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張申，中共上海市委黨校 信瑤瑤
19世紀的全球化浪潮給當時的中國帶來劇烈衝擊，隨即，外國的經濟學說便被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看作救亡圖存、振興中國經濟的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向西方學習」由此成為近代中國經濟學術發展的一條主線。該過程中，部分中國學者並沒有止步於被動地接受知識，他們主動學習，積極主張實現舶來經濟理論與中國本土的相互融合，從而開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經濟學說中國化的探索嘗試。
中國經濟學的提出和探索，早在近代就已現端倪。彼時，中國經濟學術的發展演進雖然以經濟學說的西學東漸為主要動力，但已產生了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明確學術願望。之所以言其明確，是因為相關探索並非是作為中國經濟學之可能的理論鋪墊，而是重點表現為對原有理論的中國化應用和進一步的深化與拓展。事實上，這一時期已有相當數量的學者體現出了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自覺，試圖基於中國本土立場，探索出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具有一定科學性和獨立性的中國經濟學學術體系。
回顧近代中國經濟學構建的探索，可以勾畫出如下的演進軌跡：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訴求在學界產生，並出現了「中國經濟學」的明確提法。李權時曾於1929年寫道，自己撰《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目的在於「製造國貨」，而中國經濟科學的目標，應在學習外來學說並將其「國貨化」的基礎上，「要把國貨精益求精的去改良發明，終要設法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才好」（東南書店1930年版，三版自序）。不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顧壽恩於1931年在《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2卷第7期發表《中國經濟學的時代背景及其特徵》，本著「中國總該有中國的學問，中國的學問總該為中國而用」的學術理念，論證並呼籲「創造一種新的經濟學」。只是在當時，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尚未更為廣泛而深入地展開。
進入1940年代，受「學術中國化」思潮影響，中國經濟學的相關探索較之以往更為頻繁。1942年第1卷第11期《大學月刊》以「經濟科學中國化問題」專欄，探討了「中國經濟學」「中國財政學」「中國金融學」等問題。同時，學界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民生經濟學研究，並因很多學者將其等同於中國經濟學，民生經濟學也成為了該時期中國經濟學在汲取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吸收舶來經濟學說時形成的一個具體落腳點。更具有典範意義的是，王亞南自1940年代就中國經濟學問題持續鑽研，並於1946年出版《中國經濟原論》，成為近代中國經濟學探索的代表之作。
回望近代中國經濟學界在構建中國經濟學上所做出的諸多努力，可以發現這些探索不僅形成了中國經濟學的正式提法和學術成果，而且在應該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上也多有闡述，對中國經濟學學術體系的探索具有開創作用，於今亦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此過程中，很多研究都以這樣的問題為出發點，即，為什麼要建立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構建的必要性和科學性為何？相關觀點可大致總結為三類，以下分別予以介紹。
經濟學須基於時代背景，已有經濟學說不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
近代中國經濟學人中持此種觀點的最為多見，他們主要是從經濟學的基本屬性出發，主張經濟學必然應立足於經濟生活產生的具體背景。留學德日的馬哲民在1944年發表於《大學月刊》第3卷第2期的《「中國經濟學」導言》中指出，以經濟生活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除卻在具體各應用經濟領域的研究，應包括兩大部分，「一為經濟生活之歷史發展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一為以現實的或特定的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經濟學，或簡稱經濟學」，而經濟學的任務，則是「從現實的或特定的經濟結構中，揭發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則性」。可見，在他看來，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結構、或稱服務的對象，必然受「現實的或特定的」所約束。
正因如此，馬哲民認為，產生於西方經濟社會的現有經濟學說不能充分對接中國經濟問題。例如，以自由放任為核心思想的經濟學說，在中國缺乏「發展工業資本之客觀條件」，而歷史學派所要求的保護主義，卻在中國因「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無開明的保育國民經濟之發展的政權」而無法推行，等等。所以，不能「按照別人的公式或概念，用作金科玉律，而以中國的材料去『生吞活剝』的或『東拼西湊』的裝潢點綴」，更不能「完全用任何解釋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經濟生活之經濟學，來解釋我們中國的經濟生活」。他由此主張：「我們的經濟生活，實自有特殊性，決不能以現有之歐美資本主義國的經濟學來說明的；我們假使承認科學須本於事實或實際，我們當然應該以這種經濟生活之事實為根據，以創造一種經濟理論；而我們亦只有以自己的經濟生活為根據所創造的經濟理論，才能說明自己的經濟生活。」
