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既有的研究中中盧卡奇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係並未得到充分的關注。 然而，結合盧卡奇對自己思想發展的回顧，考察經濟學與辯證法之間的哲學聯繫，構成了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到《關於社會存在本體論》的一條重要理論線索。依託盧卡奇對物化的批判、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考察、對青年黑格爾的研究、對社會存在本體論的思考，我們嘗試證明：政治經濟學批判構成了盧卡奇理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其核心是在對象化理論基礎上闡發針對物化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盧卡奇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過度關注，折射了其自身的理論困境。
關鍵詞：《歷史與階級意識》；盧卡奇；物化；對象化；經濟學；《青年黑格爾》；社會存在本體論
本文關注的焦點是盧卡奇思想歷程中對於經濟學與辯證法之間哲學聯繫的考察。之所以選擇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出發重新探討盧卡奇，在直接的意義上是受其自述的影響。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新版序言(1967)中，盧卡奇在回顧自己從該書出版到寫作《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理論探索時專門提到要對經濟學和辯證法之間的哲學聯繫作出考察。
此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還得益於國內學界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相關的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拓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發展史研究的推進，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關係問題的深化等。在此基礎上，筆者嘗試以盧卡奇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解和挪用為線索，依託《歷史與階級意識》《莫澤斯·赫斯與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青年黑格爾》《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等盧卡奇不同時期的文本，管窺盧卡奇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解上的得與失，以期豐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轉換、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哲學方法等問題的討論。
一、問題的提出
毋庸置疑，盧卡奇最為深入人心的理論形象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而其早期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也曾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聖經」。因此，對盧卡奇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問題，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遺產的評估問題。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演進來說，盧卡奇的主要貢獻是奠定了主客體同一的歷史辯證法，提出了物化批判的理論框架，開啟了美學意識形態批判的新領域。當然，在那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旨趣感到不滿的學者來看，盧卡奇特別是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自然也應當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困境負責。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更多關注《歷史與階級意識》相關，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理性的毀滅》《審美特性》《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等著作，要麼被遮蔽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理論光環之下，要麼被批評為盧卡奇屈從於某種外部意識形態所進行的理論折中。
在既有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這樣三種盧卡奇的理論形象：其一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專家。這也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學界最初接觸盧卡奇思想時的主要切入點，在《審美特性》等著作中，盧卡奇嘗試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美學問題或審美問題的研究。
其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代表或創始人。盧卡奇與柯爾施、葛蘭西一道，被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興起，重新發現黑格爾，強調主體與客體、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超越第二國際以來實證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代表。對盧卡奇早期思想的關注以《歷史與階級意識》為中心，延伸到其青年時期的《心靈與形式》《小說理論》，以及20世紀20年代的其他著述，如《勃魯姆提綱》等。
