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賢，1904年2月出生於長沙縣銅官鎮(今望城縣)一個小工業家庭，1923年考入講武學堂，1924年5月第一次國共合作創辦了黃埔學校，袁仲賢又考入黃埔學校第一期步科第六大隊。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三十年如一日，為人民軍隊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及國家的外交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處理「紫石英」號重大事件表現出外交才能，開啟了袁仲賢日後數年的外交生涯
抗日戰爭結束後，袁仲賢奉命留在山東，擔任華東軍區副參謀長。淮海戰役後，華東野戰軍改為第三野戰軍，袁仲賢調任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政治委員。
1949年4月19日，陳士榘司令員、袁仲賢政委率領的第八兵團挺進南京，擔負解放南京的任務。4月20日上午，第八兵團司令部正在召開渡江作戰會議，忽然接到特種兵縱隊炮兵第三團(配屬八兵團)的報告：一艘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不顧人民解放軍警告，強行溯江而上，橫行無忌地行駛在解放軍所控制的禁區三江營江面，與解放軍發生炮戰。該艦指揮臺、後炮塔中彈，艦身被多處打穿，航向失控，擱淺在鎮江附近的江面上。該艦已升起了白旗，艦上幾十名水兵棄船登陸。
大戰在即，英國軍艦竟公然率先挑釁，企圖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正在主持會議的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委袁仲賢迅速交換了意見，命令前沿部隊密切觀察敵人動靜，隨時準備戰鬥。下午1時半，三江營又傳來了炮聲。一艘英國海軍驅逐艦(伴侶號)奉命增援受創的英艦，它氣勢洶洶地趕來三江營，與解放軍特炮團展開激烈炮戰。英艦中彈5發，也擊毀我野炮二門，不少解放軍指戰員傷亡。正當英艦自鳴得意時，遭到特炮三團榴彈炮連的迎頭痛擊，擊穿其聯裝主炮，艦長羅伯遜中校負傷，於是掉頭逃往下遊。
20日晚，英國遠東艦隊副總司令梅登海軍中將率「倫敦」號巡洋艦和「黑天鵝」號快速艦全速馳援。21日晨，「倫敦」號和「黑天鵝」號駛過江陰，向人民解放軍控制的江面搜索前進。
人民解放軍一次又一次發出信號，警告英艦撤離。但英艦置若罔聞，第三次炮戰迅速展開。頓時炮彈如雨，煙柱沖天。在人民解放軍的猛烈炮火下，兩艘英艦均遭重創。「倫敦」號指揮塔被一發105榴彈擊中，艦長卡扎勒負傷，梅登的潔白將軍服也被炮彈的碎片撕裂，英軍30餘人傷亡。梅登深知再打下去會敗得更慘，只好命令撤離，率艦向長江口外逃去。
21日傍晚，長江漲潮，英艦「紫石英」號浮起，駛入鎮江以東諫壁附近夾江，企圖乘夜逃跑，但為時已晚。人民解放軍在東起江陰西至湖口的千裡江面上，已發起了渡江戰役。陳士榘、袁仲賢率領的第八兵團，作為東突擊集團的右翼，從龍窩口至永安洲地段突擊渡江，於22日佔揚中縣。23日，第八兵團乘勝攻佔鎮江、南京，並爭取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部在南京以東江面起義。
這次長江炮戰，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轟動了世界。美國、法國、蘇聯、瑞士、加拿大等國的報紙，都在顯要位置發表了這一消息。第八兵團攻克鎮江後，第三野戰軍總部確定袁仲賢留在鎮江，兼任鎮江前線司令員，負責處理該地區的軍政事宜。鑑於「紫石英」號英艦仍滯留在鎮江以東的江面上，所以由袁仲賢直接領導處理這一事件，並指派特種兵縱隊炮兵第三團政治委員康矛召以上校身份出面進行談判。
5月18日，康矛召致函新任「紫石英」號艦長克仁斯少校，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鎮江前線司令部對於英國海軍軍艦於4月20日侵犯中國人民解放軍陣地之暴行及其所應負之責任，決定經由談判解決」。
5月23日，克仁斯要求向鎮江前線司令員袁仲賢將軍親交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布朗特海軍上將的一份電報。24日，克仁斯來到鎮江前線司令部，把火漆封口的信件交給袁仲賢司令員。布朗特在信中極力為其軍艦侵犯中國內河並炮擊人民解放軍陣地的行為辯解，並威脅不準其安全駛離會產生最嚴重的國際後果。還詭稱此事已由英國大使在南京開始談判，而對其艦入侵造成的後果與責任，避而不談。
