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什麼最重要？身份，坐火車要身份證，使用支付寶、微信等支付工具也要確定身份，就連電話卡也要通過實名驗證，身份證這個巴掌大小的證件記錄了我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重要身份信息，它能讓我們享受正當的權利，要是沒有了身份證，在生活中可謂寸步難行，畢竟沒有其他強有力的驗證手段，您還真得很難證明「我就是我」。
問題就來了，身份證咱們現代人是人手一張，那麼古代的百姓們有身份證麼，他們拿什麼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呢？
嚴格來說，古代的百姓們根本就沒有身份證，他們也不需要有身份證。
您可能會很奇怪，沒有身份證他們怎麼證明自己的身份呢？他們壓根用不著證明，看慣了武俠小說，影視戲劇，再結合親身經歷，我們總認為古人和我們現代人一樣行動自由，想去哪就去哪。但實際上古代的人員流動低的嚇人，大城市畢竟還有些人口進出，普通的小鎮常年四季都很少見生臉，許多百姓們一輩子就沒出過遠門，別說州府，誇張點得就連縣城都沒去過！
這是為什麼呢？一方面是古代生產力低下，百姓們一輩子都在土裡刨食，一年到頭忙的腳不沾地全家尚只能混個溫飽，誰還有閒心來一趟說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迫於生計很多百姓得面朝黃土背朝天幹一輩子，除了居住的小村莊幾乎也沒時間出遠門。
其次古代對人口流動地管理也十分嚴格，畢竟人口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軍事、經濟等綜合因素，有了人口才有徭役、賦稅和兵員，所以百姓們有了另類的身份證：戶籍，也就是將你的詳細信息登記在冊，朝廷好找你收稅！春秋時期戶籍制度就已經非常完備了，楚國的戶籍冊詳細記錄了居住者的地址與身份;宋國的戶籍冊還配有相應地圖;秦國實現了「國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細化管理。
但戶籍都是政府登記在冊，只證明這個地方有這個人，百姓們並沒有類似身份證的證件來證明自己。而且戶籍制度反而限制了百姓的自由，由於技術有限，財力不逮，每統計一次戶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如果讓古代百姓們像我們今天一樣隨意移動，那就會出現本地有戶籍記錄但無人員可以徵稅、徵兵，而流動到外地的人員，因當地沒有他們的戶籍資料，也無法對其進行徵稅等行為，那朝廷豈不是做了虧本買賣？所以朝廷也規定戶籍地上登記在冊的人禁止隨意移動。沒有了人口流動，百姓們也不出遠門，大家身邊就都是熟面孔，再加上朝廷還每十戶抽選出一個保長從基層對百姓進行管理，鄉裡鄉親的更了如指掌，所以壓根也不用身份證。
不過要說古人們沒有身份證，這個結論很不正確，實際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百姓們就用上了身份證—「照身帖」，由於秦國變法圖強，所以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兵營，對百姓人口統計就成了重中之重，所以商鞅特意發明了照身帖，所謂照身帖就是一塊光滑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及籍貫信息等等，作為秦國的合法公民必須要人手一塊，否則會被重罰。如果沒有照身帖則會被認定為黑戶或非法侵入的別國人士，秦國將對其驅逐。這還沒完，商鞅還規定外出遠行或住店必須要有照身帖，否則關口不予通行，旅店也不得留客，如果徇私枉法都是要掉腦袋的罪過。
不過商鞅沒想到的是後來他逃亡時就拿不出自己的照身帖，結果店家懼怕法令不許他住宿，面對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尷尬情況，窮途末路商鞅只能感慨：作法竟自斃！
但秦以後「身份證」就變得稀缺了，並不是每個朝代都有秦朝的執行力，其次隨著國土面積臣民人口的增加，想要人手一張「照身帖」也的確太過困難，所以身份證就真的成了「身份」證，這就和平民老百姓沒關係了，那年頭持有身份證的人，那真的是有身份！
在封建王朝有身份的自然是統治階級了，那麼官員們要怎麼證明自己的身份呢？封建社會為官員們提供了兩樣和身份證類似的東西：符牌和傳信，其中符牌側重於標明身份，而傳信側重於能夠自由通行（類似於進入許可證），咱們先來說說符牌。
符牌的發明人據說是商周時的姜太公，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普遍使用符牌作為身份證明，符最早是兵權和軍權的象徵，隨後演變為官員的證明，《史記·五帝》就「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這裡的「符」就是兵符，兵符往往做成虎形，所以咱們將其稱之為「虎符」。
「虎符」的作用就是有權調動國家兵馬，使用方法將符一分為二，國君和出徵的將帥各持一半，需要調兵增援時則將兩「符」合在一起以辨真偽，這就是「符合」一詞的來源。信陵君竊符救趙典故說明「虎符」想要造假並不不易，只能採取「偷」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當然，符牌的種類很多，使用對象也大不相同，除虎符以外還有兔符、魚符、龜符、龍符、麟符等等。