其三是在蘇聯時期的或者受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影響的盧卡奇。這樣一種理論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就是《青年黑格爾》和《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這樣，為了更好地闡明盧卡奇的理論貢獻，對盧卡奇的思想發展進行分期就是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一般說來，在研究對象上可以劃分為青年盧卡奇、中年盧卡奇和老年盧卡奇；仔細區分，可以劃分為：第一，1818年以前作為資產階級文學理論家的時期；第二，20世紀20年代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時期；第三，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末處於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支配下的中年盧卡奇；第四，20世紀70年代初思想再一次被激活起來的老年盧卡奇1。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劃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在直接的意義上，盧卡奇思想發展中的階段區分有助於我們更為細緻地把握不同時期著作的思想背景、理論邏輯、問題指向和學術效應相應地對不同學術思潮的理論邊界和邏輯轉換給出清晰的說明。後者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更深一個層面上，這樣一種劃分有助於我們以盧卡奇思想研究為切入點，更為系統全面地把握20世紀西方左翼思潮的理論演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歷史發展。
在此基礎上，考慮到盧卡奇不僅直面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歷史變遷，而且還直接並深刻地介入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探索之中，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盧卡奇思想發展變化的重新考察有助於我們全面把握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歷史演進及其理論效應。回到盧卡奇自己的回顧和敘述中去，這樣一個問題就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 這個問題就是：盧卡奇對經濟學和辯證法之間的哲學聯繫的考察。之所以如此，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第一，正如盧卡奇自己在1967年為《歷史與階級意識》所作的新版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樣，「《歷史與階級意識》跟在黑格爾後面，也將異化等同於對象化。這個根本的和嚴重的錯誤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成功肯定起了極大的作用。」 2而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思考，或者說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發展而來的客觀線索的探索，表現出了這樣一種要求:「要從事一種新的批判，從而尋找一個明確的方向，使之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溝通起來。一旦我對《歷史與階級意識》整個內容的錯誤之處獲得了一種清晰的、根本的認識，這種尋找就變為一個具體的研究計劃，即要對經濟學與辯證法之間的哲學聯繫作出考察。」 2盧卡奇緊接著指出對社會存在本體論的研究構成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簡言之，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出發理解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構成了盧卡奇克服《歷史與階級意識》物化理論的困境和建構社會存在本體論的理論基礎。
第二，如果說盧卡奇自己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反思是圍繞對象化與異化的區分展開，而對這一理論錯誤的解決是通過研究經濟學和辯證法的關係來實現的話，那麼這樣一種反思和探索本身也可以對應於盧卡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推進，以及20世紀20年代以降馬克思主義理論演進的推進。正如盧卡奇自己所承認的，異化與對象化區分問題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閱讀和研究。而談及《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寫作，「20年代是一個過去的時代；我們應該關心的是60年代的哲學問題」3。僅就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理論研究來說，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斷編輯問世、馬克思主義形成史研究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獲得新進展的時代。盧卡奇對辯證法的思考就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研究直接關聯。
第三，盧卡奇之所以會強調應該關心「60年代的哲學問題」，還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轉型及其理論爭論有關。正如阿爾馬希所提到的那樣，20世紀60年代中期，法蘭克福學派同實證主義者的關於重新把辯證法和本體論問題提到首位的爭論結束，這對於盧卡奇在此問題上的觀點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他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國際意義4。在所謂的「德國實證社會學爭論」中，不僅直接同辯證法與本體論問題相關，而且涉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意義。可以說，盧卡奇晚年對經濟學與辯證法關係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介入並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左翼學者對於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的探索。
格奧爾格·盧卡奇（ Szegedi Lukács Gyrgy Bernát）
1885－1971
二、青年盧卡奇：物化批判與黑格爾的重新發現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這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奠基性著作中，盧卡奇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解和挪用是服務於其現實的政治實踐訴求的。這就是對第二國際以來泛濫於馬克思主義理解中的宿命論和唯意志論的批判。對於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二律背反及其理論基礎新康德主義，盧卡奇通過重新發現黑格爾的總體性辯證法展開了尖銳的批判。如其明確所指，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歷史辯證法。而馬克思取自黑格爾的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區別。「總體性範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2。
