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本願寺僧人能海寬，1899—1901年三次踏上入藏尋法求經徵程，1901年進入雲南。旅程中實錄親聞目見，概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雲南、四川少數民族社會與都市情況。本文根據日文資料，著重對其入滇紀行進行研究，並對他的業績作出評價。
[關鍵詞]日僧；能海寬；入滇進藏求法
[中圖分類號] B949.9（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2-557（X）（2004）02-0071-11
公元629年，中國唐朝高僧玄奘孤身涉險，歷盡艱難，西行赴印度取經，631年到達古印度的摩揭陀國，留學那爛陀寺。645年返抵長安，帶回經、像、舍利等凡數百件。除佛像及佛舍利150粒之外，共請回佛經梵文原典520夾，657部，開創了佛教文化交流史的新紀元。
玄奘式的日本僧人能海寬，立志找回釋迦真傳的佛經原典，1899年踏上赴中國西藏取經的徵程，時年30歲。那個時代的中國非常封閉，他曾嘗試從中路（今川藏線）步入拉薩，但受阻，又改而從北路經西安從今天的青藏線入藏，想不到這一次的努力又不能如願。於是，他立下「不惜生命」，從南路經昆明、大理、德欽，由今滇藏線入藏的決心。1901年4月18日，他從雲南鄧川發出寄往日本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說：「現在我只有很少的旅費來深入內地了。一步一步地變得艱難起來了。雖然對前途充滿了憂患，但不管千難萬障，我獨一無二的生命也只有託給佛陀了。由此去雲南的西北部，我己經覺悟了，讓從重慶帶來的僱人回去，並且託他帶書信往內地。從今以後通信可能會困難了。明天出發去麗江。」這封信託僱人帶走後，他便消失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中，其下落如何？至今仍是懸案。他在途中瞻禮聖跡，細心觀察中國的民俗和社會，並將親聞目睹的一切作認真記錄，從而給後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紀實性歷史資料——《能海寬遺稿》。這些資料對研究百年前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具有相當的價值。本文主要對他的入滇紀行進行探討，文中有關能海寬的資料皆引自此書。
一、關於能海寬的入滇及失蹤
能海寬1868年5月18日生於日本島根縣的金城町。時值明治維新元年，其父為日本淨土真宗大谷派天頂山淨連寺的僧人。他7歲喪父，寄養他人，11歲在京都本願寺入佛門。本願寺是日本佛教最大宗派淨土真宗之本山。分為東西兩寺。西本願寺位於京都市下京區堀川通六條，為真宗本願寺派之本山，又稱本派本願寺，山號龍谷山，俗稱阿西；東本願寺位於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七條，為真宗大谷派之本山，又稱大谷本願寺，俗稱阿東。能海為東本願寺之僧人。他先後入慶應義熟（今慶應大學）、哲學館（今東洋大學），學習漢語、英語及梵語，師從南條文雄。他25歲時（1893年）在哲學書院發表《關於世界的佛教徒》的論文，高度評價西藏的宗教文化，指出日本佛教要生存與發展，就得對還未受到外國影響的藏文《大藏經》原典進行搜集和研究。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實行「神、佛分離」、「神道國教化」的政策，以強化天皇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在這一政策的作用下，日本出現了「廢佛毀釋」的運動，全國大約半數以上的佛寺被毀。長野縣諏訪市的諏訪神社及神宮寺的五重塔被毀；奈良興福寺的佛像、佛貝被燒；櫻井市的內山永久寺，連柵欄都被破壞得無一殘存。面對這種毀滅性的災難，日本佛教呼宗派為佛教的存亡展開了熱烈的論爭。大德高僧仁提出了改革與保護佛教的各種建議，以能海寬、河口慧海（1866—1945）、寺本婉雅（1872—1940）為代表的一些年輕僧人，毅然走上赴西藏取釋迦真傳原典《大藏經》的道路，立志以佛教的真諦來挽救和振興日本佛教。
能海寬在1899年到達中國四川藏區，在從裡塘走向巴塘的路上，他寫道：「道路是高山峻岭，空氣再稀薄的話，連行走都困難。呼吸壓迫得連說話都說不出來。……道路崎嶇，前腳頂著後面的人頭，一步一步地翻山，人馬簡直都要氣絕了。」到達四川巴塘後，他的入藏請求受到地方當局的拒絕，但能海寬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他獨自一人換上中國和尚的僧衣，悄悄向拉薩進發。行到巴塘西40裡外的金沙江「牛古渡」時，面對崢嶸險峻的高山和泥沙混濁的江水，他寫下了「泥水黃金色，奔流不回復，……遙望金沙江，若非鳥兒翔，難過江水河」的詩句。他說：「行路的艱苦都不必說了，欲往不能往的心情使我淚流滿面。」在前行不能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返回巴塘。1899年12月22日上海《日報新聞》發表的《日本人與西藏》的文章對此作了報導，指出兩名日本僧人（另一名是他在途中遇到的寺本婉雅）在巴塘呆了2個月，他們有去拉薩的強烈欲望，但因被阻而停步。