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紀文景推出四卷本《馮至譯文全集》，這是馮至譯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卷一收錄馮至先生翻譯的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採、格奧爾格、裡爾克、布萊希特等詩人之作及民歌。卷二收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審美教育書簡》。前者是裡爾克在其三十歲左右時寫給一個青年詩人的書簡。後者是1793-1794年間席勒寫給丹麥奧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卷三為歌德長篇小說《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卷四收錄馮至翻譯的《歌德年譜》《哈爾茨山遊記》《遠方的歌聲》及集外譯文七篇。集外譯文收入馮至發表過，但生前未收入其各類選集的譯文，包括短篇小說、凡·高書信、克爾凱郭爾隨感等。
馮至曾被魯迅稱譽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是中國德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奠基人，先後曾在同濟大學、北京大學任教，後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一生致力於外國文學的教學、研究和推廣。
近日，「重讀『外來的養分』——《馮至譯文全集》新書發布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舉行。馮至先生的大女兒馮姚平，世紀文景總經理姚映然，學者陳眾議、梁展、李敬澤、張輝、黃燎宇、李永平、李士勳等參與了分享。
《馮至譯文全集》專注德國文學研究的第一人：為漢語注入了一種現代的抒情的語言和方式馮至的一生著述廣博，兼有多重身份，是詩人、學者，同時也是重要的翻譯家。但或許是詩人和學者馮至的成就太過突出，掩蓋了譯者馮至的光芒。馮至的譯作雖然曾影響了幾代人的精神成長，開啟了中國德語文學譯介的新局面，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研究。
在李敬澤看來，馮至先生那一代的翻譯家很了不起。「在漢語的發展過程中，翻譯家從佛教傳入，他們的翻譯，對建構漢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現代以來，到了馮至先生他們這一代翻譯家，絕不僅僅是翻譯，他們通過翻譯參與建構了現代漢語。某種程度上講，我有時候看馮至先生的這些譯文，他的這些詩，我感覺恐怕還不能夠，現在我們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也不能夠簡單把它認為就是從這翻到那，現在每年汗牛充棟，那麼多的翻譯作品，但是對馮至先生他們那一代人來說，在他們從德語到漢語的這個過程，我覺得也是一個建構現代漢語的過程。馮至先生從德國浪漫派一直翻到現代主義，這麼翻的時候，實際上是為漢語注入了一種現代的抒情的語言和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這一代翻譯家的貢獻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他說道。
「虛懷若谷」，是馮至留給他人的一個深刻印象。馮至的大女兒馮姚平說，父親搞了一輩子外國文學，但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翻譯家。他說，「我不是那種掌握熟練翻譯技巧的翻譯家。跟我的愛好有一定的距離的作品，硬著頭皮去翻譯，往往是失敗的。」他認為翻譯外國文學的目的從積極方面而言是「豐富自己，啟發自己」，從消極方面則是「糾正自己」。從這一匣書可以看出，他的譯作並不多，卻都是本著這一原則完成的。
「作為『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在繼承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努力吸收外來的養分，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寫出自己的新文學作品。他切身體會外來養分的重要，所以從青年時代就積極，甚至是迫切地把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來。他到德國留學讀到裡爾克的著作，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但是現在我因為內心的需要，我一字不苟地翻譯他致一位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在這十封信裡我更親切地呼吸著一個偉大的詩人的氣息。我譯它出來，我赤誠地給中國的青年；我只恨我在20歲上下的時候無人把這樣好的東西翻譯給我。』讀裡爾克使他感到終於找到理想的詩，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裡爾克的一些話擊中他的要害，使他比較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缺陷。他決心研究裡爾克，虛心向他學習。雖然由於客觀原因研究工作沒能繼續下去，但裡爾克對他做人和作文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幾乎停滯了10年的創作之後，我們從他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及一些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風格變了。他觀察、體驗，懂得了寂寞同忍耐，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他從婉約的抒情變為富於哲理的沉思。」她說道。