正如既有研究已經普遍指認的那樣，在重建總體性的過程中，盧卡奇顛倒性地挪用了韋伯對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工具理性和合理化(物化)的分析，以及西美爾對貨幣異化的心理結構(物化意識)的批判。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有學者將盧卡奇視為「韋伯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代表。在這樣一種「總體VS物化」的理論視域中，總體性的喪失在現實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中表現為物化現象和物化意識，而對於物化現象和物化意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專門的批判。這一批判首要地、集中地體現在他對商品結構的分析之中。用盧卡奇的話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都從分析商品開始，這決非偶然。只有在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種廣度和深度時，才能在商品關係的結構中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對象性形式和與此相適應的一切主體性形式的原形」2 。
對商品形式或者說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與盧卡奇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時期所能接觸到的馬克思文獻直接相關。在2019年代末之前，世人所熟知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主要有：《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導言》(導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三卷、《剩餘價值理論》等。其中包含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說明的是：《哲學的貧困》中對政治經濟學範疇的批判，《導言》中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說明，《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自己的方法論闡釋。在這個意義上，關注商品拜物教、經濟範疇的抽象性，就成為當時左翼學者共通的理論特徵。但是，結合盧卡奇在《新版序言(1967)>中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在他閱讀《資本論》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中產生影響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韋伯和西美爾外，還有羅莎·盧森堡的著作以及她與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
在盧卡奇看來，盧森堡對以考茨基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其核心在於反對將「馬克思的抽象概念和社會的總體等同起來」這一「沒落時期資本主義『合理性』」的自衛方式。在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中，她發現了資本主義積累的困境，以及為克服這一困境所產生的新的矛盾衝突。換言之，就是資本主義虛假「總體性」在庸俗經濟學中的二律背反式的呈現:經濟宿命論和對社會主義的倫理改造。對這樣一種物化現實和觀念的克服，要求正確理解總體範疇這一辯證方法的中心問題。而這勢必與盧卡奇對黑格爾的發現相契合，引導盧卡奇對黑格爾辯證法中「滲透到哲學中的實在的內容」進行考察。
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並且與當時蘇俄(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有關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發展的探索相併行，盧卡奇專門強調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思想繼承性。這一探索集中體現在他對拉薩爾書信版本以及莫澤斯·赫斯著作的討論中。用盧卡奇自己的話說，「這兩篇評論都具有這樣一種傾向：與《歷史與階級意識》相比，它們更為具體地將社會批判連同對於社會進化的理解植根於經濟狀況之中。同時，我試圖利用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繼承，去擴充我們已經獲得的理論知識」2。在對赫斯的研究中，盧卡奇一方面強調了黑格爾哲學中那些認為經濟範疇是社會現實的傾向，另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費爾巴哈對於黑格爾的非辯證的批判態度。既然馬克思的理論工作直接銜接著黑格爾遺留下來的理論線索，那麼，在物化批判和總體性的建構中，就需要盧卡奇對經濟學和辯證法的關係作出更加準確的說明2。
正如盧卡奇自己所提到的那樣，在這篇1926年發表的《莫澤斯·赫斯與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中，也沒有將對象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換句話說，在對赫斯的批判中所涉及的黑格爾辯證方法的探討，仍然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物化批判的線索中展開的。盧卡奇自己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於黑格爾來說，「異化」「抽象」的生活方式，或者說抽象和異化本身，既不是單純的思維建構物也不是應受譴責的現實，而是當下存在的直接的被給定形式，在歷史過程中這些形式將自我超越。
第二，異化表現為直接性和異化尚未被超越的直接性，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提前反擊了費爾巴哈對他的批判。
第三，這種直接性在歷史上和方法論上都是相對化的。在發展的每一階段上，前一過程的結果表現為直接的前提。直接性只是表象，中介的範疇被掩蓋了。而藉助這些中介範疇，異化的直接性消融在過程中以形成新的直接性。
第四，當那些使這一表象成為本質的必要表象、存在方式的必要現象的中介範疇被指明時，當這種二重性被辯證把握時，這種表象本身就成為必要的、客觀的存在方式。換言之，它必須既被當作結果，又被作為過程的環節來理解。最後，關於直接性的歷史和哲學探索表明：一方面，概念或範疇的真正哲學還原，只能以通過追溯其歷史起源進而製造它們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歷史存在於那些形式的不斷轉型之中，此前非辯證的、深陷當下存在的直接性泥潭的思維模式，被看作是超歷史的5。