而「傳信」呢？其實就是為了保證人口的正常流動，雖然咱們在上文說了百姓們安土重遷，沒事兒一般不出遠門，但人口流動終究是不可避免，朝廷頒布詔令，邊關軍情告急總得要匯報吧？官員上京面聖，前去地方上任總要長途跋涉吧？所以「傳信」就解決了穿州過縣身份證明的問題，不過不同於符牌，傳信是一次性的玩意，上面詳細介紹了持有者的身份信息，並且寫明了從哪出發，目的地在哪，主要有什麼任務等。比如說《韓非子·說林上》中寫到:「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鷗夷子皮負傳而從。」其中的這個傳就是傳信，看起來有點像身份證、介紹信的混合體，發展到了後來傳信上還增加了驗證真偽的信息，漢朝時傳信一般是木製並加蓋御史大夫印章，如果驗證正確則可以免費乘坐朝廷馬車。
虎符從春秋戰國時期發明應用，一直到了唐時才因為避諱李淵先祖李虎的名諱改虎符為魚符，而李淵建立了唐朝後又進行了制度改革，將歷代通用的「竹使符」改為「銀兔符」，竹使符和銅虎符作用類似，只不過虎符調兵，其餘徵調則使用竹使符。《漢書·文帝紀》就記載：「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亦省稱「竹使」。所以後世的符牌形狀基本上定型。
唐代魚符分為三類：有用於調動軍旅、更易守長的銅魚符，同樣是一分為二，左符放在朝廷存根，而右符持有人隨身攜帶證明身份，調動軍隊或者任免官員使用。也有用於標明官員身分的隨身魚符，還有用於出入宮門、開關宮門的交魚符、巡魚符。
魚符材質多由木頭或金屬精製而成，形狀如同小魚狀並分為左右兩片，上鑿小孔以方便懸掛於腰間，魚符上刻有官員姓名、擔任的職位和品級等。因為等級貴賤不一，魚符的材質也不一樣，所以它也是官員身份高低的象徵。因此有"「附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之說，太子使用玉質魚符，親王、三品以上大員使用黃金製作魚符，五品以上官員的魚符為銀質，六品以下官員的魚符則為銅質。
唐代就特別重視魚符的推廣，大唐光耀四方，所以周邊屬國們紛紛前來上貢，為了防止別人假冒他國使節，朝廷會給各藩國使者發放不同的符牌，雄符留在朝廷，而雌符交由藩國使者帶回，如果還有使節前來則通過符牌能否合併來驗明身份。
而且除了魚符外，五品以上的官員還有專門用來存放魚符的袋子，這個袋子又名為「魚袋」，魚袋的主要作用就是防盜，魚符+魚袋才是官員證明自己的標配，三品以上官員的魚袋會繡上金絲，五品以上的官員會在魚袋上繡上銀絲。值得一提的是，唐中宗時期皇帝還將官員衣服的顏色進行修改來搭配魚符，比如說紫衣飾金，紅衣飾銀，所以這要遠遠望去根據服裝顏色就知道對方是什麼級別的官員了。
武則天篡權，將唐改周，將魚符改為龜符（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改，難道是因為烏龜比魚更長壽，更珍貴？）不過雖然龜符只在武周朝使用過一段時間後便銷聲匿跡，但卻留下了一個特別流行的詞彙：金龜婿。
咱們現在說找金龜婿就是從此而來，如果女婿是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整個家族都喜慶啊！所以姑娘們都以嫁有金龜符的人為榮，李商隱還留下一首挺有名的詩：「為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表達了嫁得金龜婿的喜悅。
到了宋朝時，證明官員身份的魚符就被拋棄不用，轉而只使用魚袋來辨別身份，朝廷會在魚袋上用金線或銀線織成魚形，這被官員們稱為「金魚袋」和「銀魚袋」，根據官員的品級來分別授予，有些出入內廷的官員也會使用腰牌，不過受限於材料不足等原因，腰牌的使用範圍不廣。
隨著明朝國力強盛，對外貿易興隆，象牙開始傳入中國，於是北宋時使用並不廣的牙牌成了官員們的首選，所謂「牙牌」就是一塊小片兒，材質可以是象牙、獸骨或者金銀等材質，上刻有持有者的跟人信息等，有些高級腰牌上甚至還寫有有持有者的面部特徵，《西遊記》裡孫悟空計盜紫金鈴一章中就有個叫「有來有去」的小妖，他的腰間就掛著鑲金的腰牌，不但有職務還有相貌描述，而獅駝嶺上的小妖們也有各自的腰牌，可見在明朝時期牙牌流行之廣，除了不能讀取磁卡信息，其功能已經和現代使用的身份證已經很類似了。由於腰牌是身份和特權的象徵，持有者能享受種種優待，所以將腰牌借給他人或冒充的情況一直存在，所以政府為了嚴厲警告以上行為規定「借者與借與者同罪」，敢做假牙牌者更是要按律斬首。
但古代要穿州過縣走遠路的並不只有官員們，那些固定職業者（比如說商人，他們要到全國四處尋找商機做生意，趕考的舉子要到京城參加科舉，有些僧人道士要遊歷四方宣傳教義）要怎麼證明自己的身份呢？
其實也簡單，比如說僧侶或道士，他們作為出家人士可以免除賦稅，朝廷對於僧侶的人口有限制，不是你把頭一剃，衝到寺院裡去痛哭流涕一番就能當和尚，要得到朝廷的批准才可以，得到朝廷頒發的度牒（也就是專有的「職業身份證」，上面記錄了他們的原籍、本名、年齡和所屬寺院等），僧人在通過關卡，去寺廟掛單時都得提供度牒才行。
而像趕考的舉子和做生意的商人要遠離戶籍所在地，必須要到當地政府開具臨時身份證明來通過檢查，這種身份證明在漢唐時期叫「過所」，宋朝時期叫「憑由」，明清時期叫「路引」，都是一種臨時性的身份證。
所以別看咱們現在的身份證只有巴掌大一點大小，在這背後承載的卻是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