能海寬與寺本婉雅離開巴塘後，途中在打箭爐（今四川康定）停下。寺本婉雅由此去了北京。能海有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繼續留在打箭爐探尋入藏之路。1900年，他從陝西、甘肅、青海入藏的努力也因被拒絕而告終。1901年元旦，他在給導師南條文雄的賀年卡中，表述了來中國後一事無成的愧疚心情：「尊師益益清健。在奉賀新年之際，小生來清一事無成，迎來了第三個新春，實在感到心中有愧」。這一年，他下定決心取道雲南入藏。他作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面是受了小粟棲香頂（1831—1905）著作的影響。1874年，小粟在其《喇嘛教沿革》中論及入藏道路有三條，其中之一就是雲南道。此書是日本首次出版的全面介紹藏傳佛教的書。小粟1874年作為本願寺的留學生到北京留學，在龍泉寺與兒童一起學習漢語，後來到山西五臺山和北京的雍和宮向喇嘛活佛學習佛教經典。此書對日本人認識藏傳佛教有啟蒙的作用。能海深受其影響。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小粟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1876年來華建立了「真宗本願寺上海別院」，主張以日本為主，聯合中國及印度，以佛教之力抵抗西方基督教。能海寬對藏傳佛教之苦心求索，可以說是對小粟主張的具體實踐。
1901年能海寬自重慶啟程，經貴州省而到雲南。他寄往日本的最後一封信，是4月18日在雲南鄧川州寫的。離開鄧川以後他就失去了和家人及親友的聯繫，他是生是死？因何失蹤？在何地失蹤？一直是無人說得清楚的問題。
1905年7月巧日，本願寺的《中外日報》以《能海寬逝世了》為題，對他的失蹤作了首次的報導。但未說明其死因及死的情節。是年7月22日，日本《報知新聞》對他的死因作了報導：「偶然從滿州某軍政部長井戶川少佐處得知了能海的下落。能海在1903年12月中旬在西藏邊境處遭土人殺害。在一民家的土壁上大書寫有『大日本帝國石見國能海寬在此處被土人殺害』……」。
井戶川提供的情況引起了廣泛的質疑。7月24日的《東京二六新聞》以《牛頭馬頭》為題，認為井戶川提供的情況不可信。《大阪每日新聞》亦指出，依據井戶川所說而進行的報導是「誤報」。井戶川面對上述質疑，不得不在《日本新聞》上提出正誤：「各家報紙報導能海寬師在1903年12月20日被土人殺害的消息等等，是由我提供的。……我在雲南旅行時，在能海師住過的旅房裡，見一首和歌落書，我想是出自他的手，而抄錄帶了回來，也不一定是他遇難時寫下的書物。」
1905年7月27日，能海的家人、友人在東京淺草本願寺舉行『能海寬氏追悼會」，千人之眾與會。能海失蹤在1901年4月以後，為什麼遲至1905年他的家屬和友人才相信他去世了呢？這可能與他在1901年2月20日自重慶寫給其弟水野齊人的一封信有關。這封信說：「明天2月21日，從當地出發，預定經貴州、雲南（指當時的雲南府治昆明）、大理、麗江、中甸、阿敦子（德欽）、江卡（寧靜）、察木多（昌都）、拉裡（嘉黎）到拉薩。這次還是繼續使用去年的僱員，到了雲南，打算要僱土人同去。以後，根據情況，兩三年不能通信，決不要為我擔心。」等待了4年，能海仍杳無音信，所以，即使是報紙的「誤報」，家人們也信以為真而開了追悼會。
對於能海寬的失蹤，寺本婉雅在1923年7月8日、10日、11日的日本《中外日報》上，以《故能海寬君、遭難的真相、支那雲南省、古宗族的慘殺》為題，根據鄉間正平的調查，連發了上、中、下三篇文章。他說：「我數次請求達賴十三世及政府官員找尋能海，但都搜尋不到。但是，去年（1922年）4月17日，龍谷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本田義英的友人鄉間正平來我處，說要入藏搞調查，我囑咐他如有可能的話到雲南去一下，調查一下能海的下落。今年7月3日，本田與鄉間突然來我處，特地來報告對能海下落的調查結果，介紹了旅行的經過及見聞。」寺本婉雅在該文中引鄉間的話說：
去年（1922年）4月從臺灣坐船到河內，然後坐火車進入雲南省，接著到大理，進行入藏的準備工作。用了27天到達西北境的阿敦子，阿敦子戶數200左右，為古宗族和少數漢人的雜居地，古宗族是西藏族，和類似風俗的西藏昌都族一樣性質的，是極其兇猛的人。頭髮如獅子形蓬蓬的，穿著破毛衣，身挎長劍，隨身帶有手槍。這個種族半農半牧，食物以青稞薄谷及磚茶為主，食品為粗食。苗子族在維西縣西南方，猛狡族在維西西部，此外還有怒子族及明子族等等，諸蕃族散居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的山谷之間，保留了太古的生活風俗生活至今，尤其危險！單身旅行者要通過他們的諸部落還是很困難。
大理府衙門派了50名士兵與鄉間同行，帶著糧食、用品等組成馬幫。帶著眾多衛兵上路以圖安全，西行跋涉於山間水脈之間。漸漸進入了人煙罕至之地，士兵投宿於部落土民之處。這時，對旅行者來說，糧食的補給極為困難。還帶著這麼多士兵，遇到當地蕃族反抗的危險局面也有之。
從阿敦子西行15裡後有1個陡峭的山坡，右方稱為九遠坡，左方稱為清家坡，頂崖直上雲霄，高峰不到1萬尺，有了降雪、風刺骨、寒凍的感覺，步行很困難。此時是1923年12月22日。冒烈風，頂大雪，奏砒了阿敦子的蕃人部落，攀山而上。眼皮下邊30裡處也有阿敦子的古宗小部落，戶數20戶左右，為入藏的一大關門。瀾滄江繞山脊蜿蜒盤繞，白浪翻滾，再往前進一步，就有如進入了死地的感觸。而且，在這山坡下邊15裡的山腹中，被告知可憐的能海寬君，遭到古宗兇惡的毒手，慘死於此地，我進一步追問，能海真的是在這山腹中遇害的嗎及其是怎樣一個情況？沒有任何的回答。
