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封面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一個信息，著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先生去世了。
第一次知道傅高義先生，當然是因為他寫了《鄧小平時代》。對於鄧小平，因我個人的經歷，我一直對他有一個個人的疑問。在為工作為生活疲於奔命的歲月裡，我也曾試圖去尋找答案，但受時間和能力所限，我並沒有找到多少能不左不右，還原度較高的資料。2012年5月，得知傅高義先生訪港，還將在香港有兩場演講會，我覺得機會來了。
我趕上的是位於香港中央圖書館的第二場，傅高義先生全程用中文演講和回答聽眾提問。
傅高義先生的中文口音不錯，不像外國人，倒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南方人。口音之外，他的用詞也比較豐富，也像是在中國生活多年的人，真不敢想像他的漢語全是在哈佛學的，學成之前沒有來過中國。傅高義先生做學問極為認真，他研究亞洲一輩子，精通日文和中文，在此之前寫了《日本第一》、《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等極受尊重的日本專著。為寫鄧小平，光是搜集資料就花了十年，鄧小平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四川老家、江西下放地等）他幾乎都跑了一遍，並專門用一年的時間來採訪資料涉及到的在世人員。但他也有一個毛病，就是雖然他會使用複雜句式，時間狀語、地點狀語、倒裝句什麼的，但是常常句子還未完成他就結束了這句話。不過，聽眾包括我都因為他的演講廢話不多，信息量十足而不作挑剔，反而覺得這盡顯一個歪果仁的可愛之處。
終於到了激動人心的聽眾提問時間，我心中的那個疑問促使我早早就舉起了手，可惜我的位置太偏，主持人總是看不到我。我堅定不移地高高舉手，而且目光灼灼地盯著主持人，我相信目光是有力量的。果然，好像主持人感受到了來自我這個角落的壓力，最後一次提問時終於看到我了。
我站起來說，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許多中國人——那是整整四代人啊——對鄧小平的感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人們十分敬仰他，作為從戰爭時期走過來的人，他的胸襟、眼界、政治智慧甚至他的私德（還有他的堅強又從容的性格，做大事的勇氣）都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革命黨人，或者說是共產黨人，他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有目共睹。可是改革開放之後，整個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思潮也產生了激烈交鋒。就我個人，我只想問一句，就您這本書的立場來看，用中國人的「十分法」，您怎麼評判鄧小平的功過。傅高義先生的中國文化功力果然十分了得，不待我解釋「十分法」，我話音未落就搶著說：「二八開！二八開！過是二，功是八。」全場觀眾熱烈鼓掌。
我熱淚盈眶。
1997年2月19日，我從香港電臺裡聽到鄧小平去世的消息。當主持人說，鄧小平有一個強烈的心願，就是希望香港回歸後能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哪怕是坐著輪椅也好。然而隨著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這個願望永遠不能實現了。一向激進的主持人哽咽著說不下去，我也胸口一痛，突然感到自己好像剎那間觸摸到了一個偉大的靈魂，從此更加瘋狂地去尋找鄧小平的有關記錄。然而，當時市面上的出版物是魚龍混雜的，正像當時人們的認知。當我打電話給一位從北京某重要部門退下來的伯伯，訴說我的所思所想時，他沉吟了半晌，說了一句：「還是有功有過的。」我又迷茫了……
多年來，這個疑問我從未放下，但不再相信什麼紙質材料，我更多地從社會變化中去思考，不用說，天平慢慢地在傾斜——身邊的事實每天都在教育我。直到這場演講會，連這個可愛的歪果仁老頭兒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提問完後，工作人員遞給我一張紙片，這是《鄧小平時代》這本書的英文電子版（當時中文版還未問世），用Iphone或IPAD下載後可讀。後來中文版出版，我立刻購買，還給家父買了一本，他是完整經歷了鄧小平時代的人，在整個閱讀過程中，家父向我補充了每一個重要時刻民間對鄧小平的了解，印證了我的許多想像。
通讀全書，更感覺傅高義先生做學問的正派，全書並無一些「探幽派」熱衷的什麼「秘史」，無論是鄧小平個人從年少去國求學、青年時代為信仰而奮鬥，還是到中老年在高級領導位置幾起幾落，他的個人和家庭遭際、他的思想變化、他的籌謀手腕，都磊磊落落，不有意貶低，也不刻意拔高。
我是邊讀邊感嘆，對我這一代略有反骨的讀書人來說，指定角度讓我們看問題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名聲巨大、爭議也巨大的人物的認識，然而由一個本來和中國人八竿子打不著的歪果仁，打開另一扇窗戶給我們探出頭去看，這就有說服力多了。這本書就這樣深深地紮根於我的心底。
此外，傅高義先生行文樸實，文字生動，譯者山東大學教授馮克利先生也譯得信、達、雅，傳神再現原文風採，這一點，中英文版都讀過的人應該感同身受。
傅高義先生已經遠行，然而他給我們打開的這扇窗，贏得了包括我在內的數量非常巨大的讀者的尊敬，也堅定了我們對傳主的評判：鄧小平是功績卓著的偉人，這個結論必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