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
魯迅的精神「魚目」
在中國白話文學史上，魯迅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他對所處社會的尖銳批判、對世事的前瞻眼光、在藝術手段方面的不斷探索，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研究魯迅留下的文學作品、認真打量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演變，將是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一個長久的課題。在魯迅研究中，有一點不可迴避，那就是魯迅的人際關係。直率地說，魯迅先生與周圍一些人的關係是不很理想的。一方面，他與陳源、胡適、林語堂、郭沫若、成仿吾等一批學界和文壇的重量級人物成了論敵；另一方面，由於個人性格的原因，他與過去的同事、朋友顧頡剛、錢玄同也是漸行漸遠。
魯迅與論敵的關係極其複雜，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夠說清的，下面我只說說他與顧頡剛、錢玄同的決裂。汪修榮《民國教授往事》一書中有篇文章專門談了魯迅與顧頡剛的關係。1926年，林語堂在廈門大學創辦國學研究院，邀請魯迅和顧頡剛前往任教。魯迅與林語堂都是語絲社成員，兩人關係一向不錯，自然慨然應允。顧頡剛赴廈大則主要是因為經濟原因。由於原來供職的學校欠薪加上各種借貸，顧頡剛欠債近3000元，接到廈大聘書，且薪水優厚，自然喜不自禁。初到廈大，魯迅與顧頡剛的關係很不錯，兩人同在一個辦公室辦公，同在一處吃飯。1926年9月，顧頡剛送了魯迅一本宋濂的《諸子辯》，魯迅則請日本友人為顧頡剛查找《封神榜》的有關資料。顧魯兩人發生矛盾是因為顧頡剛向廈大推薦了潘家洵、陳乃乾、容肇祖等人。這種薦人方式在那個時候非常通行，問題是自稱佩服胡適和陳源的顧頡剛忽視了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芥蒂。加上顧頡剛推薦的人不是他的北大同學就是朋友、同鄉，更給魯迅一種顧頡剛在廈大擴大現代評論派勢力的感覺。後來，魯迅因故離開廈門大學，前往中山大學擔任文科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沒想到中山大學同樣聘請了顧頡剛做教授。1927年4月17日，顧頡剛到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他來了，對學生說：「顧頡剛來了，我立即走」，便不上課了。4月20日，魯迅提出辭職，校方反覆挽留也沒有奏效。此後魯迅多次在書信和文章中以「鼻」或「紅鼻」指稱顧頡剛，甚至取笑顧的口吃，魯迅與顧頡剛成了一對冤家。
《民國教授往事》另一篇文章說到了魯迅與錢玄同由親密到疏遠的過程。魯迅與錢玄同是留學日本的老同學老朋友，「五四」時期兩人交往甚密，不僅一起吃飯喝酒聊天，還經常互通書信。據沈尹默回憶：當年魯錢兩人在一起高談闊論，常常佔據了說話的中心，別人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沒有插嘴的餘地。魯迅在日本時給錢玄同起了個「爬來爬去」的綽號，簡稱「爬翁」，錢玄同也給魯迅起了個「貓頭鷹」的綽號，由此可見兩人關係之親近。錢玄同在事業上也幫助過魯迅。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在他不斷催促下完成的。錢玄同覺得魯迅非常有思想，文學才華又出眾，肯定可以寫出好文章。《狂人日記》在1918年第4卷1號的《新青年》發表後，果然引起轟動。「五四」以後，錢玄同鑽進了故紙堆中，滿足於做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這引起了魯迅的不滿，兩人開始疏遠。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省親，與錢玄同偶遇，恰好碰到自己不喜歡而錢玄同視為好友的顧頡剛在場，兩人同時愣住了，一對好友從此分道揚鑣。
朋友之間的決裂往往彼此各有責任，不過，仔細考察魯迅與顧頡剛、錢玄同的分手，魯迅先生的責任更多一些。顧頡剛與魯迅在北京時並無宿怨，他推薦的幾個人也從未與魯迅發生過正面的衝突，魯迅先生為何一定要將他們划進現代評論派？又為何非要對顧頡剛採取那樣的態度？後來事實證明顧頡剛雖然佩服陳源，但與現代評論派並無多少牽扯，魯迅對顧頡剛頗有些誤會，然而，由於雙方關係已僵，再回頭已不可能。至於與錢玄同的決裂就更可惜了。朋友在事業上轉向，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只要不悖於國家、民族利益，不違背個人的良知就行。朋友跟自己不喜歡的人呆在一起，更是沒有什麼不對，人各有交友的標準和個人的交際圈，因為自己與某人的過節而反對朋友與那個人交往，其做法未免有點不近情理。魯迅去世後，錢玄同曾寫過一篇《我對周豫才君的追憶與略評》，認為魯迅的優點是：治學最謹嚴；讀史與觀世眼光犀利，能發現社會痼疾；短處是多疑、輕信、遷怒。我覺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魯迅從小經歷過家道中落，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時又受到過辭退的打擊，在文壇上也經常遭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攻擊，他對朋友比較挑剔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關鍵是後人評價魯迅時不要「魚目混珠」，而應該將他優點的「珍珠」與缺點的「魚目」好好分開，肯定其「珍珠」價值，指出其「魚目」的遺憾。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學研究才可能抵達應有的深度和高度。（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遊宇明）
《中國教育報》2008年10月3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