袁仲賢當即指出：「英國軍艦侵犯中國內河及闖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陣地的行為，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原諒的。所謂在南京已開始的談判完全不正確。在英艦未履行其應負的責任之前，我不準備討論其安全駛離的問題。關於英艦應履行的責任問題，可與我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商談。」
隨後，康矛召向克仁斯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英方就侵入中國內河和炮擊中國人民解放軍陣地一事履行下述責任：1、承認英國軍艦上述行為是錯誤的，並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道歉;2、賠償中國人民解放軍及當地人民所受之損失;3、我方準備在英方履行上述責任之後，即與英方討論肇事英艦及其人員撤離長江的辦法;4、本備忘錄所列各項請即轉報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
但英方對此缺乏誠意，採取避重就輕、藉故推託的手法，致使兩個多月過去了，談判沒有什麼進展。
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許多重大的事情要處理，為早日解決問題，以利日後中英友好，中央指示「不宜在這種主要表現為軍事性的談判中長期僵持」，決定作出一定讓步。
6月20日，袁仲賢約見了克仁斯，鄭重表明，如果英方以適當方式承認基本錯誤則我方可考慮放行「紫石英」號駛離，道歉、賠償等其他問題留待以後談判解決。
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布朗特對此表示歡迎，並於6月25日致電袁仲賢：1、正式請求照準「紫石英」號安全下駛;2、承認英國皇家海軍「紫石英」號未獲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意而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線地帶;3、深信閣下對所致雙方傷亡，將會感本人之深切遺憾;4、本照會不妨礙上級當局以後舉行繼續談判，本人謹向閣下保證英國方面將不反對舉行此項談判。
7月13日，袁仲賢致函布朗特，敦促其正式授予英方代表以舉行談判和籤署協議之權;並附寄中方代表證書副書，要求具有同等身份的英方代表速來談判。
7月28日，布朗特致信袁仲賢，提出了一個附件作為雙方籤署的換文稿，文稿的主要內容是：1、準許英國皇家軍艦「紫石英」號安全下駛長江出海;2、承認「紫石英」號未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意，於1949年4月20日進入前線地帶為招致誤會基本原因。「倫敦」號、「伴侶」號及「黑天鵝」號亦均未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意而進入前線地區;3、雙方上級今後要求進行任何調查或談判，英國方面皆不反對。
布朗特還提出，如不能基於此達成協議，則他願乘一艘驅逐艦上溯長江，還請袁將軍允許一架飛機將他的授權書送往南京。
英方的態度似有轉變。其實這是布朗特為麻痺中方而施放的煙幕。當7月29日康矛召奉命赴南京商討時，「紫石英」號英艦卻在7月30日晚潛逃。
至此，「紫石英」號事件告一段落。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英艦的「揚子江事件」，標誌著英國炮艦政策在中國的終結。袁仲賢在這一涉外重大事件中表現的外交才能，開啟了他日後數年的外交生涯。
在處理「紫石英」事件期間，袁仲賢先後擔任了鎮江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南京警備區政治委員。1949年7月初，任南京警備區司令員兼政委，第三野戰軍參謀長。
毛澤東說：「新中國也要辦外交了……靠你們去實踐，在實踐中培養新一代的外交隊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舉行。與此同時，南京也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和慶祝大會。作為三野參謀長、南京警備司令員的袁仲賢，陪同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二野政委鄧小平，二野司令員、南京市市長劉伯承，檢閱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解放軍精銳部隊。
1949年11月，袁仲賢到剛剛組建的外交部報到。建國伊始，外交工作十分繁重，但外交人才十分缺乏。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的方針，中央決定組成以軍隊幹部為骨幹的外交隊伍。經過層層篩選，中央選調了一批兵團級幹部出任第一批大使。