這樣一種對黑格爾辯證方法的說明，反過來又指向了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的說明。在盧卡奇看來，「通過指認歷史性的中介範疇的具體、歷史的起源，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方法論上植根於黑格爾對直接性的消融」 5。只不過，借用《導言》的方法論說明，盧卡奇強調，「黑格爾從來無法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真正統一。相反，他所做的只是要麼把歷史資料塞進範疇的邏輯框架中，要麼把歷史理性化為絕對、抽象形式的勝利，結構、時代的轉變等等。馬克思第一個看穿了這種虛假的二律背反：他並未從邏輯排列或歷史過程來推導範疇的結構順序，而是認識到必須『按照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關係來排列。』」5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不僅提供了具有真實基礎的辯證法，而且同時從拜物教和經濟學的抽象中拯救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並將其作為辯證法的基礎。政治經濟學批判既不是與其他科學相併列的一種科學，也不是所謂的基礎科學，它包含著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範疇)的整個世界歷史」5 。
簡言之，在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青年盧卡奇那裡，關注《資本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自第二國際在實踐上破產以來的理論反思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同時借用盧卡奇自己的描述，對於《資本論》中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範疇抽象的批判，作為物化批判的直接展開表現為一種「高度矛盾的理論混合物」的效價作用。其中產生影響的有「韋伯&齊美爾」「索列爾VS考茨基」、盧森堡及黑格爾等。因此，在嚴格的意義上說，《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討論雖然直接涉及《資本論》，並援引了當時世人所熟知的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問題的著作，但在方法論構架上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不完全等同。然而，從商品拜物教分析和範疇抽象的批判，即物化和物化意識的批判出發，到總體性辯證法的探討，勢必要求盧卡奇回到黑格爾馬克思的思想銜接關係中去，對經濟學與辯證法的哲學聯繫進行考察。
用盧卡奇舉過的《精神現象學》的例子來說，黑格爾在這一有關意識理論最為經典的表述中，向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有關社會結構的問題，一個有關形成於這一結構而又涉及人的社會存在的意識的問題5。或者說，黑格爾的經濟和社會辯證法與各種類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先驗論正相反。異化不是被看作「一種思想的結構，也不是被視為一種『應受到指責的』現實」，而是被規定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現存事物以在歷史過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2。
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青年黑格爾》
早在20世紀30年代，盧卡奇就曾經首次試圖將考察經濟學與辯證法的哲學聯繫的計劃付諸實現。這就是在莫斯科和柏林寫下的關於青年黑格爾的著作。因此，我們不僅可以將《青年黑格爾》視為一部哲學史著作，還可以將其當作一部哲學著作來分析。實際上，正如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青年黑格爾》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來反觀黑格爾早期思想發展的。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西方學術語境中《青年黑格爾》也曾受到一些質疑和批評。如果依據盧卡奇自己的道路回顧，我們無需對此提出懷疑，《青年黑格爾》研究顯然是盧卡奇試圖克服自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面臨的理論困境，在經濟學和辯證法關係的考察中，對社會進化中的間接性和直接性問題進行思考，進而將物化批判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溝通起來的嘗試。
有趣的是，回顧學術史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青年黑格爾》的誕生具有兩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一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黑格爾早期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這為盧卡奇研究青年黑格爾的經濟學和辯證法關係問題，特別是黑格爾耶拿時期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獻依據。在《青年黑格爾》的導論中，盧卡奇列舉了這些文獻中最重要的幾份，如《黑格爾的政治和法哲學的論文集》(1923)、《黑格爾耶拿時期的邏輯、形上學和自然哲學》《耶拿時期的實在哲學》(1931)、《有關黑格爾思想發展的文獻集》(1936)等6。這些文獻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黑格爾早期思想發展的研究中，仍然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而這一時期的黑格爾乃至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關注唯心主義背後的倫理學、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因素。在此過程中，盧卡奇的研究仍然被不斷提起。
其二是1920年代後期，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對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獻的發掘和問世，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整理和出版，對於盧卡奇的思想發展，對於經濟學和辯證法之間哲學聯繫的考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結合《青年黑格爾》乃至《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分析，可以發現盧卡奇自己所言不虛：「我於1930年開始了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這裡，我交到了兩個意想不到的好運：《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認出來，我可以閱讀它。同時，我結識了米哈伊爾·裡夫希茨。」3在1971年發表的盧卡奇訪談中，盧卡奇這樣回顧了這段歷史：「當我1930年在莫斯科的時候，梁贊諾夫給我看了馬克思1844年在巴黎寫的手稿。你們可以想像我的興奮心情：讀這些手稿，使我與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關係發生了變化，使我改變了我的哲學觀點。一位蘇聯的德語學者在整理手稿，使之能夠發表。」3