留法歸國博士黃憲章持與馬哲民類似觀點，不過他主要從經濟學說發展史的角度論證了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意義。他在1942年發表於《大學月刊》第1卷第11期的《中國需要怎樣的經濟學》中指出：「經濟學的目的是在於理解人類社會之經濟歷史發展之一般法則及各民族經濟歷史發展之特殊法則，解剖現存世界經濟體系和各民族現存的特殊經濟體系的內容，並探求未來世界經濟進化和各民族經濟進化之殊途同歸的趨勢。」而經濟學說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從縱向來看，自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圍繞「家室生計法則」提出「經濟」這一名詞，到重視資本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說興起，再到解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出現等等，所反映出的，都是經濟學說演進對人類經濟社會演進的亦步亦趨。從橫向來看，德國興起主張保護主義的歷史學派，全因其已喪失發展資本主義的先機，而美國因大規模的農工業生產均較為發達，因此形成了有關科學管理法、產業合理化等的相關研究，「可知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雖然主要地為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所規定。但各民族經濟特性之地域的影響，也不能不加以特殊的考察」。
與此同時，黃憲章也梳理列舉了中國現有的經濟學著述，指出其反映出的現狀為，「中國現有的經濟學，只是歐美各國之文化的傳播，一般經濟法則的灌輸，和參考資料的蓄積而已」，「對於中國經濟特性的分析，中國經濟機構中之特殊法則的發現，以及對於中國經濟獨立自主之革命的需要和建設的方針之推論與指引，還沒有完成正確的理論體系」。正因如此，他主張，應該創造相應的「中國新經濟學之體系」，用以「理解本國民族經濟史之發展的特殊法則，解剖本國現存經濟體系的內容及探求本國未來經濟進化的趨勢」。
前文提到的顧壽恩則主要通過強調中國經濟的特殊性來凸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必要性。他將「中國經濟學的時代背景」總結為三點，「民族經濟的落後，世界資本主義之發展，與帝國主義對我國之積極侵略」，繼而分析道，「帝國主義對之積極侵略，是我國民族經濟落後與世界資本主義之自然結果，然而卻又足以促進前者作用的顯露化，使中國民族經濟因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益趨落後；世界資本主義因足以緩和其國內的階級鬥爭之故，而益趨發達。因此兩者之結果，遂更深刻其侵略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時代的產物」，中國經濟學須相應地具備三大特性，「發展國家資本以挽救民族經濟之落後，節制私人資本以防止資本主義弊害之發生，對外保護民族資本以反抗帝國主義之侵略」。在他看來，已有經濟學說皆無法滿足上述的具體需求，創造中國經濟學成為一種時代的必然。
中國經濟學是針對不同樣本的科學研究，有助於發展廣義經濟學
在近代中國經濟學的構建探索上，王亞南做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這不僅是他通過《中國經濟原論》的具體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特質和癥結，也在於他明確提出並系統論證了「中國經濟學」這一範疇。1941年，王亞南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在《新建設》1941年第2卷第10期發表，該文主要從兩個層面論述了中國學術界現行經濟理論的問題所在：
第一，不同於前文學者多以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與中國現實對接、因而不能直接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的觀點，王亞南雖然也陳述了中國現狀的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資本主義對世界行使的統治，已日復一日地暴露了破綻，蘇聯經濟形態的飛躍發展，更說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黯淡的前途」，所以「我們對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必須採取加以批判的態度，並也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了」。
第二，現行的、也是對我國經濟學術影響頗深的政治經濟學體例，存在邏輯上的問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四分法」，不僅沒有突出生產的「中樞地位」，還造成了對現實中的經濟運行的「強行割裂」；而「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勞動—工資」的「三位一體說」，「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了歷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現方式」，是經濟學者設計出的公式。據此，王亞南提出，「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主張一方面要明確認知現行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性質和局限，另一方面也要「逐漸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