馮至在義大利蒙德羅文學獎頒獎儀式上朗誦自己的十四行詩《威尼斯》。既受時代氛圍決定，也更折射了自我的精神探索李敬澤認為，馮至先生這一代翻譯家的翻譯是和他們自己的生命體驗、和自己生命的困惑、和自己在歷史和時代中的境遇是息息相關的。「不是說我有個工作，我要翻譯一下，或者這個作品在文學史上很重要，我要翻譯一下，實際上都是有一種心靈的呼應，是我的境遇、我的心靈有呼應。包括他30年代翻裡爾克，我覺得一定是和他當時的困惑，包括魯迅寫的那一代年輕詩人、年輕的文學者們的困惑，在裡爾克那裡得到了一種呼應。」
「他70年代翻《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我這次查了一下，他是1973年翻的，馮至先生在1973年，當他翻《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時，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作品翻過來，他的情懷，他對時代的感受，都在裡面。現在有一種說法，潛在寫作，像《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也構成一種潛在寫作，也是一種拐著彎的方式，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表達他對時代、對生命那種難以言喻但實際上心裡很想表達的東西。」他說道。
張輝也認為馮至的譯文選擇，似乎並不是隨機的。他的譯文既有受時代氛圍決定的方面（如翻譯海涅、布萊希特），也更折射了他的自我精神探索，以及對他對所處時代、對現代性的反思——乃至歌德和尼採意義上「克服」。這些譯文，也是他觀察世界、表達自我的另一種方式。似乎間接但極豐富。
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在1937年所寫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中的前言中，他說，「人們愛把青春比作春，這比喻是正確的。可是彼此的相似與其說是年輕人的晴朗有如春陽的明麗，倒不如從另一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成長，更像那在陰雲暗淡的風裡、雨裡、寒裡演變著的春」（卷二第225頁）。如果聯繫他在給楊晦的信中對「寂寞與忍耐」的強調，對動物性自我與植物性自我的區分(為此，他甚至要改回原名「馮承植」)，聯繫他所格外喜愛的裡爾克的詩句：「他們要開花， 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這叫做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我們無疑多少可以看到一個不同於時流、不同於現代思想主流的馮至。在這樣的上下文中，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馮至為什麼要在1940年代翻譯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顯然，我們不應該忽視，在席勒那裡，希臘是現代的對照，審美、遊戲衝動等等也是現代精神的對照，批評性的存在。」
永遠的伴侶，夫人姚可崑曾與馮至合譯《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他的根本精神融匯到了杜甫張輝認為，從這些譯文，我們可以看到德語詩人，特別是裡爾克、歌德，在他的精神嬗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個過程，很自然地也讓我們想到他由早年喜歡晚唐詩到熱愛杜甫的另一條並行的精神線索。
在回憶馮至時，李士勳提到他當年在離開外文所的時候，馮至送給他四句詩，「『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回萬古春。』原文是『山歸萬古春』，馮先生給我寫的是『回』字，這兩個字意義是一樣的。這四句詩贈給我，而且寫了幾句話，我非常喜歡杜甫的這四句詩，他透徹地說明了變與不變的關係。這四句詩馮先生贈給我，意義深遠，而且寄託了他對我的希望，我也牢記在心，心裡也給了一個承諾，無論今後的工作有樣的變動，我絕不會放棄德國文學，我的後半生也證明了我遵守了這個諾言。」
李敬澤也談到了《杜甫傳》對他的影響，「馮至先生的《杜甫傳》，我相信是很多普通的讀者，像我這樣，是通過馮至先生的《杜甫傳》認識杜甫的，直到現在，我前幾天剛去四川，剛去杜甫草堂，杜甫草堂賣的主要的紀念品就是《杜甫傳》。」
「馮至先生自己是個詩人，他又是一個德國文學研究者，他是從歌德浪漫派譯到裡爾克，這麼一路譯下來。最後在他的身上，他的根本精神上，最後是融匯到了杜甫這裡。我看文景的微信公號上，有一個馮至先生譯列德爾的詩，這個我以前還真沒看過。但是我一看我就覺得列德爾這個詩寫的幾乎就是杜甫，當馮至先生這麼譯的時候，我覺得他幾乎就是杜甫。『我愛那樣的人，在他高高的額上，/紋理地刻畫出生命的清秋，/他沉沉地負擔，深深地忍受，/沒有一點兒虛偽閃自他的明眸。』我覺得完全寫的就是杜甫。我們討論的既是作為翻譯家的馮至先生，也是作為詩人的馮至先生，也是在他的身上融匯了歌德的精神、裡爾克的精神，所有這些精神融匯於杜甫精神的這樣一位偉大的詩人和偉大的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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