結合《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內容，可以確認：對象化和異化的區分，是盧卡奇閱讀這些手稿時感到興奮的主要原因。通過中性的對象化與否定性的異化的區分，盧卡奇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為自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的物化批判找到客觀的社會經濟基礎，從而擺脫陷入唯心主義的理論困境。例如，在《新版序言(1967)中，他專門補充說，物化現象與異化現象有著密切聯繫，但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在概念上，兩者都不盡相同，而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這兩個詞卻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2。或許有的學者會將盧卡奇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推崇，視為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思潮的合流。但在我們看來，至少就當時的思想語境來說，盧卡奇的探索在直接的意義上是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改造相關的。當然，如果批判性地澄清盧卡奇思想中的人本主義維度，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為了更好地說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青年黑格爾》的影響，簡單回顧一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誕生及其在30年代的理論爭論也是必要的。1932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東西方同時以兩個版本問世。盧卡奇所說的那個「很好的一個版本」指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AGA1)第一部分第3卷中的版本。手稿問世之後，旋即在西方引發了廣泛的爭論。這一爭論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潮，即所謂的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問題或「兩個馬克思」爭論。對於這場爭論，我們往往只關注了西方學者，特別是西方「馬克思學」 的觀點，以及50年代之後蘇聯學者的觀點。20世紀30年代蘇聯學者對於手稿的最初看法，以及對西方學者的回應，卻幾乎是一個空白。
按照盧卡奇所提到的「一位蘇聯的德語學者在整理手稿」的說法，結合MAGA1的研究史，可以推斷：這位曾與盧卡奇合作的學者就是卡爾·施穆科勒，而他的 《青年馬克思與市民社會》(1933)一文，是迄今所知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問題上對西方學者最早的回應。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黑格爾辯證法改造的視角下，追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發展，論述手稿這一政治經濟學批判最初成果的理論價值，進而回應朗茲胡特、邁耶爾、德曼等人的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青年黑格爾》一書視為「青年馬克思」問題的理論迴響。甚至在阿格妮絲·赫勒看來，《青年黑格爾》同時也是盧卡奇的一本自傳8。在《青年黑格爾》中，盧卡奇不僅強調了黑格爾—馬克思的思想銜接，反對第二國際傳統中對費爾巴哈的過分推重，而且專門聚焦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經濟學因素，並在此基礎上論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初成果之於黑格爾辯證法改造的理論意義。
《青年黑格爾》的主旨在於證明：首先，德國古典哲學中辯證法的興起事關當時的宏觀政治社會政治事件，黑格爾這位唯一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和哲學問題間建立了理論關聯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其目標就是把握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結構和現實動力，描述其辯證運動。其次，然而在黑格爾之後，伴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必然逐漸發展起來的經濟範疇的拜物教，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中。最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這種物化的超越以及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經濟學範疇與哲學範疇的交互關係的中心是：社會科學的辯證範疇就表現為這樣一種辯證法的思想映像。這種辯證法，它獨立於人的知識和意志之外，而客觀地表現於人的生活中。其客觀性使社會現實變成為人的一種「第二自然」。正是在這種經濟學的辯證法裡，如果掌握的正確的話，會把人與人之間最原始最基本最有決定作用的關係呈現出來。所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誕生與這種經濟生活的辯證法的發現出於同時，絕不是偶然的6。
在《青年黑格爾》正文的最後一部分《「外化」是精神現象學的中心哲學概念》中，盧卡奇直接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依據，在經濟學和辯證法相統一的基礎上，批判了黑格爾的外化概念，並闡述了對象化與異化的區分：「馬克思在他對經濟學問題的考察裡，通過實際生活裡的事實，已嚴格地區別了在勞動本身裡的對象化與在資本主義形式的勞動 裡的主體和客體的異化」6。也就是說，從勞動的對象化出發，盧卡奇期待著一種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展開，而異化則不過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物化的表現。援引《導言》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表述，盧卡奇指認了馬克思的最成熟最概括的黑格爾唯心批判：馬克思「分析了在思想上反映客觀現實、掌握客觀現實的各種相互補充相互結合在一起的道路，他把黑格爾所幻想的道路跟達到這種認識的實際的唯物主義的道路對立起來」6。這樣，盧卡奇自信已經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唯心主義偏見一掃而空。從黑格爾研究開始，經過對經濟學和辯證法關係的考察，將走向一種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嘗試。
