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多地少的東京都市圈如何克服大城市病？）
雄安新區的誕生，順應了北京首都功能拓展的需求，解答了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受限的情況下，北京如何解決大城市病的問題。
跳出首都來解決首都所面臨的問題，雄安新區從一開始就提出借鑑國際經驗。那麼哪些國際經驗值得借鑑？新華社在《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紀實》一文中指出，「從國際上看，很多國家探索解決『大城市病』問題，都是用跳出去的辦法，迄今看也是有效的、成功的。在世界一些知名大城市，旁邊也有伴城。例如美國紐約之外有新澤西，舊金山附近有聖荷西等；以色列的特拉維夫之外，有創新之城海法；日本東京50公裡之外，則有高新產業集聚地的科學城筑波。」
在世界大城市的建設經驗中，東京總是作為一個東方樣本。目前整個東京都市圈人口達到了3800萬，人口數量和密度均遠超北京，但大城市病得到了有效解決。軌道交通的發展和郊區新城建設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東京的大城市病。
法國首都巴黎，在上世紀一度出現法國人口高度向巴黎集聚的現象，構成「繁榮的巴黎和荒蕪的法蘭西」。後來通過巴黎大區規劃，建設新城區，將工業、金融業等行業遷出中心區域，並通過修建配套工程、高等級公路、高速地鐵等措施，將巴黎市與巴黎大區聯繫起來，解決了這一問題。
在全球素有「第二矽谷」之稱的創新之城海法，支撐著以色列以彈丸之地科技立國的雄心。這其中，政府在推動創新方面作用顯著，為政府在支持創新城市上能有多大作為提供了一種解答。
紐約作為美國第一大都市，發展過程中也伴隨著城市病，通過上世紀中葉的郊區城鎮化建設起多個衛星城之後，解決了中心城區的城市病問題，並輻射影響鄰近的新澤西，新澤西如何拯救了美國第一大城市？
近日，河北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會宣布，計劃將30平方公裡啟動區的控制性詳規和城市設計面向全球招標。21世紀經濟報導深入採訪了在國內和國際上從事城市規劃和環境政策研究的學者，試圖以國際大城市規劃建設經驗為雄安新區建設提供鏡鑑。
（何苗）
為什麼東京大都市圈成功容納了3800萬人還井然有序，且東京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也一個接一個地克服，大城市病得到了有效解決？
雄安新區甫一出世，便吸引了國際上從事城市規劃和環境政策研究學者的高度關注。如今，在雄安新區「滿月」之季，啟動區30平方公裡規劃設計將面向全球招標，試圖聚集更多的國際高級要素，更好地推動這一「千年大計」。
從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的採訪來看，中國的近鄰日本，對雄安新區的討論頗為活躍。「身邊的人都在關心，大家都在討論」，日本立命館亞太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大學理事會成員李燕博士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
李燕多年從事城市與環境政策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兼任日本多個市、縣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審議會委員和環境政策委員會委員，自雄安新區問世以來，她每天都要和國內的朋友討論交流。
與之相應的是，日本東京在首都和城市功能之間的協調經驗或許值得正在推進中的雄安新區借鑑。
1970年後，為了減輕首都東京的壓力，日本在東京60多公裡以外建設了筑波新城，搬遷並新建了大量國立研究教育機構。但是，40多年後的2015年，面積280平方公裡的筑波市總人口仍不到23萬，其中以國立科教機構為主的中心區域27平方公裡約7.2萬人，中心外圍253平方公裡的產業發展地區約15.5萬人。
最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東京大都市圈成功容納了3800萬人還井然有序，且東京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也一個接一個地克服，大城市病得到了有效解決。
對於雄安新區來說，在建設中需要參考國際經驗，但又不能照搬。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也曾在日本東京從事城市規劃研究，他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日本筑波和雄安還不能相提並論，因為筑波科學城是為了突出從教育轉型到發展科技，設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疏解城市和首都功能，而是為了響應「科技立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幾乎是一張白紙的雄安新區，如何做到「揚長避短」，既充分吸收和借鑑國際經驗，又符合中國國情，值得探討。
求解「大城市病」
毫無疑問，雄安新區誕生的原因之一，是近年來在北京發展過程中大城市病的困擾，也是首都非核心功能必須要向外疏解的結果。
此外，千城一面的「水泥森林」真的就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統一模式嗎？尤其是大城市病已經從國內一線城市向二線城市蔓延，這一定是中國城市成長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過程嗎？
事實上，從世界城（資料、團購、論壇）市發展的經驗看，大城市病是一個很常見的過程，但總體上又和城市的規模、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歷史、地理等條件有關。
「大城市病並沒有統一指標」，李燕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但交通擁擠、人口過密、遠離自然（山水、綠地、開放空間）是大城市病的基本特徵，特別是當通勤時間（如1小時以上）、住宅價格（年收入5倍以上）偏離了宜居城市範圍，如果再加上時常堵車、人均綠地面積減少、空氣汙染加劇 ，「大城市病」就不言而喻了。
