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健先生的遺物，拍賣過三四回，我都是過後很久，才偶然聽到消息。他保存的趙樸初手札一通、書法五幀，——條幅《題萬松圖詩》上，有「君健苑茵同志兩正」的款識，而苑茵正是葉夫人的名字，還有兩紙茅盾瘦金體書札，皆因巨額交易，成為一時話題。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在近兩年前，一批流拍的藏品中，出現的朱光潛、趙樸初、楊憲益和錢鍾書等人就毛澤東詩詞英譯本修改話題，或者寫給葉先生，或者寫給袁水拍的詩稿、函件和意見書。
從有限的展示中，看得出這批文件，中英文間雜，長短不一，有六十五頁之多。說不清怎麼回事，中間的朱光潛手稿，只有短短兩頁，字跡規矩整潔，用藍墨水鋼筆小字，寫在二十六行紅色橫格信紙上，是早先常見的那種普通書寫紙。第一頁右上角，有一個小的編號「22」，說明是材料的第二十二頁。每頁紙面左下端，用紅色六號宋體字，統一印有「北京制本廠印製73.7（1268）」字樣。稿子頂頭一行，居中是標題「七律二首 送瘟神」，下面緊挨著一段
話：「這篇詩在毛主席詩詞中是比較難懂的。主題是新舊對比，舊（原稿如此）世界必然要代替舊世界，瘟神在新世界裡無立足之地。抓住這個主題，有些難點就可迎刃而解。」
此文有頭無尾，段落也不全，光靠片言隻語，只能大概推斷，是對兩首七律的分析和對個別詞句譯法的批評。比如，文中能看見「little creature 譯『小蟲』太含混」和「……譯為men wasted away 不妥」等句子。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意見，單以拍賣信息為據，實難窺斑見豹。
不過手稿倒讓我想起與之相關的另外兩封信。七十年代末，朱光潛和許淵衝通信，說：「尊譯《毛主席詩詞》久已讀過，後來陸續收到《毛主席詩詞》譯文不下四五種，較之尊譯均有遜色，問題大半出在對原文的理解和對外文的掌握，最壞的還是官方譯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處「官方譯本」，即一九七六年版英譯《毛澤東詩詞》（MAO TSE-TUNG POEMS）。而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的另一封信裡，朱光潛則詳述了被動捲入是非的前因後果：
毛主席詩詞的外文譯文確實表達不出原作的精神風韻，特別是早期發表的。其原因不外兩種：一是根本沒有讀懂原詩，一是外語表達能力不夠。「四人幫」橫行時文化部的袁水拍曾奔走京滬粵漢各校，說是徵求修改譯文的意見，在北大開過三四次座談會。我們提的意見不少，還試著改譯了數首，聽說全國提的意見不下數千條。不料後來印行新版後，我們的意見一條也沒有採納，當時大家甚為氣憤，後來才知道這全是一個圈套，袁水拍的目的是討好江青，要刪去「我失驕楊」的注釋，因而把外文譯本的注釋全都刪去，作廣泛徵求意見的姿態，是矇混群眾的視聽。當時在京的幾位朋友曾寫了一諷刺詩，其中有譏袁水拍為胡笳十八拍的（袁曾寫過八十封討好江青的信），我當時也戲和了一首：「琵琶遮面不遮羞，樹倒猢猻墮濁流。不注驕楊該萬死，雷轟碣石解千愁！」信寫得有些情緒化，可不乏學術見解，也有對時事的針砭，是有趣味的掌故。但畢竟人在外圍，雖有牽涉，卻昧於全局，其論與真相，尚有一定距離。
記得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車公莊中裡寓所，我幫葉先生打下手編文集，選出他的《毛澤東詩詞的翻譯——一段回憶》，才頭一次得知，主席的詩詞翻譯，他乃是組織者。他說：「……遠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都有毛澤東詩詞的譯本。這些譯本，絕大部分是根據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轉譯的。這個譯本的完成，我從始至終都參加了。」
毛主席詩詞手稿。按葉先生的說法，一九五七年一月，《詩刊》創刊號發表《沁園春年•長沙》等十八首詩詞後，他因為主編英文《中國文學》，就請專家安德魯•博伊德譯出，在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刊發。同年，外文出版社用已有譯稿，加上戴乃迭譯《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及周振甫注釋和臧克家講解，出版《毛澤東詩詞十九首》（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不久，袁水拍化名「酒泉」，在《文藝報》發表《在河北廳裡》，評點理解問題和翻譯錯誤，說「只是希望譯文盡善盡美，以便滿足世界廣大讀者的要求，並且鑑於這是我國自己出版的譯本，很可能被英語國家以外其他各國作為根據，以譯成他種文字，也就更加熱切地期望這個譯本能夠進一步達到信、達、美的要求了」（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期）。考慮到作者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身份，葉先生遂向領導建議，由袁水拍主管，加上喬冠華、錢鍾書和他三人，成立「毛主席詩詞英譯定稿小組」。他說：「袁作為組長，自然對原作的解釋具有最後的發言權，但喬冠華對原作的解釋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錢鍾書和我主要是做翻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