正好此時，我遇到了在阿敦子作屏香收購的法國商人白羅尼，因此原故，我從法國人那裡探知了很多事情，當然也聽到了能海寬遇難的事實。白羅尼是因為有印支法屬殖民地的關係而能進入此地，作纂香收購的商人。白羅尼早些年就進入了此地。他從在這裡長期進行傳教的法國傳教士那裡，聽到了有關一個日本僧人被古宗族慘殺於阿敦子的險關山腹中的事實。
故人在1901年12月中旬在此地慘遭毒手，可憐的一命就這麼損失了，追憶當時的情形，實在讓人感慨無量，禁不住淚眼朦朧。在遇難之地，有1個大屏風的石崖，我讓1個喇嘛刻了「大日本能海寬師遭難地」10個字，隨後數名喇嘛捧上供物，點燃香火以表追悼之意。我的日本未見的朋友，為了實現民族發展的使命，在萬裡異地身亡，想到有此偉大的犧牲精神，可以執信是永遠的紀念碑。白羅尼非常熱情好客，在阿敦子時經常與他一起聊天，還有在我困難之時，總是靠他的翻譯及他的友人來幫助我，對以後如何展開半年的調查，他指點了很多。
寺本婉雅在其文章中評論說：「（能海）被古宗族慘殺於阿敦子的這個事實，是由鄉間詳細說明的。」「想到鄉間付出了很多辛苦，暫且相信這個真相。」「我對鄉間的任俠精神，克服重重困難深入調查，終於解開了多年的謎團，向他表示我由衷的感謝。……故人沒後22年終得能海的下落，有心之人定會表示感謝之念。」寺本對鄉間不辭辛勞的調查精神作出充分的肯定，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吃苦精神並不能作為調查結論是否正確的依據。任何正確的結論，都必須有確鑿可信的人證和物證才能作出，就人證來說，鄉間的調查結論是根據法國商人白羅尼所說得出的，白羅尼之所言又是他聽一個法國傳教士說的，而鄉間並未找到那個傳教士核實，所以，鄉間的說法不一定可信。再者，鄉間的調查時間為1922年，白羅尼是1903年開始去阿敦子收購麝香，能海失蹤在1901年4月以後，白羅尼得知能海遇害最早也是在能海失蹤後的第二年，他在19年以後再轉述給鄉間，相隔這樣長的時間，所進行的回憶，其真實性是成問題的。另外，是誰告知鄉間，能海慘死在山坡下邊15裡的山腹中，法國傳教士所知能海遇害的消息又是從何得來的？這些都值得深究。道聽途說之事只能作參考，而不能依其作結論。就物證而言，一橋大學探險部的中村保及能海寬研究會的會長橫田禎昭，1999年曾到德欽去取證，著力落實鄉間所說的「遇難之處」。他們在德欽（阿敦子）縣城以北海拔3300米的地方，找到一個刀砍斧削，垂直而立，俗稱「屏風巖」的巖壁，巖高8—10米，寬15米左右，上面有朱紅色的藏文和巖畫，但沒有鄉間所說的「大日本能海寬師遭難地」的刻字。經用實地資料與佛教報紙所載進行核對，利用GPS進行考定，中村等作出了此地就是佛教報紙所說的那個地方的結論。1999年2月1日，《讀賣新聞》對中村、橫田的踏查作了報導。「屏風巖」類似鄉間所說的「一個大屏風的石巖」，由於巖上沒有鄉間所說的能海寬遇難地的字樣，所以不能證明此地就是能海的遇難地。因此，說能海寬「被古宗族慘殺」，證據是不足的。能海寬是怎樣死的？是正常死亡？還是在旅途中亡於自然災害？還是慘遭毒手？還需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
二、能海寬的入滇紀行
能海是自重慶經貴州省而向雲南進發的，他在重慶制定了由雲南至西藏的行程：雲南府（府治在今昆明）至大理府15日；大理府至麗江府10日；麗江府至中甸廳7日，中甸廳至阿敦子（德欽）7日；阿敦子至江卡（寧靜）30日；江卡至察木多（昌都）30日；察木多至拉裡（嘉黎）30日；拉裡至拉薩30日。
能海在行前寫道：「出發的日子打算在明年（1901年）春，從雲南經中甸、阿敦子（德欽）進藏，會有科麼樣的結果不能預測。」他在1901年3月30日到達昆明。他在行程中寫道：
從貴州進入雲南，山都不太高，地大而平。有曲靖府的平地、篙明州的平地、滇池的平地。這些平地的周圍綿延數百裡，在其他省很少能看到這樣的曠野。雲南省城周圍有八九裡，人家稠密，比貴陽城熱鬧，人口大約有20萬左右。物產為麥、豆類、稻穀。鴉片也有不少。玉石、象牙、銀加工的種類很多。還有經東京（今河內）、蒙自進口的不少洋貨。
據《清一統志》記載，當時的曲靖府「東西距390裡，南北距620裡」，「篙明州東西距120裡，南北距75裡」，滇池平地包括500裡滇池旁的昆明縣（東西距100裡，南北距80裡）、呈貢縣（東西距60裡，南北距60裡）、晉寧州（東西距60裡，南北距60裡）及昆陽的一部分。曲靖府平地、嵩明州平地、滇池平地確實是能海在四川西南、貴州省所看不到的平川曠野，但不是所謂在「其他省很少能看到」。雲南省城昆明，「明洪武十五年重築磚城，周九裡三方」，能海所言「省城周圍八九裡」與實際相符，這說明他的考察記錄是有根據的。當時的雲南省城昆明是雲貴總督署所在地，是雲貴兩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比貴陽城熱鬧。據1820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雲南府有人口94.2689萬人，其所言1901年昆明「人口大約有20萬左右」，為其在實地訪問所得，當是可信的、有價值的資料。昆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煙土的集散地，「滇中之地土與氣候，適合栽種鴉片，故產出煙土，其質數實較他省所產者為強。