在外交部招待所，袁仲賢遇見了前來報到的黃鎮、耿飈、姬鵬飛、王幼平等人。他們有的是彼此熟悉的戰友，有的還是第一次見面。黃鎮興奮地握著袁仲賢的手說：「袁參謀長，你和英國人打交道好幾個月，幹外交是老資格，給我們介紹介紹經驗吧。」
袁仲賢知道黃鎮所提的是「紫石英」事件，便爽朗地回答說：「不打不相識，不談也不相識，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毛澤東和周恩來對外交工作十分重視。1949年12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袁仲賢等人。袁仲賢在20多年前由毛澤東介紹入團，此後一直未能見面。當聽到袁仲賢報名時，毛澤東端詳片刻，連聲說：「認得，認得，原來是老鄉啊。」
周恩來在旁插話說：「他還是黃埔的呢，是陳賡的同學。」
毛澤東、周恩來先後就外交工作與袁仲賢等人進行了談話。
毛澤東說：「你們都是打仗的，同蔣介石打了十幾年，你們沒有逃跑，蔣介石反倒逃跑了。現在派你們出國搞外交工作，你們也不會跑掉。新中國也要辦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國民黨那一套。我們要另起爐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們去實踐，在實踐中培養新一代的外交隊伍。」
為了使這批將軍們儘快熟悉外交事務，周恩來指示外交部，特地為他們舉辦了外交業務知識學習班。在學習班開始時，周恩來親臨講話，闡明了新中國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質和特點，勉勵他們當好國家代表和友誼的使者。他說：「現在你們脫了軍裝搞外交，外交是政治鬥爭，武仗不打了，文仗還要打。你們大多是到社會主義國家當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權有限，要注意多請示匯報，一定要加強組織紀律性。要組織學習駐在國語言，注意學習駐在國的長處。」
外交部先後請了國內的著名學者、專家，如張美如、王鐵崖、何思敬、張志讓、胡濟邦、閻寶航等到學習班講授國際法、外交文書和外交禮儀等。還請蘇聯、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等駐華大使介紹本國情況、使館工作情況以及外交工作體會，由毛岸英充當翻譯。
1950年3月，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魯登科要向毛澤東遞交國書，周恩來特地安排袁仲賢等將要出任大使的將軍到中南海從隱蔽處進行觀摩。儀式結束後，周恩來對袁仲賢等人說：「怎麼樣?都看見了吧?你們赴任後，要向駐在國外交部了解遞交國書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嘛。」
待周恩來走後，袁仲賢出了個主意：「乾脆，趁熱打鐵，我們就在這裡學習一遍怎麼樣?」
將軍們果真認認真真地操練起來，氣氛十分活躍。
成為印度首任大使，為實現兩國總理互訪立下汗馬功勞
1950年4月，袁仲賢被任命為駐印度首任大使。
印度是1947年才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的亞洲大國。1949年除夕，印度繼緬甸之後宣布承認新中國。並率先派代表於1950年1月到達北京，同中國代表進行建交談判。4月1日，中印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次建交的程序和協議遂成為中國談判建交的基本模式，適用於此後願意同我國建交的國家。
1950年8月，袁仲賢大使一行40餘人離開北京，前往印度赴任。9月9日抵達印度第一大城市加爾各答，受到西孟加拉邦政府官員、印度許多團體的代表和青年、工人、學生以及當地華僑1000餘人的熱烈歡迎。9月13日，袁仲賢一行抵達印度首都新德裡。第二天，便受到了印度總理兼外長尼赫魯的接見。袁仲賢向尼赫魯轉達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致意。
9月18日，袁仲賢向印度總統普拉沙德遞交了國書。這天早上，他主持了大使館開館儀式，升起了鮮豔的五星紅旗。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由印度總統設午宴款待。在步入宴會廳的過道中，突然出現一個意外的情況，當時有兩名美國人站在一旁等候。普拉沙德總統向袁大使一一介紹，其中一名是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他們被邀請參加午宴。考慮到中、美兩國正處於敵對狀態，袁仲賢面露不悅之色，只是略略點頭。席間，普拉沙德與之談論和平問題，意在表明他們反對戰爭，有引我表態之意。袁仲賢始終未置一詞，席間亦很少用餐，以這種特殊方式表示了對東道主這一安排的不滿。
