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著名學者徐旭生（徐炳昶）先生率考古調查隊跋涉豫西禹縣、登封、偃師諸縣，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而開啟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隨著二里頭遺址發掘的深入，確立了二里頭文化。「文革」期間，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曾一度中斷。1972年秋恢復發掘。不久後，夏商周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先生提出了與遺址發掘者所持「二里頭文化三期以前為夏文化，三期及其以後為商文化」相左的觀點，而視二里頭文化全部為夏文化。遺址發掘者一時之間很難接受該觀點，從而在考古界引發了一場參與人數眾多、學術氛圍濃厚的學術大爭鳴。
晉南素有夏墟之稱。1959年初夏，若不是因為夏收，徐旭生先生還準備赴晉南展開夏文化遺址調查。後來這項學術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山西隊完成，又選擇在文化面貌和時間與二里頭文化較接近的東下馮遺址進行了發掘。
確立陶寺遺址文化性質
1977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了登封王城崗（相傳為「禹居陽城」）遺址，並發現了城址。於是當年秋天，在登封召開了王城崗遺址發掘現場會，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率考古所十餘名成員與會，在會上就夏文化探索作了指導性的發言。會議結束回到北京不久，考古所黨總支書記牛兆勳即找我布置赴晉南為擴大夏文化探索進行發掘的選點工作，並叫我邀上高煒先生，他是考古所山西隊成員，熟悉該時期遺址分布情況。
我們隨即赴山西夏縣東下馮考古隊，向山西隊隊長張彥煌說明來意……在高煒先生的引導下，對翼城、曲沃、襄汾等縣展開重點複查，最後選定襄汾縣陶寺遺址。翌年初春，我們同張彥煌等一起向夏鼐所長和牛兆勳作匯報，經研究決定發掘陶寺遺址，並和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於同年春天開始發掘。第一階段發掘工作至1985年結束，總負責人是張彥煌先生，由我來具體主持陶寺遺址發掘。
這一階段的發掘工作分發掘遺址和墓地兩部分。陶寺墓地佔地約4萬餘平方米，我們在近50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掘墓葬1300餘座，其中有多座大墓和一批等級不同的中型墓，大墓出土有鼉鼓、土鼓、特磬、彩繪蟠龍陶盆等屬王室重器；大墓和等級較高的中型墓，出土有成組的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和玉器等屬禮器性質的器群，它們相映成輝，既開了商周禮器的先河，也構成陶寺文化的顯著特徵，同時揭示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等級地位。
通過遺址發掘，確立了陶寺遺址的文化性質和早、中、晚三期的文化發展序列，並在遺址中發現了早於陶寺文化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早期遺存。與墓地發現大、中、小型墓葬相映成趣的是，遺址內發現有天井式的窯洞院落，發現具有神秘韻味的幾何形圖案的白灰牆皮（壁飾——應是後來發現的當時宮殿的牆壁裝飾），還發現了多口水井。
偶然發現朱書「文」字扁壺
在陶寺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發現了一扁壺殘件上的朱書「文」字。扁壺的發現經過讓我非常難忘。1984年春，陶寺遺址Ⅲ區的發掘，是我主持陶寺發掘隊所作的最後一次田野發掘，爾後我們即轉入編寫發掘報告階段。發掘該區的目的是為了解決遺址早、中、晚三期地層依據，這是發掘工作急切需要解決的，也是需要收入報告的重要內容。因為職責所在，我每天在工地工作8小時，除了處理好自己的發掘探方外，需經常到其他同志經管的探方轉轉，看看有無複雜的地層關係需要一起清刮、觀察、分析。另外，摸陶片、「兌陶片」（將破碎的陶器片兌合起來——便於後面由技工黏合復原）也是我的一種「癖好」。這一「癖好」還是經名家、名師蘇秉琦、鄒衡、鍾少林、王振江諸先生指教，後經自己長期堅持實踐養成的。
一天早晨我剛上班不久，就看到鄰方一座正在清理編號H3403的灰坑口部，堆了不少大塊陶片（扁壺殘片），我就過去蹲在坑邊隨手拿起幾塊來對，發現有幾塊陶片的表面有鮮紅的「道道」，仔細察看疑似筆跡。我異常興奮，把堆在坑口的扁壺碎片都翻了一遍，然後喜出望外地拿著能對合的碎片趕回灶房，找來刷子和水盆，洗刷去紅色筆跡周邊的泥巴。扁壺鼓的一面像是「文」字，平的一面則上有一個近似圓圈，下有一橫，橫下為一近似「？」的形跡。當時，我請大家辨認，大家一致認為這些為軟筆朱書無疑，其中的一字可釋讀為「文」字，而另一字不易釋讀。我們把殘片晾乾後用樹脂膠黏合好，還拍了彩色正片。可惜的是，出土時的鮮紅字跡因見了空氣和陽光退成了粉紅色。
陶寺的朱書「文」字是在不經意間偶然發現的，想來還是很幸運的。若按常規，收工時我們會將陶片裝在口袋裡，背回住處，要洗刷時再把它泡在水盆裡，由女工洗刷。這樣就會出現幾種可能性。首先，水泡也許會把朱書文字泡掉；其次，女工洗刷時也不可能給予特別關注。因而朱書「文」字還能不能得以留存，是存在變數的。
扁壺文字逐步被釋讀
文字作為文明的標誌，自然為大家所關注。在1985年秋舉辦的「晉文化座談會」上，我首次批露了這一信息（《陶寺遺址七年來的發掘工作匯報》，現收錄在解希恭主編《襄汾陶寺遺址研究》內）。繼之在《手鏟釋天書》的筆談中，我又介紹了朱書「文」字扁壺的發現過程，但以上兩次披露均未刊發實物資料。1991年，我離開山西。
此後，我的同事李健民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以下簡稱《通訊》）上發表了《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通訊》第1期，2001年1月），文中配發了實物線圖並作了具體描述。該文還就扁壺的實用性、普遍性、延續性作了介紹，並指出：朱書「文」字扁壺距今約4000餘年，屬陶寺文化晚期，它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連同陶寺遺址宏大的居住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城址一起，表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從而為文字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文化基礎。
我的另一位同事高煒先生亦發表了《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通訊》第3期，2002年1月）。從文中可知，高煒先生曾就朱書「文」字扁壺，請教過張光直和張政烺兩位先生。兩位先生都有過一些說法。張政烺先生看了扁壺照片和原大摩本線圖後，指出：「這個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現在通行的漢字屬同一系統。」張先生簡潔的語言概括了五年以來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確定了陶寺朱書「文」字在其中的承前啟後的歷史定位。
隨著實物線圖的發表，更多人看到了該字字形，從而引起了學界關注，其研究成果也相繼發表。如羅琨女士的《陶寺陶文考釋》（《通訊》第2期，2001年7月）把扁壺鼓面的字釋讀為「文」，而扁壺平面的那些筆道經考辨釋為「勿」，兩面的字組合起來釋為「文勿」。馮時先生的《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通訊》第3期，2002年1月）把扁壺平面的筆道考證後釋為「禹」，兩面的字組合釋讀為「文禹」。何駑先生的《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28日）對扁壺平面的筆道作了廣泛的探討和考辨，並將之釋為「堯」，兩面的字組合後釋為「文堯」。
由此看來，對扁壺鼓面的字跡釋為「文」字已是共識，而對平面的形跡，各家看法不一，恐怕短期內也很難形成共識，但僅就這點考古資料，學者們就能作出如此精心的考證，十分有助於將扁壺朱書「文」字的探索和研究引向深入。近年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不斷有令人振奮的發現，相信不久的將來在文字方面也會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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