四、「60年代的哲學問題」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在寫作《青年黑格爾》的同時，盧卡奇與裡夫希茨合作，還產生了建造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體系的願望。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審美特性》一書，在這部巨著的第一卷的德文手稿完成後不久，也就是1961年末或1962年初，盧卡奇開始了《倫理學》的研究和寫作。在盧卡奇的弟子們看來，這是晚年盧卡奇在完成自己青年時的夙願7。盧卡奇原定在這部著作的第一章闡述社會關係的本體論形式問題，但是這一寫作超出了預定的目標。從1964年開始，盧卡奇投入到《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寫作中來。這部手稿就是盧卡奇在《新版序言(1967)》中多次提到的「目前正在從事的工作」。也就是通過經濟學與辯證法之間哲學聯繫的考察，克服《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根本的和嚴重的錯誤」，建構「一種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寫作最初源起於盧卡奇對自己早年夙願，即「寫作一部包羅萬象的倫理學著作」的訴求。同時，盧卡奇也強調《歷史與階級意識》及其後自己的研究中對辯證法的探索與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考察，會導致一種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但是，畢竟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盧卡奇在其晚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寫作所處的時代，已經是一個不同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時代。盧卡奇在這部晚年著作中，更關心的是「60年代的哲學問題」。有趣的是，盧卡奇所提到的「60年代的哲學問題」，在不同維度上契合了西方左翼學術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理論轉型，而又從不同角度切中了經濟學與辯證法的關係問題。
第一個維度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轉型與終結問題。就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東西方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概念定位。 僅以目前所廣為接受的佩裡·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給出的描述性說明來看，我們可以這樣概括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邏輯演進：從復興黑格爾辯證法到與人本主義思潮相向而行，再到總體性概念的反思，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走向了邏輯的終結。這一轉向既表現為阿多諾對同一性的批判，也表現為阿爾都塞對葛蘭西在馬克思黑格爾關係上的指責。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這是由西方社會進入「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或者說「福特主義」階段所決定的。在理論上，用齊澤克的話說，則表現為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到《否定的辯證法》、再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分化，歷史辯證法對於主體的追尋已經宣告失敗。
第二個維度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60一代」問題。20世紀60年代，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也經歷了一個理論突破和發展的階段，出現了以巴加圖裡亞、維戈茨基、伊裡因科夫、科普寧等為代表的所謂「60一代」。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這一階段中，有三個顯著特徵：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新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德意志意識形態》新版本的問世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傳播和研究等。二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推進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重心從馬克思的青年時代轉向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三是與列寧《哲學筆記》研究的深化相併行，對《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討論形成了大量新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裡因科夫的《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1960)。
第三個維度是內在於前兩者之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辯證方法問題。這一時期《資本論》手稿研究工作中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傳播和研究。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寫作的時代，《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全文並未出版，盧卡奇只能使用是《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導言》。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才開始得到普遍的關注。例如，羅曼·羅斯多爾斯基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1968)就是西方學者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早期代表性成果。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往往被視為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中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代表性文本，以及《歷史與階級意識》和《青年黑格爾》中都曾專門援引《導言》中的表述，經濟學與辯證法關係問題的考察可以得到新的馬克思文本的支撐。
簡言之，《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第二部分的標題為「當代的問題狀況」，分四章評述了本體論討論的若干觀點。第一章討論的是新實證主義和存在主義，第二章討論的是尼古拉·哈特曼這一現代除馬克思主義外對辯證法持積極態度的唯一一位哲學家，第三章討論的是黑格爾；最後一章討論的是馬克思本體論的基本原則8。最後一章的三節分別是：方法論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歷史性與理論普遍性。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若干最重要的綜合問題」，同樣包括四章，主題分別是勞動、再生產、觀念的東西與意識形態、異化。
