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186，《兩晉南北朝史話》連載29（點擊藍字可查看上篇），歡迎收看。
01、佛教大發展的時代
千裡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這是晚唐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中的名句。它形象地描繪了南朝寺院佛塔林立、佛教興旺的景象。
實際上，整個兩晉南北朝都是佛教大發展的時代。
產生於印度的佛教，在西漢末東漢初傳到了中國。魏晉以後，社會動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現實生活的苦難成為宗教滋長的土壤。在當時社會條件下，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都容易接受佛教。
佛教宣揚「三世輪迴"、「因果報應」、「天堂地獄」、「靈魂不滅」等思想，所講的是人死後能不能成佛的問題。它虛構的「天國「雖然是假的，但被壓迫人民群眾要求擺脫現實苦難的願望卻是真的。
佛教把現實生活中的苦難、幸福講得無足輕重，要人們甘心忍受苦難以便到天國得到充分補償。這就是要勞動人民安貧守賤，放棄鬥爭。
由於佛教能麻痺被壓迫人民的意志，起著為人間謬誤辯護的作用，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
南朝僧尼最多時是梁朝，在建康一地就達到近10萬。
北朝則更多。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全國僧尼7萬多，過了60年，到北魏末年已激增到近200萬。當時北方總人口約3000 萬，僧尼佔1/15。北齊北周僧尼總數300萬左右，則已佔當時總人口數的1/10, 可見佛教發展之迅速。
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有兩大系統：一是小乘（早期佛教），注重戒律和禪定；一是大乘（後期佛教），即以《般若經》為中心的大乘空宗學說。
由於當時學術思想的主流是玄學，佛教的《般若經》的空宗學說也被玄學化。許多佛學家都借用老莊學說闡述佛教理論。玄學和佛教逐漸融合，出現了更加精緻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般若學在它的傳播過程中，由於各家對《般若經》的解釋不同，出現了大同小異的各種宗派，即所謂「六家七宗」。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道安、慧遠為代表的「本無宗」。
道安(312-385)，東晉十六國時期最博學的佛教學者和最重要的佛教活動家。俗姓衛，常山扶柳（河北衡水縣西南）人。12歲出家，由於形貌短陋，不為其師重視，驅至田舍勞動。後知其誦經能過目不忘，讓其外出遊學。24歲至鄴，師事名僧佛圖澄(232-348)。
佛圖澄能背誦數百萬字經卷，精通教義，深得後趙石勒敬重。佛圖澄死後，道安開始獨立的傳教活動，先在河北、山西、河南立寺山居，後趙覆滅，他到了襄陽，在那裡研講般若學、整理經籍達15年。
公元379年，前秦符丕攻下襄陽，道安被俘到長安，為符堅所尊信，在那裡繼續講經和翻譯活動。
道安一生致力於整理佛經、傳播佛教哲學，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對佛教所作的解釋，和當時玄學中何晏、王弼一派的貴無學說十分接近。他宣揚一切皆空，認為本體是空無，現象世界也是不存在的，是假象，「象非真象」、「雖象而非象」。所以說：「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即天地萬物的「有「是從「無」產生的。
這種理論與玄學的世界本源是「無」的唯心主義理論相似，所以很容易與玄學合流，為門閥士族所接受和傳播。
道安是從各方面謀求佛教在中國獨立的第一人，從此佛教在當時的思想領域以獨立的姿態流行於中國。
慧遠(334-416)，道安的弟子，年輕時即「博綜六經，尤善老、莊」。他常住在廬山，三十年聚徒講經，撰著文章，結交達官貴人，對江南佛教的傳播起著重要的作用。
慧遠對道安的本無學說作了詳盡的闡述，他發揮了佛教因果報應學說，認為「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而地獄斯罰」。就是說，人們在世界上作的「業」（思想、言論、行動）的影響是有前後內在聯繫的；今世做了好事來世就得好報，做了惡事就得惡報。要人人檢點自己言行，從而消除不滿現實、反抗壓迫的意志。他又以為只要念佛持禪，不出家也能成佛。
