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佳:解讀新加坡的民主

2020-12-25 騰訊網

張澤佳 學者

一提到新加坡,我們最先想到的可能會是它有廉潔高效的政府,有優美乾淨的環境以及人均收入高,但如果要問到新加坡是否是一個民主國家,估計很多人會不知道如何作答。要知道新加坡是否是一個民主國家,首先得了解什麼是民主,什麼樣的國家才算是民主國家。民主不單是我們一般意義上說的,政治上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出自己的領導人,民主還包括獨立的司法,不受行政權力幹預的新聞系統以及人民是否享受思想,言論等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自由。

新加坡具有西方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雖說是一黨獨大,但一黨獨大終究不同於我們國人所熟悉的一黨專政,一黨獨大,顧名思義,就是在一黨之外還有其他的反對黨,只不過這些反對黨因種種原因未成氣候,無非對人民行動黨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反對黨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黨,它們可以宣布自己的政綱,不會因為在競選中或者在宣布競選之前被秘密關押拘禁。而人民行動黨,雖說在新加坡建國到現在未曾失去執政的地位,但黨的執政依舊需要通過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公開大選由選民選舉產生。部長議員每個星期都要定期跟選民見面,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長因事不能出來,就要委託另一個部長,而不能讓自己的秘書或下級出來。

反對黨之所以不成氣候,除了因為人民行動黨自身的強大之外,關鍵還在於人民行動黨依據自己的強大,利用自己經濟,政治,輿論上的優勢對反對党進行打壓,使得原本就毫無執政經驗的反對黨更沒有執政的機會。人民行動黨具體的打壓舉措包括根本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對選區進行不斷的重新劃分,比如反對黨在某一個選區有機會再下一次選舉的時候贏得勝利,人民行動黨便會將這個選區分割為幾個選區,或者直接把這個選區與其他的選區合併,達到稀釋反對黨的民眾支持度。再比如新加坡的選舉制度中有集選區與單選區之分,集選區的人口有時幾倍於與單選區的人口,由於集選區的人口基數大,人民行動黨可以毫無懸念的在集選區獲得多數支持,而反對黨只能指望能在人口基數少的單選區取得簡單多數,但人民行動黨會根據形式,將反對黨的勢力單選區與其他選區合併,以此達到稀釋的作用。再比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選,執政黨政府從宣布大選到正式大選只有兩個星期,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這種閃婚方式根本沒有留下足夠的時間讓女方的父母好好參考儘可能多的備選女婿,便草草的把女兒嫁了出去。除了以上的打壓舉措,人民行動黨的高層領導人還多次提醒,反對黨勢力的集選區若是真的讓反對黨在該選區贏得勝利,執政黨會讓該選區付出代價,諸如組屋的翻新,新新加坡股票各類援助金以及公交線路的路線選擇,該選區的民眾別指望能夠享受到。

雖說人民行動黨能明目張胆的對選民進行恐嚇,但到了投票時刻,選民還是會把人民行動黨當做第一或是唯一的選擇。正如一位新加坡本地人所說,參加民主黨(新加坡反對黨)選舉大會的民眾,包括那些弱勢群體的民眾,往往把聽反對黨的發言當作數年一度的情緒宣洩的機會,但一旦正式投票時則會冷靜得多,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新加坡人決不願意冒風險,讓一個政治經驗與資源頗受質疑的小黨,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來執政。要在實力雄厚、人才濟濟的執政黨與那些不成氣候的小黨之間進行選擇,其實人們並沒有什麼迴旋的餘地。更何況民主黨在選民大會上開的治國藥方中,許多只是與事無補的拉選票的大言高論。例如要趕走新加坡的跨國公司之類,只是迎合部分失業者的心態而己。

人民行動黨對付反對黨領袖最主要的手段便是以誹謗罪起訴其領導人,通過勝訴後的罰款使其破產,繼而被逐出新加坡為止,如新加坡民主秘書長徐順全,在過去的幾十年未經申請屢次公開演講,機會,因而多次入獄,並被政府控以誹謗罪,使其在06年因付不出罰款而宣告破產,護照亦被政府沒收。但為了顯示新加坡是個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家,人民行動黨還設計出了一套非選區制度,即讓某些落選而又票數較多的、又能與政府合作的反對黨人士能夠進入議會,作為「非選區議員」,以保持多黨制的形式。往好的說,這是在增加反對黨在國會當中的發言權,往不好的說,這是一種施捨,一種明目張胆的侮辱,人民行動黨名門正娶,嫁入豪門,而諸如民主黨等反對黨,只能是陪嫁丫鬟的命。

新加坡只有一家電視臺,一家報業集團和幾家兜售花邊新聞的小包,新加坡的媒體也像我國的媒體一樣只對政府進行歌功頌德,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促進國家的和諧,新加坡政府甚至管制境外媒體,如英國新經濟人雜誌曾報導李顯龍的老婆擔任財政部資金管理局淡馬錫控股的董事,批評其國家私有化的做法,李顯龍訴諸法律,最後經濟人雜誌只好以道歉告終。長期以來,新加坡還憑藉殖民主義傳統留下的內部安全法令來鎮壓異議者。內部安全安法令以國家安全之名,使行政部門任意拘捕人民,且不經審判就無限期拘禁。李光耀曾說:秩序先於法律,因為沒有秩序就不能執法。很多情況下,我們必須選擇,舉行審判讓有罪的人逍遙法外繼續破壞社會,還是不經由審判把他們關起來。