《關於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1)出於對以新實證主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盧卡奇強調了認識論背後的一般本體論或者說辯證法；在肯定馬克思「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的觀點基礎上，盧卡奇引入「對象性」把握存在的客觀性，因為「存在同時就是對象存在，對象性就是每一個存在以及每一種範疇聯繫的具體而現實的基本形式，在思維中把這種範疇聯繫表述為特定存在的共性」 9。
（2）反對傳統的自然和社會相分離，或是直接將自然規律推廣到社會領域中的做法。盧卡奇認為自然存在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社會存在的本質特徵是目的性。為了把握存在的歷史過程性質，最重要的是在人類實踐的結構中闡明關係的本體論地位，這就引出了作為人的對象性活動的勞動範疇。盧卡奇指出，「勞動是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出發點」，「在勞動中所有其他規定都概括地表現出來了」 9。
(3)既然「勞動作為發展了的社會存在範疇，只有在一個過程性的並且在過程中自我再生產著的社會整體中，才能獲得自己真正的、相應的實存」，那麼「嚴格說來，存在就意味著他如何進行自我再生產」9。
(4)以隱含的對象化理論為基礎，面對20世紀中葉以資產階級經濟學為典型的意識形態問題以及資本主義的異化現實，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本體論。盧卡奇在《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第三部分最後兩章中專門探討了觀念東西的辯證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異化的本體論特徵及其表現形式。
《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卷帙浩繁、內容龐雜，但是我們從中不難發現盧卡奇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以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挪用和雜糅。從《資本論》中的拜物教和物化批判出發，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異化現象，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政治經濟學方法的說明」 出發，發現範疇背後的社會關係；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象化和異化的區分出發，運用對象化和勞動範疇，作為建構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出發點和核心；在此基礎上，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有關勞動和物質生產過程的敘述，展開對於再生產、觀念東西的分析，描述一種人類歷史合類性的自我發展。
對於晚年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建構，有批評指出：儘管盧卡奇已經敏銳地注意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每每在關鍵之處決定性地超出了一般經濟學的眼界而直抵所謂「社會存在」的缺口或邊緣，但令人遺憾的是，他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社會存在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總和，盧卡奇的努力與其說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科學」的延續或擴展，毋寧說是離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哲學」更近10。更尖銳的批評是：盧卡奇混淆了勞動範疇和生產範疇，從生產出發才有可能導出社會關係的發生和發展，進而分析社會結構的轉換和預測未來社會的發展。一種非目的論的目的論貫穿於《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因此盧卡奇必然地會選擇勞動這個抽象的、但卻貫穿於歷史發展始終的範疇來進行自己的邏輯建構11。
我們完全同意上述判斷，並嘗試給出這樣的補充說明：雖然盧卡奇在其晚年研究中嘗試從對象化出發建構社會存在的本體論，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把握辯證法和社會歷史存在，但是他過多地回憶了自己思想的起源，對《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仍然持有的是一種「青年黑格爾＋史達林」式的闡釋模式，因而即便他準確地提出了「對象化」的問題，卻無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解答這一問題。
或許，我們更應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中，透過對象、對象性和對象化，述行現代社會存在的歷史性本質，而非還原式地建構某一範疇。無論如何，盧卡奇以其切身的理論實踐，即考察經濟學與辯證法的哲學聯繫，已經為我們開啟了新的研究路徑。對於20世紀60年代以來乃至當代的哲學問題，這或許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3-4頁。
[2]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3]《我的工作和生活——盧卡奇逝世前的一篇答記者問》，杜章智譯，《世界哲學》1985年第3期。
[4]Ｍ. 阿爾馬：《評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一書》，《世界哲學》1986年第5期。
[5]Georg Lukacs，Tactics and Ethics 1919-1929，Verso，2014。
[6]盧卡奇：《青年黑格爾》(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版。
[7]阿格妮絲·赫勒主編：《盧卡奇再評價》，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8]帕金森：《格奧爾格·盧卡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頁。
[9]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
[10]姜佑福：《盧卡奇晚年重建馬克思主義存在論的努力與局限》，《河北學刊》2008年第5期。
[11]孫伯鍨：《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兼評盧卡奇的社會存在概念》，《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文章來源：《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1期
編輯 劉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