這些理論都十分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佛教和政治進一步結合起來，有了更大的發展。慧遠成了南方佛教界領袖。
佛教的發展也曾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即政教衝突。這種衝突在東晉南朝表現為思想上的矛盾，如僧侶該不該向皇帝拜禮等問題。在北朝則表現為兩次滅佛鬥爭。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446)的滅佛，一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滅佛。
拓跋燾曾坑殺和尚、燒毀經像，宇文邕則只是強迫數百萬僧侶還俗，沒收寺院財產。
滅佛是由於寺院在土地和勞動力上與朝廷發生了矛盾。由於佛教畢竟能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兩次滅佛以後，佛教又很快恢復發展起來。
02、無神論者範縝和他的《神滅論》
當南朝佞佛聲浪甚囂塵上的時候，出現了一位宣揚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範縝。他的不朽名著《神滅論》，就像一聲滾過長空的驚雷，震撼著南國大地。
範縝（約450-515)，字子真，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人，經歷了南朝宋、齊、梁三代。祖先曾做過大官，到父親的時候，家道中落。他幼年家境貧苦，但學習刻苦。18歲時離家，跟著名學者劉瓛學習。同學中多為「車馬貴遊」的紈絝子弟，範縝雖然穿著草鞋布衣，但從不自卑自愧。他學業優良，敢於貌視權貴、諷刺時政，勇於發表「危言高論」。
可是，滿腹經綸的範縝，也因此遭到門閥士族的排擠。懷才不遇的厄運，摧殘著範縝的身心。然而，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逆境也鍛鍊出範縝的倔強性格。
齊梁之際，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齊竟陵王蕭子良，以宰相之尊在府邸設齋，大會眾僧，親自給僧眾獻茶上果。梁武帝宣布「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為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宣布以佛教為國教。京師建康有佛寺500餘所，僧尼10萬。
佛寺和僧眾大增，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範縝指斥佛教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他說：佛教用渺茫的謊言迷惑人，用地獄的痛苦嚇唬人，用荒誕的言詞引誘人，用天堂的快樂招引人。所以使得人們拋棄了儒家的服裝，披上僧人的袈裟；廢掉傳統的禮器，接受佛教的衣缽，家家骨肉分離，人人子孫絕滅，以至於士兵在戰鬥中挫敗，官吏在府衙內走空，糧食被遊手好閒的僧眾吃光，財畜被奢侈的寺院建築耗盡！這都是佛教所造成的。不加遏止，它的禍害就沒有邊際。
這段話表現了他對造成社會禍害佛教的痛惡。
範縝反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與蕭子良展開了激烈論戰。佛教理論認為，前世埋下了「因」，後世就要結「果」。人在前世、今世行善，來世便會富貴；反之，前世、今世作惡，來世就會貧賤。
有一天，齊竟陵王蕭子良在西邸召集賓客，範縝也在座。蕭子良又重彈這套老調，範縝當面駁斥。
蕭子良質問道：「君不信因果，為何人間有富貴貧賤？」
範縝認為世間萬物皆自生自滅，「各安其理」，根本不存在因果報應，「人生如同樹上的花，隨風而飄，有些花吹進廳堂，留在草蓆上，這就是你殿下；有些花吹落到廁所裡，這就是下官範縝。貴賤雖然不同，有何因果可言？」
範縝的比喻形象機智，有理有據，駁得蕭子良啞口無言。
經過這次鬥爭，範縝增強了信心，於是，他又晝夜伏案，振筆疾書，開始了《神滅論》的寫作。
《神滅論》一開頭寫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這是著名的「形神相即」觀點。
形是指人的形體，神是指靈魂，即精神、意識。佛教認為靈魂不死。靈魂附在人體內，人死，身體可以消滅，靈魂就轉移到其他生物的體內。範縝認為形體和精神不能分離，「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有形體存在，才有精神存在，形體消失了，精神也就無法存在了；不存在單獨的脫離「形」的「神」。
