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山在東山之南600餘米，海拔29米。其名始見於南宋《景定建康志》，但舊方志中多將竹山與石硊山相混，或認為石硊山後訛稱「竹山」。但實際上，竹山與石硊山是相近的二山，石硊山在江寧大學城的橋頭社區一帶。《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兩志記載的「周回一十五裡，高二十七丈」的石硊山實則為竹山。[1]1998年，考古人員在竹山南麓發現了一座罕見的火葬墓，並將該墓時代推定為元末明初。自此之後，學界對此墓的斷代多無異議，然而稍稍梳理相關資料就可發現這一推定並無任何可靠的依據。本文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希望給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竹山墓位置示意圖
（墓葬具體位置由周維林先生提供）
一、竹山墓的發掘與前人認識
1998年12月，竹山公園工人在南坡修整苗圃時，發現了一座磚室墓的墓頂及部分墓磚。江寧區博物館聞訊後遂派員對該墓進行了發掘。
墓葬為單室券頂磚室結構，墓向165度，局部被一座清代豎穴土坑墓打破。磚室內長3.4米，內寬1.6米，內高1.9米，由封門牆、墓門、墓室等部分構成。封門牆內設內開式石門兩扇，高1.57米，寬0.64米。墓室東、西兩壁各有一個拱形壁龕，東壁龕內無任何遺物，西壁龕內發現一條鎏金鑲孔雀石銅腰帶。墓室前部距墓門1.2米處，設有一邊長40釐米的方形磚砌祭臺。墓室後部正中，用4塊青磚圍砌成一個邊長40釐米、深5釐米的方坑，坑內發現有木炭屑和碎骨一堆，證明這是一座比較罕見的火葬墓。墓葬早年遭到嚴重盜擾，除鎏金鑲孔雀石銅腰帶外，出土的隨葬品還有青白釉瓷盞、青灰釉瓷碗、釉陶罐等文物5件。發掘者根據墓葬的形制結構及出土文物的時代特點，推測此墓時代為元末明初，以元末的可能性為大。[2]
據當年主持竹山墓發掘工作的江寧區博物館原館長周維林先生介紹，該墓發掘結束後，考古人員將兩扇石墓門及石門楣帶回博物館保存，磚室則回填保護。幾年後，竹山公園再次施工，磚室被推平。
江寧竹山墓的發掘簡報以《南京江寧竹山元墓》為題，發表於《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後又收錄在《南京考古資料彙編》（鳳凰出版社，2013年）之中。發掘資料公布後，學界對於該墓的時代判斷鮮有異議，《江寧文物》《江寧區文化志》《南京山水城林》等書皆採用了簡報的判斷，稱該墓為「竹山元代墓葬」或「竹山元代墓」。2017年，王志高教授在「南京江寧區境秦淮河沿線歷史文化資源及遺產調查研究」項目報告中，對竹山古墓的年代判斷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此墓之形制結構及隨葬的青瓷器更具南宋時期特徵，不太可能是元末明初墓，結合《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的有關記載，墓主極有可能是葬在上元崇禮鄉竹山的南宋末年太尉、寧武軍節度使王鑑」。[3]但限於報告體例，並未進行具體論證。
竹山墓平剖面圖
二、竹山古墓不能確定為元墓
發掘者主要從墓葬形制、葬俗以及出土器物三個方面將竹山古墓推定為元代。但筆者根據相關資料，發現這一推論並不可靠，下面作一簡要討論。首先從墓葬形制分析。發掘者認為，竹山古墓所用墓磚小而薄，且墓底有鋪地磚，與常用大磚砌築、墓底多不鋪磚的明初墓葬區別較大，而與南京周邊地區發現的元代墓葬相似。事實上，南京地區有多座與竹山墓相似的南宋墓葬。如鄧府山公交公司基建工地南宋墓，該墓為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全長2.8米，寬1.3米，高1.43米，墓室左、右兩壁及後壁為順磚平砌，並設有拱形壁龕，墓底有一層鋪地磚。[4]又如1957年南京博物院發掘的新莊村南宋墓，該墓為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全長2.69米，墓底亦鋪有地磚。[5]另外，幕府山宋墓[6]與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7]雖皆為雙室墓，但墓壁均設有壁龕。再從葬俗分析。發掘者稱火葬盛行於宋元時期，明初則被嚴厲禁止，故認為竹山墓可能為元墓。但據目前學界的相關研究，宋代是我國火葬最為盛行的時期[8]。宋代統治者雖採取各種措施制止火葬，但收效甚微，「四川、浙江、福建、廣東、江蘇等地，雖然在北宋時已經出現了火葬現象，但尚未盛行，一般僅在佛教徒中進行。但至宋室南遷以後，火葬迅速在廣大南方地區盛行起來，並成為社會習俗」。[9]可見，江蘇地區自南宋起方才流行火葬。最後分析出土文物。發掘者認為，竹山墓出土的青白釉瓷盞和青瓷碗底部均有雞心點，施釉不及底，且胎體較厚重，具有典型元末明初風格的瓷器。但事實上，這種風格的瓷器在南方兩宋墓葬中多有出土。如安徽繁昌老壩衝宋墓中出土的青白瓷盞內底中心有雞心點，釉不及底，上有小開片[10]；鄧府山公交公司基建工地南宋墓所出醬釉瓷碗，器內無釉，器表施醬黑釉且釉不及底[11]。除墓葬外，一些遺址的南宋地層中亦發現了與竹山古墓相似的瓷器。如鎮江環城東路南宋遺址，就出土了帶有雞心點的青白瓷盞和青白瓷碗，以及施釉不及底的黑釉瓷碗。[12]