運出省極易銷售，因此……農人以有利可圖，遂盡力栽種……較種豆麥獲利倍徒，誰又何樂而不為，所以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前後，全滇能有六七千兩之煙土產出，此非過甚之詞，實有所據也。」能海說：「（昆明）鴉片也有不少」，亦是親聞目睹之可信之言。雲南「善製作金、銀、銅、鐵、象牙、寶石、料絲、什器、布罽之屬」，己有悠久的歷史，省城昆明是加工的中心，能海說昆明「玉石、象牙、銀加工的種類很多」，也是符合實際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帝國對中國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的加劇，昆明充斥著自越南河內經中國的河口、蒙自輸入的洋貨。據1912年的統計，輸入雲南的洋貨進口值為9766518兩白銀，土貨出口值為12573069兩，出超2806551兩。能海在昆明所見到的洋貨，種類和數量肯定不少。
雲南省有眾多寺院，僧侶當然也不少，但大的寺院不多，有僧70—80名的就算是最大的了。昆明有4個天主教堂。洋人館在去年（1900年）5月被暴徒打爛、燒毀了。現在已看不到它的原樣了，連善於忍耐的法國傳教士也終於撤退了。
尋甸與嵩明兩州哥老會徒甚多，他們動一下就有產生動亂的兆像。我從貴州出發，27日在馬龍州聽說，從貴州去七八日路程就能到的四川省永密縣的哥老會起義了。哥老會有大哥、老二、老三、老五、老六、老八、老九等7個頭街。大哥握有至高無上的大權。老二、老三關注神佛之事。老五有如總理大臣，處理萬事。老六、八、九分管各職。朋友互救、團結堅固。四川、貴州、雲南地界有數十萬會員，到處飛揚跋扈。像貴州的暴動，每次就是由此黨為中心挑起的。
能海寬所記1901年昆明有4座天主教堂，大致與文獻記載相符。其中之一是小東城內平政街的御賜天主堂（洋式，1876年建），其次是平政街永寧宮對門的溯原宮；第三是東門外金馬寺狗飯田的若瑟堂（洋式，1882年建）；第四當指昆明小東城內平政街羊角巷內的女學堂。女學堂屬天主堂的附屬機構，能海寬計算時，可能將此也作為天主堂看待，因為除此之外，當時的地方編列檔冊未見有其他的天主堂的記載。據今人著述，「僅1885年至1900年，昆明就新增天主教堂17座。主教公署設於昆明，昆明成為雲南天主教的活動中心」。因著者未列出17座天主教堂的名稱，又未註明資料出處，所以不能用以說明能海寬記錄的不實。關於其所記「洋人館在去年（1900年）5月被暴徒打爛、燒毀」之事，當指1900年昆明人民的反洋教風潮。「1900年，在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下，昆明人民舉起了反帝愛國鬥爭的火炬，這年5月，法國駐昆明總領事方蘇雅，由越南入滇，途經蒙自海關時，其夾帶軍火的300多件所謂行李拒絕海關檢查，強行運往昆明。到昆明後，經釐金局秘查，確有軍火26馱，釐金局將其扣留，可是方蘇雅與副領事伯威卻率領多人，帶著槍枝衝入釐金局，毆打我工作人員，並將軍火搶運入城，轉運到平政街天主教堂。昆明群眾聞訊後，怒不可遏，雲南當局迫於群眾壓力，迭次照會交涉。方蘇雅卻蠻橫無理地一會說蒙自海關造謠，一會說只帶幾隻洋槍防身。群眾聽了這些謊言更加憤怒。6月10日，憤怒的群眾包圍了平政街教堂，令帝國主義分子交出軍火，窮兇極惡的方蘇雅，竟開槍擊傷群眾，因而更激起群眾的義憤，一舉搗毀了平政街天主教堂，焚毀了『主教公署』和法國的修道院，郊區農民燒毀了金馬寺附近的狗飯田天主教堂……。」
哥老會又稱「哥弟會」，因四川方言呼弟為老。是清朝民間秘密會社之一，屬天地會支派。清初由閩粵客家移民在四川建立。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太平天國失敗後，堅持反洋教鬥爭。能海寬所記哥老會之內部分工及川黔滇交界地區有數十萬會員的情況，當為其訪問所得，對了解這一地區哥老會的歷史有重要價值。
能海寬在寫給本願寺寺務所谷瞭然的信中，記述了他自昆明出發至大理府的行程：「1901年4月4日從雲南省城出發，經過滇池、祿豐縣、響水關、廣通縣、雲南騷,16日到達大理府。從雲南省城到大理府有13站，925裡以上。重慶府到大理府有48站，總計3320裡。」4月18日他從鄧川前往麗江。在大理停留了
3天，下面是他的考察記錄：
大理古時稱為妙香國、白崖國、皇國等等，是阿育王子或白飯王等建國的地方。從中唐起，蒙氏在此地建立起顯赫，稱之為所謂南詔國，數百年間成為獨立王國的國。後來由段氏取而代之，到元代時滅亡，沿革頗為豐富。
此段關於大理歷史的概括，有畫龍點睛之特點。妙香國即犍馱羅國，又作犍陀羅國、犍陀越國、乾陀越國、乾陀衛、乾陀婆那或業波羅等，意譯為香地、香潔、妙香、持地。位於今西北印度喀布爾河下遊，五河流域之北。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載，此國東西千餘裡，南北八百餘裡，東臨信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邏，王族絕嗣，隸屬迦畢試國，邑裡空荒，人煙稀少，此為8世紀時之情況。此國為古印度的佛國聖地，其後，中印度佛教分裂為上座、大眾二部，此地是上座部地域，但僧徒又吸收大眾部之學養，故大眾思想在此亦風行。「南詔一名鶴拓，說者謂即印度犍陀羅之譯音，犍陀羅佛教甚盛，藝術尤具特殊作風，南詔與之相仿，故當時亦以犍陀羅自名。」