁，拆掉這些橋梁殊為可惜。
中美兩國都有大量的留學生在對方國家學習生活。歷史上，教育交流對於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官方關係的穩定，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貢獻。幼童留美、庚款留學等等，有很多鮮活的事例。而近期中美關係的惡化，也讓我對兩國教育交流感到擔憂。疫情開始之前，美國大學就已經開始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學習的專業進行限制，不願意中國學生在美國的高科技領域學習。美國對參與中國「重要人才計劃」的專家學者展開調查，施加壓力，迫使很多人終止了與中國高校的合作。在華美國留學生中，也有人只因為來到中國學習，回到美國後就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無端質詢，給美國來華留學生造成了很不好的心理影響。美國教育部對與中國合作的一些美國著名高校也進行調查。對於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由於疫情影響和中美關係目前的狀況，接下來的學習也出現了更多的不確定性。那些因為疫情回國的中國留學生，能否在疫情結束後順利地如期回到美國繼續學業？此外，像孔子學院，近年來在美國大學也遭遇不少問題，有的被迫關閉，這也是中美人文交流面臨挑戰的一個縮影。總體來說，如果中美人文交流的脫鉤加速，那麼對接下來的中美關係會有更多負面的影響。
以前人們都認為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來看人文交流同樣非常重要。如果從來沒去過對方國家，也沒有和對方國家的人交流過，那麼他對對方國家的認識就容易停留在抽象的層面，可能更容易受到不完整信息的影響而陷入對他國的片面理解和對抗情緒。百聞不如一見，但光看還不行，還需要有有效的溝通和交流。人文交流提供的經驗，往往可以糾正刻板印象，抵制虛假信息。獲取信息的來源非常重要，要避免信息來源的單一化，從而儘量避免被極端情緒所引導和左右。作為一名研究者和教師，我想不論立場如何，自己在日常生活和為學生授課時，都應該主動拒絕虛假消息的傳播，鼓勵學生增強信息分辨能力。
對於中美關係面臨的挑戰，有一種觀點也不能忽視，即兩國之間價值和觀念的衝突，認知和溝通信號的互動也非常重要。雷少華：國家安全因素與美國推動對華經濟和科技「脫鉤」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雷少華繼續對疫情對中美「脫鉤」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今天我們講的比較多的「脫鉤」問題
，首先美國想做的是經濟「脫鉤」，比如美國說寧願拿20億美元補償美國企業，鼓勵美國企業離開中國。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大背景，大家已經知道，我就不展開說了。更主要的是，這一次突發的疫情造成了美國國內部分醫療設備和藥品供應出現短缺，比如醫用N95口罩、呼吸機以及很多藥品，包括川普推崇的氯喹。氯喹的原藥基本上是在中國生產的。因為原藥利潤低，美國自己不生產。所以一旦中國把抗生素的原材料、氯喹的原材料全部斷掉，美國就沒有這個藥了。這就造成美國現在認識到一定要把醫藥這種關鍵物資的生產搬回美國，這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國家安全」的定義被擴大。這個就是所謂的經濟「脫鉤」。
經濟「脫鉤」直接的實施的方式就是不但要把產業鏈從中國「攆出去」，還要把產業鏈「搬回」美國，這是很重要的一步。第二個「脫鉤」就是所謂的科技「脫鉤」。制裁華為是科技「脫鉤」的標誌。經濟「脫鉤」是最難的，一時半會產業鏈是搬不回去的，另一方面科技「脫鉤」也是非常困難的，科技是和產業綁到一塊的。
現在比較容易的就是教育與人文交流「脫鉤」。美國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推動教育與人文交流「脫鉤」，措施包括：一是關閉部分在美的孔子學院；二是把部分中國新聞媒體列為所謂「代理人」；三是對於中國留學生籤證的限制……美國現在的策略非常明確，沒有辦法直接把中美教育交流全部「脫鉤」掉，但是通過「恐嚇」的方式阻礙中美交流。首先把美國國內的學者「恐嚇」住，讓美國學者和中國交流時要付出代價。達到頂峰就是哈佛大學的化學系主任被逮捕。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從恫嚇美國自己的學者入手，然後讓美國學者不敢跟中國進行接觸。這就是一個營造的大氣氛，然後通過這樣一個緊張氣氛制止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美國自己的學者，尤其是工科類的，要和中國學者接觸交流就有很多顧慮。從此這樣一種手段徹底把中美之間教育方面的一些合作斷開，還是從理工科的一些角度把它斷開。這就是所謂的「脫鉤」的幾個層次。
節大磊：疫情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加劇雙邊關係惡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節大磊認為，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既體現了中美關係惡化的狀態，也進一步推動了關係本身的惡化。
第一個層面，在現在這種競爭性的關係，和在某些層面有一些敵對關係的情況下，事情就變質了。中美之間並不是沒有合作應對過非傳統安全的問題，比如過去在流行病、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從理論上來說，非傳統安全應該是比較容易合作的。如果用博弈論的概念，很多非傳統安全的合作並不是一個「囚徒困境」，不存在「欺騙」的問題，合作的障礙主要是協調，更多的像一個「獵鹿遊戲」，只要達成合作，任何一方欺騙的話，反而不利於自己的利益。但我想說的是時代不同了，大的戰略背景不同了，所以同樣的事情就有了不同的呈現，被政治化或地緣政治化。