竹山古墓所出瓷盞和瓷碗
三、竹山古墓的墓主極有可能是南宋太尉王鑑
欲進一步確定竹山墓的具體時代和墓主身份，則需在文獻中尋找線索。筆者檢索南京歷代方志，發現竹山上宋元時期的古蹟惟有《至正金陵新志》記載的「王鑑墓」。據該志卷十二載：「王鑑墓。太尉，寧武軍節度使，葬上元崇禮鄉竹山。」那麼，竹山墓會是王鑑墓嗎？
王鑑的事跡詳載於《至正金陵新志》卷十四之中，《宋史》《景定建康志》亦有關於他的零散記載。根據相關文獻可知，王鑑字仲明，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世居於安豐軍霍丘縣（今安徽省霍邱縣）。他十五歲即隨伯父王之彥戍邊，最初僅是一名基層軍官，後因有勇有謀，在抗擊金兵和元兵入侵，以及平定南宋民亂的過程中屢建奇功，官至寧武軍節度使。宋度宗鹹淳元年（1265年）九月因疾而終，享年八十二歲，逝後追贈太尉。王鑑雖生於安徽，但與南京頗有淵源，嘉熙二年（1238年），他「以母老，乞就養金陵」，並於是年兼任建康諸軍都統制。景定年間致仕後，王鑑在南京定居，築室於江寧東山之下，其宅「有泉、石、竹、木之勝」。王鑑善於舉薦賢能，元人張鉉稱讚他：「出入邊閫逾四十年，所薦拔麾下士皆至大官。康寧壽考以功名終，近世亦鮮其比矣。」此外，王鑑信仰佛教，在逝世的前一年他還出資重修了秀峰院。《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祠祀志》載：「秀峰院。舊在府城北隅，宋開寶八年廢。太平興國五年重建，尋又廢。紹興中移於鳳臺山西。宋景定五年，節度使[14]王鑑重建，今為尼寺。」[15]《至正金陵新志》書影
除了文獻明確記載王鑑葬於竹山外，王鑑的個人經歷亦與竹山墓中的遺蹟現象十分吻合。
首先，竹山墓出土的隨葬品符合王鑑的身份。銅質鎏金鑲孔雀石腰帶是該墓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共由16塊飾件組成，其中長方形飾件6塊，雞心飾件4塊，餘為帶頭和帶襟。長方形與雞心飾件上皆鑲嵌有孔雀石。據《宋史》卷一百五十二《輿服志四》，南宋朝廷將「毳冕」作為外州軍經略、安撫、鈐轄等軍官初獻時的祭服，而鎏金銅腰帶正是「毳冕」的配置之一。[16]按《至正金陵新志》，王鑑曾任「淮西路兵馬鈐轄」「淮西安撫副使」「淮西安撫使」等職，竹山墓中出土的鎏金腰帶與他的身份地位吻合。另外，據孫機先生研究，「宋代推重金帶，所以玉帶不常見，但等級卻很高」[17]。王鑑一生戰功赫赫，官至節度使，致仕時又被封為廬江郡開國侯，並「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如此珍貴的鎏金鑲玉腰帶作為他的隨葬品，也是完全合理的。竹山墓所出銅質鎏金鑲孔雀石腰帶
綜上所述，通過分析相關文獻，以及出土文物與葬俗，可見江寧竹山古墓並非發掘者所認為的元墓，而極有可能是文獻中所載葬於竹山的南宋太尉、寧武軍節度使王鑑之墓。
四、竹山地區文化資源的發掘、展示與利用
與東山、方山這兩座秦淮河沿岸的名山有所不同的是，地方文獻中關於竹山的記載極少，可以檢索到的歷史文化資十分有限。目前竹山上的相關文化資源僅有江寧區博物館（東晉博物館），以及為紀念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鄧仲銘烈士而建的竹山烈士陵園及仲銘亭，竹山古墓未得到展示與利用。為此，筆者建議：
1、在竹山墓發現處樹立標誌牌。竹山墓極可能是文獻中明確記載的葬於竹山的南宋太尉王鑑之墓，可將竹山的歷史文化延伸到南宋。其墓雖已無存，但仍可在墓葬原址樹立標誌牌，介紹墓葬的相關情況。
2、在竹山上為王鑑建立紀念碑。竹山墓墓主王鑑是南宋愛國將領，在抗金、抗元戰爭中屢立戰功。而竹山烈士陵園正是江寧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為王鑑樹立紀念碑，不但能豐富竹山的歷史文化資源，亦能充實竹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內涵，既表達了對古代愛國將領的尊重，又可供遊人瞻仰。