能海寬謂「大理古時稱妙香國」，與此有直接關係。公元772年南詔王閣羅鳳在今彌渡紅巖鄉築白崖城，故南詔有白崖國之稱。白崖城遺址有內城牆、旗墩等遺蹟。阿育，梵名，又作阿輸迦、阿恕伽，意譯為無憂王，系中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第三世王，公元前3世紀左右出世，統一印度，是保護佛教最有力之統治者，有達磨（正法）阿育王之稱。白飯王為印度釋迦族四王子中之第二子。據（釋迦譜》卷一載，四王指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淨飯王所生長子悉達多，即釋迦牟尼佛。故白飯王是釋尊之叔父，其子阿難從佛出家，持三藏教。大理是中國通往南亞之古代交通樞紐，印度佛教經緬甸輸入大理，早於南詔時代。「南詔時代，佛教早已輸入，且大理為通印度之孔道，佛教之盛行，自在意中。梁啓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云：『道生之入印度，乃經過吐蕃、尼波羅路，又古代唐僧二十餘人，經滇緬路而入印度。」，「佛教之入大理有三條路線，可作假想，其一為漢代直由中原內地輸入；其二為自印度緬甸輸入；其三為由西藏輸入。」「佛教在漢哀帝時（公元前6—公元前1年）己入中國。至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中國夢想之計劃，始告完成，由葉榆（大理）、永昌（保山）通撣國（緬甸）、羅馬（大秦），音樂、技術皆相繼輸入。則佛教由中原內地輸入大理，自在意中。」大理民間密教流傳，教士稱阿叱力。羅庸《張勝溫梵畫·警論》云：「阿叱力亦云阿闍梨，此雲灌頂師，為天竺（印度）密教上師之尊稱，西藏、蒙古所稱喇嘛者也。阿叱力教之傳入滇西，據云在唐貞觀中（627—649年）。」能海寬所記大理古時稱妙香國，是阿育王子或白飯王等建國（意為傳道）的地方，是以佛教傳入大理的悠久的歷史為依據的。由此可見其宗教歷史知識的淵博。這一是來自他對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二是來自他在大理進行的認真而科學的田野調查。他把大理視為印度佛教東傳之聖地。
大理府東面為洱海，西聳蒼山，是山水明媚的風景名勝區。蒼山高為數千尺，夏時還冠白雪。山中出產大理石，三塔寺附近的百餘戶人開著大理石工廠，石紋有禽獸山水的形狀，呈現出黑、白、赤、青等等光彩陸離的景象，價格頗為低廉。我在途中天天能遇到用馬馱著石到省城及其他地方的人們。墓碑等等用此地之石頭。
府城在蒼山的下端位置，四方城壁約為3裡，設有四門，為清國千戶大鎮之一。人家不算太多。洱海環周約有150—160裡，與我們的琵琶湖很像，是風景絕佳之地。
此地既是名勝地，又是人種博覽會。我在吃飯時忽有四五個土人來觀看我，我看其面貌，顏色呈黑色，眼和牙齒燦燦光亮，也就是被稱為羅羅的有如熱帶人種奴隸的種族。身有丈高，面呈紅色，帶著蠻狗行走之人為西藏人，與中國漢人相差很大。面呈銅色的，與馬來半島的人種為同一種。其間也有面呈黃色的中國人。他們各種在此地雜居，實在是此地的一個奇觀。
能海寬以「山水明媚的風景名勝區」來描繪他對大理自然風光的深刻感受。洱海史稱西洱河，屬瀾滄江水系。發源於洱源縣的苑碧湖，流域集水面積2565平方公裡，南北長42.5公裡，平均湖寬6.3公裡，面積249.4平方公裡。水有三島：金梭、赤文、玉幾。蒼山在洱海之西，名點蒼山，史籍作「玷蒼山」。其自北向南伸展長50多公裡，凡19峰，連脊屏列，峰間夾澗，為18溪，青嶂並峙。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4122米，頂冠皚皚白雪。著名的蒼山八景與洱海的三島、四洲、九曲融為一體，風光綺麗。1530年，楊升庵遊蒼山、洱海，將其風光與全國的知名山水作了比較。他說：「自餘為僇人，所歷道途，萬有餘裡。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逾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途山水，蓋飫聞而厭見矣。及至葉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北入龍尾關（在今下關），目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煙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餘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向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1982年及1994年，蒼山、洱海先後由國家命名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大理石俗稱礎石、點蒼山石。《點蒼山志》云：「山本青石，山腰多白石，穴之膩如切肪，白質黑章，片琢為屏，有山川雲物之狀。」純白色的稱「漢白玉」，灰色的稱雲灰石，有綠、青、黑、紅等彩色的稱「彩花石」。其開採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是建材裝飾石雕刻工藝品的優質原料。能海寬對大理石工藝品的考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入滇考察，是以地方特色項目作為重點的。
