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嘔心瀝血培養的護道者，為何成了帝國的掘墓人？
十九世紀中期清朝便已經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拉開了距離，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將要和已經實現工業革命的列強開始新的一輪世界霸主的競爭。
1840年的鴉片戰爭把天朝上國的榮光徹底打散，1842年魏源便在其著作《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影響中國數代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隨後在晚清四大重臣：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國藩與有進步思想的清朝皇室宗親的支持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經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大力支持下，在陳蘭彬，容閎等人的率領下，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三十人，前往美國各個新興行業開始留學生涯。隨後清廷更是多次派遣留學生到歐洲，美國，日本，德國等地開始學習其本國的軍事器物，科學技術知識和近代管理理念。清廷的目的本是為了挽救風雨飄搖的國勢，希望這些優秀的留學生歸國為已經行將就木的帝國續命，承擔著清廷的厚望，他們是大清最後的護道者。
此去西洋，應深知中國自強之記，舍此無所他求。背負國家之未來，取盡洋人之科學。赴七萬裡長途，別祖國父母之邦，奮然無悔！這是留英學生劉步蟾出國前所立下的鴻志，亦是當時留學生所期盼的，他們擔負著國家的希望，民族的重任，準備用自己的真才實學為這個古老的民族注入新的血液，實現他們的抱負。他們在各個國家的名校積極地學習各種各樣的新式軍事器械與管理方法，並大多獲得了優越的成績。
然而事與願違，大清曾寄予厚望的護道者卻成了帝國的掘墓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甲午海戰的失敗與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籤訂，使國內外的反清反封建的活動組織異常活躍，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流砥柱便是清廷的公費留學生。
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作為觀察對象，他們的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那就都是留學生。如宋教仁蔡鍔等人本是在清廷的規劃下進行中國新型教育與商業的近代轉型，但在一年之後他們卻毅然選擇了棄文從武，準備發動暴力革命推翻清廷。而其中最具有代表的人物便是蔡鍔將軍，違反清廷規定考取了陸軍士官學校。歸國後更是用一生來反對保皇勢力。
中國一直有一句古話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些留學生在年少之時，便踏上留洋路，其為清朝振興而付出努力的決心是不可置疑的。但是清朝守舊的制度卻與留學生的每日見聞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在一開始清政府派出了一些官員規範這些留學幼童，在每天的新式教學後還要接受這些官員教授的儒家經典，清晨還要在五點鐘就向皇帝所在的位置磕頭請安。然而，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孩子們在這些腐朽規定下，更加的嚮往自由，他們私下裡剪掉了辮子，勢與清廷決裂。1881年，清政府得知後冒天下之大不韙決定中斷這些留生的學業，命令其歸國接受懲罰，這也讓當時的美國總統格蘭特非常震驚，甚至親自提出要挽留，但是根本無濟於事，這些孩子最終還是被押送回了清廷。
迫於無奈回到清朝的留學生們，開始將自己的學識才能投入進了國內的新型建設，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任何新式的的做法總會和儒家的觀點衝突，官員們也並無任何的魄力與銳意去革新，就連當時的總理大臣李鴻章也是唯唯諾諾，愚昧腐朽。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時刻關心中國與世界的局勢，總結自己留學多年多年的見識與閱歷，深思熟慮亦抱著一種對國家的憂患之愛，開出了一味良藥--《上李鴻章書》,於1894年呈交給當時的總理大臣，晚清重臣李鴻章。以現今的眼光來看，孫中山的上疏無疑已從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軍事器物層次，與甲午之變戊戌變法時期對君主立憲制盲目的政治制度的模仿，上升到了對民主共和思想培育新型國民的新境界。可嘆當時的李中堂身居高位根本無暇會見無名小卒孫文，這一篇洋洋灑灑的治國良策便發黴在李鴻章的官衙。同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開始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一生。
魯迅先生有言：「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情都敗在他們手裡」。沒錯，留學生們不怕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而是懼怕清廷腐朽黑暗，卻仍不自知，仍不上進，仍停留在天朝上國的的麻木愚昧。可嘆清政府花費這麼多的真金白銀本欲為自己續命可在最後還是死不悔改，故步自封，在祖宗家法不可改的落後思想指導下亡了國。愛新覺羅氏的辮子永遠成了歷史的塵埃
隨後辛丑條約的籤訂，庚子賠款的屈辱，大沽炮臺的失守，偽滿洲國的成立，俄國東三省交收條約的無理要求……這些無不使留學生們失望，苦悶進而去參加暴力革命，為一個全新的民主共和的中國而付出生命。
大清最後的護道者們被大清自己逼成了他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