截至目前，儘管房價上升、交通堵塞等問題重疊，但在積極提升城市化率的主導下，中國城市的規模仍處在上升過程，規模效益和集聚效益正在發生正向作用，仍主要由「集聚」的力量決定。
李燕認為，中國城市的發展，最不可忽視的是政府對城市經濟、城市發展的主導的作用，由於政府管理能力強，有效克服了「外部不經濟」，因此，首都、省會等政治中心大城市的集聚力越來越強，類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發揮著更強更持久的集聚力。
但為什麼城市交通堵塞的問題在中國越發嚴重？
陳建軍介紹，從東京解決城市病的途徑看，主要依靠軌道交通的發展，在東京市郊區建設新城，利用快速交通連接東京與各個新城。但李燕認為，與東京相比，北京的地鐵以及通勤鐵路密度還遠遠不夠。
陳建軍表示，東京最大的特點是城市建立在城市軌道交通基礎網上，軌道交通有2000多公裡，但中國的鐵路交通建設由鐵路總公司承擔，但城市的軌道交通由各個城市承擔，每個城市都不同，導致最後的結果不同。並且，東京的交通系統中有私營的東營鐵道（承擔了80%的客運量），有市場競爭機制格局。
此外，在中國城市建設的推進中，以強有力的中心商業區為核心，原本寄希望於解決交通堵塞的「環線」，正越來越「長脖子」了。從實踐中看，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和國家，建設環線並不是解決大城市交通問題的根本出路。
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教授徐剛認為，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規劃、建設多中心網絡型城市，大力度地推進基於多中心網絡型城市的（大都市）發展模式。
首都機能的備份
首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行政、立法、司法機構集中地）、國際交流中心（外國使館領館集中地），以及支撐這些中心職能的信息服務、交通服務、法律服務、安全保障服務、醫療、文化、人才教育服務等高端服務機構的集中地，必須要有高度發達的服務業來支撐這一中樞地的運轉。
由於交通方便、信息集中，首都往往也很容易成為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這些功能的重疊，以及隨著城市的擴張，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大城市病中的另一個典型是越來越多的人口。
從國際經驗看，日本東京佔全國人口的10%，韓國首爾佔20%左右，如果北京首都圈達到日本的交通、管理水平和水資源條件，那麼佔全國人口的10%（1.3億人左右）也是合理的。
但問題是，北京人口目前佔全國的比例為2%不到（2200萬左右），同時受水資源、土地資源等自然環境和交通網絡狀況、管理水平制約，實際上許多方面有差距，水資源等地理環境也有較大的局限，因此北京人口目前難以再大幅增加。
陳建軍認為，東京都市圈由東京都加上縣組成，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東京都市圈有3000多萬人口，東京都大約有2000多萬人口，與雄安相比不合適。此外，日本新城與中國概念不同，日本新城（new town）類似於北京的望京，大規模的住宅集聚區，以住宅為主，功能主要是為了分散人口的壓力，應對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人口增加。
首都是一國的象徵，對環境、安全的要求應該更高。因此，李燕認為，雄安新區，最佳的戰略定位是「分散北京的非首都機能」，和「首都機能的備份」。
至於北京可以疏散的部分，則是部分經濟功能、教育研究功能，特別是佔地大、對環境壓力大的製造業以及部分自然科學研究機構、高校，從現實途徑看，具備較為容易分散的可行性。
市場機制與公平性
城市的魅力和活力在於集聚。世界上有魅力的城市例如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都有十分密集繁華的中心商業區。
李燕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雄安新區的規劃要十分緊湊，要發展以地鐵、通勤鐵路為中心的公共運輸網絡，一方面低碳環保，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城市文化的繁榮和魅力。在規劃上，需要徹底改變中國以寬闊道路為主的規劃模式。
有學者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從深圳和上海開發的歷史看，在初期，行政力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後期則主要依靠了市場的力量。對雄安新區的開發，首要任務是健全市場機制，並且要能讓這一機制促使企事業、個人根據市場信號合理判斷、行動、競爭。
李燕認為，目前雄安新區凍結土地房屋買賣，從當前看很有必要，但在逐漸完善市場機制、法律制度的同時可以逐漸放開，因為完全由國家控制的話不利於吸引人口和產業。
以日本的經驗看，要真正達到疏解首都過密壓力，僅靠行政手段把教育研究機構搬到新城是不夠的。同時，要依靠市場機制吸引其它各種民間產業，包括基礎到高端產業。
受訪的海外學者認為，疏散北京的人口，要像深圳、浦東那樣，在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戶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給予特別的支持。
陳建軍則認為，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還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巨大差異，所以，「最大的問題還是體制問題，不是空間擁擠的問題，地域間的平衡造成了很多問題，從空間上拓展不是解決都市病的治本手段，而是要確保資源的均等化，公平化」。
陳建軍提出，日本的經驗顯示出其在公共服務領域與中國的大不相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東京在經濟高速增長和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主要是通過交通、教育、科研、醫療等制度建設來完善城市的公平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