大理府城即今大理古城，位置在蒼山中和峰下。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南詔、大理國羊苴咩城舊址外修建，十六年建成，城牆四周各長1500米，寬12米，高6米，築有4門。大理是白、彝、傈僳等民族聚居之地區。能海寬所稱的人種博覽會，意即此地的少數民族眾多。能海所稱的羅羅即彝族，有體高、面黑、齒白的特點。「蠻狗」即藏獒，又名藏犬，其日記中形容是「猛如獅子的西藏狗，不可近之」。1898年7月8日在打箭爐（康定）折多山附近，能海曾被這種狗咬傷，「左足、右手外傷3處，厚長靴被咬破，狗牙深深地咬入腳脛，一時跌倒不省人事，以後數日都忍著苦痛繼續旅程」。「西藏部落每戶都飼養蠻狗，當護衛兵使用，看到生人後隨即上來嘶咬，這實在是入藏的一大困難。」在寺本婉雅的《滿蒙旅日記》中，寺本對能海被咬傷的經過作了如下的記實：「在打箭爐與能海寬君邂逅，他是本山（本願寺）的入藏留學生，比我後從日本出發……，7月8日從打箭爐南門出來，行40裡後，住宿折多，有碉房四五座。為消除疲勞，與能海一起到10裡外的溫泉。途中，遇到了野宿的商隊，有蕃狗六七隻，以作護衛，防強盜用。見到我們後，商隊之人用套索來拴狗，以讓我們安全通過。然而，突然一隻犬疾馳而來，咬住能海君，他被狗咬翻了，我等急忙上來營救，商人快走拉下狗來。而後五六個商人作像是來賠罪之樣，然而語言不通，不明其意，就此，我們不去浴場，而回住處碉房。檢查能海君的傷口，腳脛之處被咬傷，我用藥塗上，但無繃帶。我們對前途之旅程，充滿了暗然之色。」
城外有三塔寺，為1大塔、2小塔，所以有此稱呼。大塔高180尺、15層，塔基為五間四方，頂上有金輪，唐代蒙氏時創立，安置有觀音。有著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每年3月15—20日的5天，開辦觀音的結緣日，稱之為「月街」，從各省來參拜的人很多，以之為契機，各省的商賈們也帶其各地土產來此貿易，交易額有10萬之數。接近這個日子時，廣東、廣西、湖南、江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來的人逐年增多，因此市街繁榮昌盛。寺院不很多，僧侶也寥寥無幾。
「月街」自唐朝以來就例行作市了，緬甸、英、德、法國的洋品，經騰越（今騰衝）、永昌（保山）進口而來，集市上看到了很多。日本製品以火柴居多，也有蝙蝠傘、毛毯之類的日本產品。另外還有經麗江，從西藏東部輸入的物品也有。
渡過府東方的洱海，行2站路為雞足山，是雲南省的第一靈地。前山5大寺，後山8大寺，全山360庵，有數百僧徒，來朝山的土人也不少。城裡雖然有耶穌會堂，但信者很少，呈現出佛教獨佔的姿態。有提督軍門、道臺衙門等等，戶數不到三四千戶。
能海寬所記大理城外之三塔寺，即崇聖寺內之三塔，謝肇浙《滇略》云：「崇聖寺三塔，中者高三十丈，外方內空，其二差小，各鑄金為金翅鳥，立其上，以壓龍也」。塔頂有鐵鑄款識，雲「貞觀六年（632年）尉遲敬德監造，開元初，南詔修之，請唐匠恭韜徽義重造」。阮元聲《南詔野史》云：「磋巔建大理崇聖寺，基方七裡，聖僧李賢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萬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銅四萬五百五十斤，自保和十年（833年），至天啟元年（848年），功始完，匠人恭韜徽義立。」所謂「月街」，是祭祀觀音的廟會，始於唐代永徽年間（650—655年）。明嘉靖《大理府志·市肆》云：「府觀音市，在城西校場，以三月十五日集，至二十日散，十三省商賈鹹至，肪於唐永徽間，至今不改，以民便故也。」民國初年至今，改稱三月街，現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節。時間由三月十五日延至二十一日。屆時伴隨商貿物資交流，開展各種文娛體育活動，國內外商人云集，空前繁榮。
雞足山位於賓川縣城西北部，在中國是與峨嵋、五臺、九華、普陀齊名的佛教名山。其古名青巔山，明代改稱雞足山。清人範承勳《雞足山志》說，宋時有僧人慈濟在青巔山峻石山出家修行，崇奉迦葉。宋以後，雞足山日漸發展為高僧雲集、名震東南亞的佛教聖地。明朝嘉靖至萬曆年間，有寺院百座，住山僧眾千人。能海的記述，為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雞足山佛教文化，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三、關於能海寬的評價
（一）能海寬進藏求法，出現於日本明治維新，建立「神皇一體」、「祭政一致」的國家神道時代。他的進藏求法，在抵制明治政府宗教單一化為佛教等外來宗教爭取生存空間，實現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等方面具有進步意義。神道教（簡稱神道）淵源於日本原始的自然崇拜、神靈崇拜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號稱「天地神祗八百萬」。6世紀中國佛教傳入日本，神道教曾與佛教結合。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日僧最澄（767—822）來中國學習天台宗教義，歸國後創立了日本天台宗；與之同來的日僧空海在長安青龍寺師從惠果，成為密宗嫡傳，歸國後創立日本真言宗，佛教在日本盛極一時，神道與佛教進一步結合，出現了「天台神道」、「兩部神道」的神、佛混合教派，這說明了神、佛在明治時代前是相互吸收、共存共榮的，明治政府實行「神佛分離」，獨尊神道為國教的政策，神道崇拜的象徵太陽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成了日本天皇的象徵，使日本的皇統變為神統。佛教因而陷入滅頂之災。能海寬作為一名振興日本佛教的僧人去西藏取經，雖然半途而廢，但他為日本宗教多元化奮爭的功勳不可沒。