相互依賴在以前關係好的時候可以說推動政治和安全關係的改善和合作，現在大背景不一樣了，很多人就考慮相互依賴被「武器化」了。這個是我要說的第一點，疫情的發生和雙方的應對、雙方的關係是體現了這個大的地緣政治的背景變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雙方在戰略競爭中，非傳統安全合作就完全不可能，美蘇在冷戰期間還是有合作，但是這需要雙方更加冷靜，更多認識到不合作的災難性後果，甚至需要通過一些教訓。可能是因為中美還處在戰略競爭的初期，這種競爭關係還不夠成熟，因此反而不能夠實現本來可以實現的合作。
中國的很多行為不一定有地緣政治的意圖，
但中國要考慮到的是，哪怕你沒有地緣政治的意圖，並不代表你的行為不會帶來地緣政治的後果。所以中國要考慮可能產生的地緣政治後果對你的利益可能產生什麼影響，中國有時候會忽略這一點。不管你是否認為現在是所謂「兩極格局」，但是中國在國內外的一舉一動肯定是會有比以往獲得高得多的關注度，會被放在放大鏡下檢視，不只美國檢視，其他國家也會如此。
第二個層面就是中美進一步惡化了關係，我從「脫鉤」、民意和外交三個方面說。第一個就是少華剛才談得比較多的「脫鉤」。很多人說它的成本很高啊，多層面、多維度的相互依賴很難「脫鉤」。我覺得很難是沒有錯，代價大也是沒有錯，但是代價大不代表不會發生，每個國家都做過代價很高的事情，因為如果你覺得不做的代價更大，你就會選擇去做。這次新冠疫情可能將會進一步推動脫鉤。
另一方面是
在這次疫情中，中美關係的民意基礎也遭到了削弱。中國人覺得我們好不容易熬過了困難的時期，卻得不到肯定，我們好心好意援助其他國家又被詬病。尤其是最近，美國國內時不時的「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更是引起了很多國人的反感。
第三個方面是外交方面，外交本來是最應該在雙方間建立溝通的橋梁，緩解矛盾，解決問題。但現在大家也都看到，很多時候變成一個交鋒的「前線」。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美國是蓬佩奧站在最前線進行鬥爭。蓬佩奧是利用意識形態進行國內、國際動員。其實美國有人是想美國全政府、全社會和中國進行競爭，但對美國來說做到全政府也不容易，做到全社會就更困難了。那用什麼進行動員呢？對美國來說可能用意識形態相對比較有效，包括在冷戰期間也有類似的情況，要使用其他方式動員可能比較困難。
簡而言之，就疫情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一方面反映了中美關係不好的現狀，另一方面進一步推動了其惡化。賴華夏：警惕美國利用國際組織和國際法就疫情相關議題對華施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賴華夏認為，
新冠疫情讓人們把眼光投向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也提醒了我們對美國國內行政機構和美國公共政策決策機制理解不足，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另一個需要加強研究的領域是美國的對外關係法，對外關係法是美國外交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近年來中美雙邊爭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期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追責論」，也提醒我們加倍警惕國際法淪為美國對中國施壓的「武器」，警惕憑藉似是而非的國際法論斷操縱輿論、塑造民意、削弱國際組織的權威。
最後，王勇教授代表美國研究中心對與會專家的精彩發言表示感謝。他指出，在當前國際格局加速變動的今天，社會各界對美國研究的需求越來越多，對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期許也越來越高。我們有責任產生更多更好的美國研究成果，服務於國家與社會。他表示，希望社會各界從不同角度支持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工作，歡迎企業界有識之士提供項目支持。
附：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簡介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成立於1980年，首任主任是我國著名的美國史學家齊文穎先生。中心一直秉承20世紀30年代齊思和先生等老一輩學者開創的美國研究的傳統，並不懈努力使之發揚光大。1998年北京大學改組美國研究中心，任命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袁明教授擔任中心主任。改組後的美國研究中心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為依託，整合校內外、國內外資源，充分利用北大的傳統和底蘊、學科優勢、人才優勢和對外交流優勢，致力於對美國進行多方位、跨學科、前沿性的研究。目前，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學術骨幹以從事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主，但不限於國際關係學院，既包括國內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王緝思、袁明、賈慶國教授等，也包括美國經濟、美國社會、美國教育、美國歷史、美國法律、美國宗教、美國文學、美國新聞傳播等學科的著名專家學者。2011年，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為「教育部區域和國別研究培育基地」，為中心提供了更大的發展平臺和更可靠的保障。
作者：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李帥宇、王凱璇、張添之。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