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學》也發表了《清平樂•蔣桂戰爭》等六首詞，定稿小組隨即合譯出來。次年十二月，三十七首版《毛主席詩詞》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新增《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等十首未刊七律。為修訂舊稿、增加新譯，小組成員新增了趙樸初，又請專家蘇爾•艾德勒協助潤飾譯文。葉先生記得，「這十首新詩詞，於一九六五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譯工作。袁通過中宣部將新譯文及過去的舊譯，一併發往國內幾個重要省市宣傳部，轉各有關大學的英語教授徵求意見。小組根據回來的意見，對這十首新詩詞最後做出英譯定稿，於一九六六年在《中國文學》五月號上發表」。本來接著是修訂一九五八年版譯文，可隨著「文革」到來，「閻王殿」中宣部率先垮臺，身為「判官」之屬的袁水拍在劫難逃，發配至賀蘭山「牧驢」，葉先生也被「專政」，錢鍾書夫婦則下放河南，原計劃無疾而終。但是，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發行卻達到高潮。一九六六年的統計說：「到今年第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主席著作各種外文版的出版量，將達到建國十七年來出版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根據康生和劉寧一指示精神，外文局決定「集中力量爭取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兩年內，在國內出齊主席四卷《選集》的十二種外文版；《軍事文選》的七種外文版；《語錄》的十三種外文版。……主席各種著作單行本、《選讀》甲種本、《詩詞》等外文版，亦當爭取儘早出版，以應急需」（《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譯出版規劃五人小組關於加強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譯出版工作的規劃》）。
一九七四年秋，袁水拍復職後，初次見到葉先生，就商討召集錢鍾書等人恢復工作。楊絳在《我們仨》裡說，袁水拍十一月來訪，稱「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應當把工作做完」。她以為周總理是小組領導，「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著來領導這項工作」，但事後才明白，幕後決策者其實是江青。她還讓袁水拍傳話來，說「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志」，云云（頁一五一至一五二）。錢鍾書等幾位很快定稿結束，袁水拍和葉先生就於一九七五年初，前往全國各地，同大學外語系師生座談。當在此期間，朱光潛應命撰寫了意見書。隨後，譯文終於改定，由袁水拍交上級審核，於一九七六年五月出版。
葉先生還附言，因為注釋「極為複雜、細緻和敏感」，一度左右為難。最後由喬冠華提議，決定「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釋外，我們所做的注釋一律撤銷。所以我們最後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譯本，沒有譯者的注釋」。他認為，「也許這是美中不足，但當時我們的考慮是慎重的」。
儘管處心積慮，還是難免招惹物議，催生了引發朱光潛唱和的諷刺詩，即荒蕪《紙壁齋集》中「長安雜詠（十七首）」之一：
胡笳拍盡水悠悠，一唱山歌兩淚流。此詩還有二注釋，一說「蔡琰有《胡笳十八拍》」，另一說「萯音倍。嫪毐亂後，幽禁莊襄太后之處，借指端王府江辦」；而其後一首，則矛頭直指喬冠華：
河東大廈擺瓊筵，既定方針四海傳。但局外人不清楚，為何喬袁二人，忽然成了江青的紅人。這個費解的謎團，直到夏衍書信公開，才得以拆開。夏衍一九七七年致信蘇州醫學專家李灝，說：
……事有湊巧，正是今日體育館有一個「長子」的鬥爭會（七千人），看來，他的政治生命是完結了。夏衍所言「長子」，亦即喬冠華；而談到以《馬凡陀的山歌》名世的袁水拍，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致姜德明信中，則說：
……其實馬凡陀不是搭錯了末班車，而是老實過了頭，根本不懂得所謂政治行情和人情世故，六五年春我離開文化部時曾勸過他，要他還是回本行，寫他的山歌，而他不僅聽不進去，而且面有慍色，以為我反對他當「官」，他不懂得在那個時刻「積極」一番，從此就當上了過河卒子，可嘆也！諷刺的是，夏衍在文化部副部長任上倒臺，而袁水拍在一九七六年初得到重用，就任的也正是同一職位，只不過沒做幾個月，就又倒了黴。
也是因緣際會，新編《朱光潛全集》前幾部剛出，我就在增補部分，查到了《對英譯毛主席詩詞的修改意見》全稿。粗略比對一下，除若干詞句出入，它和葉先生家的兩頁手稿，應是同一篇東西。朱光潛對不妥的地方，商榷之餘也拿出了訂正意見，甚至還改譯了《送瘟神 二首》之「其二」，和《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等篇。可惜「明珠暗投」，好心不得好報，也難怪他不能不遷怒於主事者。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自《閱人應似閱書多》（趙武平著，三聯書店，2015年7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