（二）能海寬在雲南昆明、大理等地考察所記歷史、途程、山川、名勝、城鎮名號、民族特徵、風俗、物產、市場等資料，絕大部分為親耳所聞、親眼所見，它與歷史文獻記載和實際的情形是吻合的。這些資料對研究百餘年前的雲南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日本人認識雲南，不能不說能海的「考察日記」起了相當前導的作用。能海在雲南失蹤，除了查無實據的道聽途說之外，至今沒有所謂他遭「古宗毒手」的有力證據。古宗是古代雲南藏族的他稱，主要分布在今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德欽縣。法國傳教士對法國商人白羅尼所說的「一個日本僧人被古宗族慘殺於阿敦子的險山關腹中」的地點，當在德欽縣城前往西藏的瀾滄江大峽谷一線。筆者曾前往這條道上的燕門、佛山兩鄉的明永、斯農、溜筒江、納古等村去尋訪，各村的老人、智者皆言未聽前輩老人說有日本和尚在百年前來此被害的事件。這一線自古是滇藏貿易的茶馬古道，往來的馬幫及商販不少，德欽縣燕門鄉、佛山鄉的藏族民風純樸，是商賈及過往客人食宿及背馱運輸的服務者，不能妄下能海在此遇害的結論。他的失蹤是病亡，還是天災、人禍？應再作深入的研究。
（三）能海寬是日本藏學研究的先驅者。他十分重視西藏佛教、藏文、藏民俗的研究，以赴西藏求藏文《大藏經》原典，作為自己崇高的志向。他認為漢文《大藏經》不能全部反映釋邇的真意，只有得到藏文版原典，才有振興日本佛教的可能；因為佛教在印度誕生，傳入中國內地，己受到儒教的影響，傳入日本後又受到日本神道的影響，其本質己發生了很大的蛻變。日本佛教要振興，只有按佛教的原貌來恢復和改造。他「不惜生命」要赴西藏求法，既具有振興日本佛教的意義，又有為日本藏學鳴鑼開道的功能。他對日本藏學的建樹，主要表現在他第一次進藏時寫的田野考察成果《進藏通信》中。他說：
「支那貶稱西藏人為『蠻家』，但是從藏人所用直行草隸的書體以及甘珠爾部經典來看，藏文1300年前，從印度文字製作而來，至今為止，還未借用他國的文字，能自由自在地精緻地表述思想。經典在1000至1100年以前，就已經翻譯成自己的語言，很少借用他國的語言文字。我們日本雖有著西藏十倍的人口、光輝的歷史，但是在文字上只有片假名、平假名，基本上要基於漢字，如果不借用漢字、羅馬字，就無法表達思想，不能表述自己的心意。……原來秀麗的藏字，特別是被書寫得漂亮的藏經，實在讓人羨慕不得。藏人的書法家是怎樣漂亮地書寫草書呢？日後應該拿來示人。他們（藏族）的宗教即是『苯教』，今日尚有神宮來舉行祈禱儀式。供物的形狀，或者是立幣帛，或者是供肉類等等，就是如西洋人說的支那道教，我們的神道類的宗教。
藏文的構成結構，有許多比英語、梵語或支那語更類似我日語。日語的助詞用法，或發音的促音、接續語等等同藏語有許多相通之處。日、藏語的比較研究很有必要。我在爐（打箭爐）地聽到的俗歌等等，很奇怪，其音曲與日本農村的山歌有相像之處。
裡（塘）人四季常食牛肉，天天都要屠殺牛，4頭、5頭、10頭，喇嘛也食用。吃法為把生的大塊牛肉在牛糞火上燒，或者生吃，甚是簡單。屠牛法也很簡單，把四足縛起來，砍掉腦袋，接著剝皮。牛種是西藏牛，漢人稱之為耗牛，毛長約1尺左右，牛角彎曲呈二三曲折的形狀……，見人就逃。用它馱帶行李，不管山谷與叢林，都可無憂慮的行走。但掉進水裡被淹死的也有。土人通常1人飼養10頭。
巴塘小城裡有軍糧府、都門府、專訊廳、正副土司（府）。喇嘛寺稱為『丁林寺』，周圍有300步。僧侶號稱3千人，實際上有1800人。進入寺內，寺內之寬闊讓人吃驚不小！……丁林寺大概是1個2町方（200畝）左右的喇嘛寺，1800喇嘛吃住在一起。氣質上看起來較裡塘的喇嘛們溫和，受當地軍糧府官所管。土地物產較為豐富。寺內能參觀的地方只有6處，當地土人每年2—3次須參拜寺廟。有一個法國教會，住有一外國人，雖然多年布教，但無一人信教。在巴塘做買賣的是清人，有八九間鋪子，市場上的大米來自雲南。物價很高。土民主食糌粑（即麥粉）、茶和酥油，也吃犛牛肉。」