雖說人民行動黨卻又其不光彩的一面,但它終究不是一個極權政黨,它最多只能算是威權式的政黨。威權式的政黨說白了,就是管得有點多的政黨,管過了頭,往壞的講,就是管制,如同上面所說的,往好的講,也卻如人民行動黨所做得一樣,為民眾提供了很全面的服務。諸如新加坡有名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新加坡最窮的人也能有自己的房子,中產階級也是該計劃的囊括對象。新加坡的大學生在畢業三年內就可以買房子,付完首付之後,剩下的部分政府會給你提供貸款。年輕人買第一套房子的時候,政府會提供給你十幾萬的津貼,不愁你住不起房。很多人會納悶,為什麼在一個權力如此集中的政府中,卻還能在全球廉潔政府排名中如此靠前,諸如居者有其屋這樣的計劃,會不會出現高管的親戚率先得到,或是有比其他人好得多的服務呢,就像中國的廉租房分配一樣。但新加坡終究不是中國。新加坡政府在建國之初也曾腐敗橫行,但在56年之後李光耀成立了腐敗調查局,該局獨立,由總理任命,只對總理負責,不受任何人之管制與幹涉。後來的香港廉政公署便是仿照新加坡的貪汙調查局設立的。中國執政黨常想以新加坡作為仿照的對象,也經常派高級官員去新加坡考察,但就目前的效果來看,該考察其實等同於公費旅遊,只是在世界花園裡兜了一圈,順便帶回來一個所謂的高薪養廉的概念。該概念簡單,即是說,高薪了,自然就不腐敗了,中國的官員很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學到了新加坡政府廉潔的精髓,因為回國後大力提倡,所以進幾年,官員的薪水不斷上漲,福利不斷上升,但廉潔程度卻未見有何成效,二奶的數目也未見減低。只能說明一點,官員去新加坡考察只是有選擇性的學習,根本不知道新加坡政府廉潔的精髓。新加坡的高級領導人年薪一兩百萬,這些拿100萬元以上高薪的人比重很小,估計也就30人左右,初了這一兩百萬之外,部長和總理都沒有配公車和專職司機,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政府才會派車。他們需要納稅,而且沒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要自己繳商業養老費和醫療保險費。而這些高管在進入政府之前便已是富人了,他們在企業工作的時候能得到比一兩百萬更高的年薪,但卻毅然放棄,足以說明執政對他們來說,並不是貪圖錢財,更多的只是為了回報社會。之前,聽陳志武教授說過,最好不要讓40歲以下的人當政府官員,最好是讓那些先前有在企業工作經驗的人任職會比較好一點,因為在企業工作過的人能考慮到效率以及如何降低成本的問題,而管理國家正如管理一個企業,如何讓一個國家的服務團隊,也就是政府更有效率,更能為國民控制成本,企業人員實是做官的最佳人選。正如新加坡一樣。於此便可看出,人民行動黨實際上是一個精英政黨,他們是面向整個社會開放的,他們會不定期的向整個社會吸納人才,保持政黨的新陳代謝。新吸納來的這些人原先已在社會上歷練過,在社會上取得比常人更大的成就,換句話說,已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因而這群人進入政府工作,早以不是以名利作為自己的目標了,更多的秉持服務於民的態度,而這,正是一個服務性政府所必須具有的。

與當今中國區區一個縣的縣政府便是一個白宮的華麗裝飾相比,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黨部則是簡樸得讓人吃驚。該黨總部只坐落於機場的偏僻角落,僅是一個普通的組屋樣式的二層小樓,工作人員僅有11名,等同於中國某些縣的正副縣長人數。

李光耀的偉大在於,他不僅僅是將集權僅停留在單純的高壓管制上,而是通過集權的高執行力將自己的政治理念轉換為一套實實在在的制度,而善於建構制度的領導人除了是一個半理想主義者,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能夠根據形勢調整政策,他知道貪戀權力,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的統治者到最後都沒什麼好下場,所以懂得適時的放手,單單是這一個放手,即使李沒有之前的為新加坡所做的豐功偉績作為鋪墊,人民也照樣會為他感恩戴德。李光耀從之前的內閣資政,到後來的高級內閣資政,再到不久前宣布推出內閣,順應時代潮流,給年輕人更多的參政機會,而李此時的放手正是時候,年輕一代正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成長的,他們不像舊時代的,封閉時代的人那般輕易被執政黨愚弄,更能夠重視自身的權利,更善於去追求屬於個人應有的東西,執政黨若是在這個時候不懂得審時度勢,無視年輕人的存在,多少顯得不近乎人情,越不近人情只能越彰顯執政黨自身的迂腐鈍化,人民行動黨終究是個精英政黨,正如李顯龍不久前所說,選舉具有裡程碑意義,人民行動黨需要改變。中國官員其實沒必要老出國考察這,考察那,學到這句話,且這麼去做,便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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