《神滅論》初稿草成後，人們爭相傳抄，引起了統治階級的恐懼，朝野喧譁。蕭子良慌忙召集眾僧名士圍攻範縝。王琰撰文冷嘲熱諷說：「嗚呼！不孝的範縝，你怎麼竟連自己祖先的神靈在哪裡都不知道？」
範縝反唇相譏，說：「嗚呼！孝順的先生，既然你知道祖先的神靈在哪裡，為什麼不快快死了去追隨他們呢？」鬧得王琰十分難堪。
蕭子良見王琰敗下陣來，又唆使王融以爵祿去引誘。王融對範縝說：「憑你這樣的才能，如果放棄此論，何愁不官至中書郎？你為什麼要執意堅持異端邪說，自討身敗名裂呢？」
範縝大笑說：「如果我範縝肯賣論取官，恐怕早就當上尚書令、中書令或僕射之類高官，何止小小的中書郎？」
蕭子良的圍攻雖然失敗，但鬥爭並沒有結束。梁武帝登上皇帝寶座後，繼續對範縝發動大規模的圍攻。梁武帝下詔，由總管全國僧侶的大僧正法雲動員王公權貴64人，先後發表反駁《神滅論》的文章75篇，他自己也下了一道敕旨給範縝，即《敕答臣下神滅論》。其中說，孔丘、老子、釋迦牟尼都主張神不滅論，儒家提倡祭祀祖先，你的說法違經背親，真是無法無天！
面對這場泰山壓頂般的圍攻，範縝毫不畏懼，他「辯摧眾口，日服千人」，又寫了一篇《答曹舍人（難神滅論〉》，其中駁斥上述觀點說：「祭天神 祭祖先都是統治者用迷信說教來影響人民的一種手段。」
範縝的《神滅論》不愧是一部充滿戰鬥精神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傑作，它在我國哲學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03、西行求法先驅者法顯和他的《佛國記》
佛教自東漢初傳入中國，最初多為中亞及印度的佛教徒傳譯經籍，往往篇章不備，或轉譯失真，日漸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從曹魏末年的朱士行開始，產生西行求法運動，此後西晉有竺法護，東晉有康法朗、於法蘭、竺佛念、慧常等。
這些人中雖然也有個別人到了印度，但只有法顯一人廣遊西土，留學天竺、攜經歸來。
法顯（約337-約422)，本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3歲出家當和尚，18歲受戒，成為佛門子弟。他為求真經，決心西去天竺（印度）。
東晉隆安三年(399)，法顯從後秦長安出發，西行取經，同行的有同學慧景、道整、慧應等人。他們沿著西漢張騫通西域的道路往西走，出了玉門關，進入了沙漠地帶，也就是新疆塔裡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瑪幹沙漠，維吾爾語意是「進去出不來」。這裡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都是一望無際的黃沙。有時狂風驟起，黃沙蔽天，日月無光。路上只能看太陽定方向，尋枯骨作路標。
法顯在《佛國記》中寫道， 「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但是法顯懷著堅定的信念，終於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越過了塔克拉瑪幹，來到了世界屋脊蔥嶺。
蔥嶺海拔六七千米，終年積雪，山路崎嶇，狂風不停。法顯一行在懸崖峭壁中攀行，備嘗艱難。越過蔥嶺，到了亞洲西部蘇萊曼山北部的小雪山（約今阿富汗喀布爾城東南）。這時，突然寒流襲來，同行的慧景支持不住，病倒在路邊，他對法顯說：「我不行了，你們快走吧，不要一起死在這裡。」說完就死了。法顯撲在同伴身上失聲痛哭，然後掩埋好屍體，抹去淚痕，又毅然前進了。
一路上，法顯經歷了羅夷、毗茶等30餘國，終於在義熙元年 (405)，到達了印度中天竺笈多王朝。法顯巡禮了各地佛教古蹟，在巴連弗邑留學3年，學梵文，抄寫佛經，如《摩訶僧祗律》、《雜阿毗曇心》等。義熙三年(407)離開巴連弗邑，到達恆河口的多摩黎帝國（今印度加爾各答西南）。在這裡又住了兩年，抄寫經文，然後在義熙六年(409)冬，搭商船航行14晝夜，到達獅子國（今斯裡蘭卡）。
這時同行10餘人，或中途停留，或死亡，只剩下法顯一人。法顯在那裡又遊學兩年，找到一些佛經原本，如《彌沙塞律》等，均為中國所未有。
義熙七年(411)，法顯從獅子國搭一商船返國。船入印度洋，遇到大風暴，船破漏水。同船200餘人，都惶恐萬分，把行李紛紛拋入海中。法顯把經卷看得比生命還重，抱在胸中，口念觀世音，求佛保佑。
船在海中漂泊90餘天，被風吹到耶婆提國 （今印尼爪哇）。法顯在耶婆提國又停留了五個多月，在義熙八年(412)五月搭一大商船回國。船在海上航行20餘日，又遇到風暴。糧食淡水快要吃完，船上人驚懼萬分，商人們認為是法顯帶來禍害，要把他推下海，幸虧得一施主勸阻相救，才得免難。