能海寬是首次將藏文和日文作比較的日本僧人，他對藏文的評價是令人信服的。他關於裡塘（今四川理塘）人食犛牛及用犛牛役使的記載，在一百多年前是新資料，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陳登龍編的《裡塘志略》手抄本，只在「物產·獸類」條中列出耗牛字樣，對其自然屬性和功用未有隻字論述。能海的記載在當時有填補空白的作用。巴塘，清朝設巴塘糧務同知。雍正七年（1729年）授土官扎什彭楚克為宣撫司使，大頭人阿旺林泌為副土官，頒給印信號紙。凡土目25名，大小頭人426人，蕃民28150戶，喇嘛9480人。所轄安撫司11，長官司7。原地幅員千裡，光緒三十二年改流，設巴安縣。能海去巴塘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未改流。所以能海說巴塘城裡有軍糧府（巴塘糧務同知府）、正副土司府等機構。巴塘的藏傳佛教寺院以丁林寺最為著名。能海寬與寺本婉雅曾進寺內考察，能海所記寺的面積、喇嘛人數與寺本婉雅在他的《蒙藏旅日記》中所記的基本一致。「光緒三十年（1904年），駐藏大臣鳳全過此，興辦墾政，喇嘛激番民作亂，攻殺鳳全，亂定後，邊務大臣趙爾豐，毀喇嘛寺，誅二土司，設巴安府。「能海寬和寺本婉雅是在丁林寺被毀前最後見到丁林寺的日本人。他們對寺院的記錄，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巴安城的東街、南街有福音堂，天主堂在北街，這些外國教堂的信徒皆為當地的漢人，能海說無一人是法國教會的教徒，指的是教徒中無藏族人。
（四）能海寬是日本明治時期日、中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頭角崢嶸的志士，他的事跡值得作深入的研究。他視西藏為佛陀聖地，為去西藏尋求佛陀真傳的藏傳佛教原典，他的足跡遍及中國的陝西、寧夏、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他留給日本民眾的遺物是在中國收集到的「歷史與宗教文化資料2691條（內含佛典56卷、佛像、佛具79點，旅行記等文字材料96點），圖書、地圖202點。島根縣金城盯政府認定其中的6件為文化財」。這些資料是由本願寺上海別院從中國轉運到日本的。金城町是靠近廣島的一著名的山地小城，是能海寬的故鄉，1991年金城町與中國上海的真如鎮結為友好城市。為宏揚能海寬為中日文化交流而獻身的精神，金城町歷史民俗資料館對能海在中國的遺物設為常設展。島根縣波佐文化協會會長、金城町的鄉土研究專家隅田正三先生，自1966年起研究能海寬的事跡，1989年出版《西藏探險的先驅者——求道師能海寬》一書，系統介紹能海的業跡。1995年金城町成立「能海寬研究會」，出版會刊《石峰》，以構築「能海學」為目標。2000年，能海寬研究會與中國機構在寧夏銀川召開首次『舊中合作2000年國際交流大會」，以紀念100年前能海對寧夏的訪問。繼1988年日本NHIK電視臺播放《西田敏行追尋能海寬的足跡》（以四川理塘為中心製作）的節目引起日本社會的關注之後，1998年7月26日，日本NHK教育電視臺在「心之時代」節目中播放《求法的旅人——能海寬的一生》，又引起日本民眾的關注。東洋大學的中國專家飯家勝重教授在該校第51回學術大會上發表（求法與開教之間——能海寬與河口慧海之場合》的論文，指出「對能海寬的研究不可忽視」。2002年，日本大谷大學舉辦大谷探險隊100周年「佛來之道」的紀念活動，召開西藏的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討論會把加強對能海寬的研究作為大谷探險隊今後的一個方向。能海寬求法的事跡，曾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王珏、王思玉先生指出：「能海是個感到日本佛教文化不如西藏的人，但其才能後來不幸夭折」，「他的《進藏通信》是一篇興味頗深的報告，作為東本願寺的選派人，其觀察和記述令人深思處很多」。
總的來講，能海寬在中國還是一位鮮為人知的研究藏傳佛教的佛學者和日中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我國學者應繼續與日本學者合作，把對能海寬的研究引向深入，以推進新世紀的中日文化交流。
附：本文參考的英、日語文獻
GregoryJ. W. Gregory, C. J. 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an account of a jourary of expldrati on up to and among the snow-chad mountanins of Tibenten Frontier. Seeley Service, 1923.
Ward, Francis Kingdo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y： Travels of a Naturalist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1913.
江本嘉伸：《西藏漂泊上》1993年版；《西藏漂泊，被西藏迷住的10個日本人》，山與澳谷社，1995年。
白須淨真：《能海寬西藏之旅——明治青年佛僧，為何要嘗試入藏》，《亞洲遊學》23，2001年。
偶田正三：《西藏探險的先驅者、求道之師能海寬》，波佐文化協會，1989年。
長澤和俊：《日本人的冒險與探查》，白水社，1998年。
中村保：《喜馬拉推之東——雲南、四川、藏東南、緬甸北部的山與谷》，山與溪谷社，1996年。
能海寬：《關於世界佛教徒》，哲學書院，1893年。
村上護：《風之馬——西藏求法傳》，俊成出版社，1989年。
[本文責任編輯 黃維忠]
[作者簡介]何大勇，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博士生。
（責編： 張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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