3、整理與竹山宋墓相關的文化資源。據周維林先生介紹，2005年江寧區博物館在新館興建過程中，在距竹山墓30米左右，曾發現鎏金腰帶殘件，與竹山墓出土腰帶基本相同。故建議對竹山及其周圍進行考古勘探，探明地下是否有與竹山宋墓相關的遺存。另外，據《金陵梵剎志》載，明代東山附近有翼善寺所領的小剎廣惠寺。該寺在民國時期尚存，朱偰就曾在土山至方山道旁的駱村，見到了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的廣惠寺巨碑。而據1930年代的江寧縣地圖，可知廣惠寺[22]正位於竹山南麓。我們雖未發現確鑿資料，但不排除廣惠寺與竹山墓之間或有某種特殊的關係。
1930年代的竹山及南麓的廣惠寺
廣惠寺碑（1930年代）
（附記：本文的核心觀點和材料由業師王志高教授提供，在論文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得到了老師悉心指導，謹此致謝！）
原文刊於《江寧春秋》第18輯，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41-48頁。
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1] 此信息承業師王志高教授告之，特謝。
[2] 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竹山元墓》，南京市博物館編：《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139—14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王志高：《南京江寧區境秦淮河沿線歷史文化資源及遺產調查研究》，第91頁，內部資料，2017年。
[4] 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南郊宋墓》，《文物》2001年第8期。
[5] 陳福坤：《南京太平門外新莊村宋墓清理記略》，《考古通訊》1958年第12期。
[6]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年第3期。
[7]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第4期。
[8] 徐吉軍：《論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9] 徐吉軍：《論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0] 繁昌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老壩衝宋墓的發掘》，《考古》1995年第10期。
[11] 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南郊宋墓》，《文物》2001年第8期。
[12] 鎮江六朝唐宋古城考古隊：《江蘇鎮江市環城東路宋代遺存的發掘》，《考古》1998年第12期。
[13] 徐學琳：《南方地區元代墓葬形制探析》，《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14] 原文為「節使」，疑脫「度」字。
[15]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古蹟志》，第2153頁；卷十一《祠祀志》，第1941頁。《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16] （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二《輿服志四》，第3549—3550頁，中華書局，1977年。
[17] 孫機：《中國古代的帶具》，《中國古輿服論叢》，第2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8] 徐蘋芳：《宋元時代的火葬》，《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9期。
[19] （宋）司馬光: 《蘇騏驥墓碣銘序》，《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5冊，第479頁，巴蜀書社，2009年。
[20]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三《民俗火葬》，第20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1] 徐蘋芳：《宋元時代的火葬》，《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9期。
[22] 地圖標名為「廣慧寺」，應為「廣惠寺」之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