這時，突然海邊出現 了一片陸地，絕望的人們重新喚起了希望。船靠岸後，問二個獵人，方知這裡已是中國土地。地屬青州府長廣郡，當地名叫嶗山（今山東青島嶗山）。
法顯在嶗山停留了幾天，帶著經書回到東晉首都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陀跋陀羅（即覺賢）合作，翻譯取歸的佛經，先後譯出《摩訶僧祗眾律》、《方 等般泥洹經》（亦稱《大般泥洹經》），對推動涅槃佛性學說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請他寫出遊歷天竺的詳細經過，他就寫成《佛國記》一卷，又名《法顯傳》、《西遊天竺記傳》等。
法顯以六十左右的高齡，為了自己的信念，奮不顧身西行取經。他從長安出發，經艱難的大沙漠，逾蔥嶺之險，又從海上歸國，一路上飽受風濤之苦，終於返回祖國，前後達14年之久。
《法顯傳》所記除中國本土外，還包括了中亞、南亞和東南亞這樣一個廣大地區的地理、交通（包括南亞到中國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發展、經濟制度等等，還記載了中國和亞洲許多鄰族鄰國間的密切友誼和文化交流。因而成為研究五世紀初亞洲歷史的重要資料。
19世紀以來，除了我國學者以外，歐洲和日本的學者也紛紛從事《法顯傳》的翻譯、整理和研究，他們都認識到這部著作的重要意義。
04、道教的演變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與儒教、佛教合稱「三教」，是統治者統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原始道教的經典為《太平清領書》，即後世所謂《太平經》，其中雖然有大量維護統治階級的言論，但也有一些反映勞動人民利益的思想，如主張平均主義、人人勞動等。這些思想曾為農民革命所利用。原始道教的活動，也常常和農民起義相結合。如黃巾起義、孫恩起義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統治者為了防止農民起義，對民間道教進行了控制和改造，創立了為門閥士族地主服務的道教。其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謙之等人。
葛洪(283-363)，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出身於名門望族。祖父仕吳為吏部尚書，父親在晉為邵陵太守。但到葛洪13歲時，父死，家道中落。葛洪以一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子弟，面對當時內外矛盾交織和社會動蕩，精神上消極悲觀，於是尋求神仙道教以自慰，幻想有個清靜恬愉的神仙世界。
他向鄭隱學煉丹，後又師事南海太守鮑玄，娶其女兒。東晉朝廷聞他有史才，選他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他固辭不就。
他聽說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今廣西北流）令，偕子侄同往，到廣州為刺 史鄧嶽所留，於是在羅浮山煉丹，同時著述，後死於山中。
葛洪著作很多，約有38種，數百卷。代表作《抱樸子》內外篇70卷。其內篇20卷，總結了戰國以來神仙家的理論，論述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驅邪卻禍等，是道教的理論。
外篇 50卷，論君臣上下、人間得失、內有反對鮑敬言《無君論》的 《詰鮑篇》，是闡述他社會政治思想的政論性著作。
總的說來，這部書攻擊民間的原始道教，誣之為「妖道」、「鬼道」，提出了以神仙養生為內，以儒術應世為外的政治主張，「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平於世。治身而身修長，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 ，將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使道教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御用工具。
葛洪《抱樸子》內篇有一篇《論仙篇》，集中講了他的「神仙可修可學」思想。葛洪認為「有生必有死」是一般的規律，而長生不死的神仙是超乎一般的個別。例如，一般植物都夏天生長，但薺、菱卻枯了；一般植物都冬天凋零，但竹、柏卻茂盛。