宴會結束後，印方安排合影，袁仲賢示意申健參贊出面向印方提出不願與遞交國書無關的人士合影。這使兩位美國人頗為尷尬，只好起身告辭。袁仲賢在這種場合表現出的不卑不亢的態度，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仲賢一行除了迫切的外交事務，便是集中全力籌辦國慶招待會。他為此特地開了動員會，號召使館全體人員發揮主動和團結一致的精神，把完成這一活動當作使館的首要政治任務，要舉辦一個能體現新中國精神面貌、隆重、大型的國慶招待會。
經過近半個月的緊張籌備工作，10月1日晚上7點半，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內熱鬧非凡，印度政府各部門官員、印度知名人士、各界代表以及當地華僑、與我有外交關係或友好國家使領館的外交官，約1000餘人，參加了由袁仲賢大使主持的第一次國慶招待會。尼赫魯總理攜英迪拉·甘地也破例前來參加，使會場氣氛達到高潮。招待會大廳裡，擺放著由國內帶來的供陳列的名貴工藝品，琳琅滿目;各式茶點、糕點、啤酒和各種飲料，供應不絕。招待會一端擺滿了新中國開國紀念冊，另一端於晚上9點半放映《新中國的誕生》紀錄片。來賓們無不對使館在短時間內能舉辦如此宏大、精緻、豐盛的招待會表示驚訝，稱讚這是了不起的盛舉。
在袁仲賢擔任駐印度大使任內，中印實現了兩國總理互訪，形成友好高潮。1954年6月25日至28日，周恩來總理利用日內瓦關於印支問題國際會議的休會間隙，應邀對新德裡作正式訪問。中國總理的第一次訪問，受到了尼赫魯總理和10多萬印度人民的熱烈歡迎，「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歡呼聲響徹印度上空。
周恩來訪印期間，袁仲賢始終陪伴在他身邊，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中印兩國總理在短短的幾天裡進行了6次長時間的會談，雙方同意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印兩國關係的準則，寫入中印聯合聲明。尼赫魯總理還欣然接受周恩來總理的意見，把五項原則作為中印兩國的共同倡議，擴大到東南亞，由此在國際外交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印方的接待日程中，曾臨時加進了訪問克什米爾的項目。印方接待人員解釋說，那裡是尼赫魯的誕生地，風光明媚，氣候宜人，是旅遊憩息勝地。周恩來對克什米爾的歷史背景十分了解。由於歷史原因，克什米爾一直是印度同巴基斯坦爭執的焦點，雙方各佔一半，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不介入，主張由印、巴雙方協商解決的原則立場。所以，袁仲賢就印方的日程發表意見，認為中方不宜以訪問的方式介入印巴這一爭端，得到周恩來的肯定。於是，袁仲賢當即交代申健參贊以周恩來總理這次訪問時間短促，難以到邊遠地區參觀為由，婉謝了印方訪問克什米爾的安排。
3個月後，尼赫魯總理由英迪拉·甘地等人陪同，於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對中國進行了為期12天的正式訪問。袁仲賢全程陪同。尼赫魯作為新中國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受到了北京10多萬群眾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主席親切會見了尼赫魯，周恩來總理與他進行了多次會談。
袁仲賢陪同尼赫魯訪華返回後，立即投入與尼泊爾建交的活動之中。1955年7月，袁仲賢以特命全權首席代表的身份，同康矛召、畢朔望兩位代表一道赴加德滿都與尼泊爾商討中尼建交事宜。雙方經過談判，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於8月1日達成協議，正式建交。同日，毛澤東主席任命袁仲賢為首任駐尼泊爾大使。3日，袁仲賢大使向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沙阿·德瓦遞交了國書，出色地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的最後一次外交使命。
1956年初，袁仲賢奉調回國。回國後，袁仲賢就任外交部副部長，成為繼張聞天和姬鵬飛之後第三位調任此職的駐外使節。但此時袁仲賢已絕症纏身。早在1954年回國陪尼赫魯訪華之前，醫生就發現他的右肺上葉有一小塊陰影。為了工作，袁仲賢未加重視，照常工作和活動。直到1956年5月，袁仲賢赴莫斯科就醫，複查胸腔疾病，才發現肺癌細胞已大面積擴散，無法切除。
1956年國慶後，袁仲賢的病情迅速惡化。1957年2月16日，與世長辭，終年5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