在這裡，葛洪把一般與個別對立起來，其實個別是與一般相聯繫而存在的，個別是一般的表現，超乎一般以外的個別是不存在的。葛洪認為成仙要靠內修和外養兩個方面的功夫。內修是內保精氣，一是行氣，即關於體內元氣新陳代謝的理論，類似於後世的氣功。二是房中術，主要是節制性慾。三是導引，即導氣和引體，類似現在的體操和按摩。四是守一，即形神相合，神不外馳，集中和控制自己的意念，類似現在的心理健康。
這些內修之功除去其宗教迷信內容，就其氣功、養生、按摩等方術而言，對後世體育、衛生學發展還是有一些積極意義的。
外養主要是煉丹服藥，即服用仙丹。
葛洪的哲學思想是唯心主義的。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根源是「玄＂。他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
「玄」又叫「道」、＂一"，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產生一切的東西。這種虛無飄渺的「玄"、「道」只能是虛構出來的精神性東西。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陽秣陵（今南京市）人。少時就愛讀葛洪的《神仙傳》，頗受其影響，喜好神仙養生之術。及長，讀書萬卷，對歷算、地理、醫藥都有研究，善琴棋，工算隸。19歲時做了齊諸王侍讀的官，很受統治者的賞識。36歲辭去官職， 隱居於句容（今屬江蘇）的茅山，在山中立館，傳授上清經法，自號為華陽隱居，後人遂稱他為陶隱居。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領袖。為道教上清派的創立者。他在南朝著名道士陸修靜改革原始五鬥米道的基礎上，繼續吸收儒、佛兩家的思想，充實道教的內容，使官方道教從內容到形式都能更好地成為統治者御用工具。
他們的道教稱為南天師道。
陶弘景的主要著作有《真誥》和《真靈位業圖》，是道教的重要經典。
寇謙之(365-448)，是北魏著名道士。字輔真，上谷昌平（今屬北京市昌平東南）人。南雍州刺史寇贊之弟。早年愛好仙道，修張魯之術，18歲從成公興入華山學道，後隱居嵩山。
神瑞二年(415)，偽託有神從天而降，自稱太上老君，對寇謙之說道：「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沒有人能任天師之位。你的立身行為可為天師，故我來看望你，授天師之位給你，賜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你應宣揚新科，整頓道教，除去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即租米錢稅之類，專以『禮度』為主要內容，以禮拜煉丹為主要形式的新教義。」老君還囑咐他「佐國扶民」。
可見，寇謙之的新道教就是要排除原始道教中的某些農民革命思想，使之與封建社教緊密結合，成為加強對農民控制的工具。泰常八年(423)，又託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其《錄圖真經》。太武帝初，至平城奉獻其書，揚言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得司徒崔浩引薦，太武帝拓跋燾對寇謙之十分尊崇，拜其為天師，專為他在京城東南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拓跋燾親自到道壇受符 策。此後，北魏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壇受符篆。
寇謙之的新道教，稱為北天師道。
兩晉南北朝是道教的開創和發展時期，葛洪、陶弘景、寇謙之就是三位主要的道教領袖，他們都把民間的道教改造成為統治階級的道教。
本文內容編選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與「讀史」聯袂打造的中國讀本《經典中國通史》之《兩晉南北朝史話》。
《經典中國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別是：《夏商史話》《西周史話》《春秋史話》《戰國史話》《秦漢史話（上）》《秦漢史話（下）》《三國史話》《兩晉南北朝史話》《隋唐史話（上）》《隋唐史話（下）》《五代史話》《宋朝史話》《元朝史話》《明朝史話》《清前期史話》《晚清史話》。
這套書是由十多位出生於上世紀上半葉的老一輩歷史學家，耗時數年，精心編撰而成。從夏商到晚清的歷史遷徙，五千年華夏史全景描繪，專業權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傳世經典，值得學習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