1944年11月14、15、18日，王亞南在《東南日報》發表《關於中國經濟學建立之可能與必要的問題》連載，文中他對此前自己提出的「中國經濟學」能否成立進行了具有學理性的論證。他指出，從19世紀末起，經濟學研究已從「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幣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經濟學，發展到「以包括資本制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的經濟形態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經濟學。這便要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將包含所有不同歷史時期，以及同一歷史時期下的不同情況。特別是對於中國，「中國的封建經濟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顯示了極大的特點」，所以，「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較詳盡的研究，那對於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不在狹義經濟學的含義上，而在廣義經濟學的含義上，在廣義經濟學完成的過程中，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是有其必要的」。
在此基礎上，王亞南進一步分析了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可能，他指出，「中國經濟學」的提出，就是為了強調對於中國經濟這一特殊對象的研究，而這種用意和限定，也恰恰提供了中國經濟學的可能性，「它不是在現代經濟學領域內，自劃一個獨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籬，反之，它正好是依據或應用現代經濟學及現代經濟史學的基本原理原則，來發現中國經濟的特質，及作用於中國經濟中的基本運動法則和其必然的演變趨勢。……那不但是於一般經濟學的世界性，毫無所損，且可說是對於一般經濟學的原理的發揮，對於正在形成或完成過程中的廣義經濟學內容之直接的正面的充實」。以上論述，便在「經濟學應存在一般性」的框架下，找到了中國經濟學得以成立的科學立足點。
已有經濟學說在範式上存在不足，為中國經濟學提供了探索空間
對於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必要性與科學性，民國時期部分學者認為，不僅體現在與中國特殊經濟背景與現象的對接上，更體現在已有經濟學說在有關人性假設、方法論以及研究目標上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上，而中國經濟學正是要在此方面做出探索。民生經濟學相關研究在此領域闡述頗多，不過其中不免有對已有經濟學說的較為片面的解讀，以及對於構建中國經濟學範式的偏理想化的看法。
人性假設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不同的假設會導向不同的理論建構和方法論運用，這成為部分學者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立論點。1944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學說》一書將已有經濟學說和所要建立的中國經濟學進行了比較，特別在人性假設方面進行了分析。書中認為，「西洋的經濟學說雖派別紛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處。他們無論那一學派，總以人類欲望為出發點，以推論經濟現象而構成其學說的系統」，而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各有不同之處，但論其本源與目的，莫不脈絡貫通。他們都不以人類的欲望為出發點，尤其不以個人一己的私慾為出發點。他們的學說都本於人性」。而在這裡，人性似乎可大致解釋為符合「仁義」的倫理道德，因為書中有論述，「順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霸術，以義為本就是王道，以利為本就是霸術」。
與人性假設的差異相關，方法論上也就有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區分。很多近代學者認為，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更具有優越性，是中國經濟學應採取的。1943年，徐天一在《經濟論衡》第1卷第2、3期連續撰文《民生主義經濟學的本質》和《民生主義經濟學的體系》，指出當前流行的經濟學說，「基礎是在個人的私利的追求」，其方法論就表現為「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進而「由於這些個人的求利活動的相遇，乃形成一種自然的機械的經濟生活」。在徐天一看來，正是這種機械方法論，將經濟學的研究引入到對交換環節以及價格體系的關註上，使得經濟學「淪為一種與數學或物理學一樣的自然科學，把存在與當為完全分開而完全以存在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所以不能成立。相反，民生主義經濟學則是一種「全體主義經濟學」，特徵之一便是「要求人人為全體的福利而活動」，可以更好地服務於民族生產力和民族福利的提升；而且研究的對象，也成為了「現實的巨體的經濟體」，這樣一來，民生主義經濟學便把經濟學提高為「生活的科學精神的科學之經濟學」。
正因人性假設和方法論存在不同，自然而然地，很多學者表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在於「養民」和國家社會的發展，而非已有經濟學說的謀利。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國經濟學說》正是認為中國經濟學是「以民生為目的」，從而使得「經濟學的目的，也超越利潤追求之上」。符逸冰在《精忠導報》1943年第8卷第2期的文章《現代中國需要怎樣的經濟學》中也指出，「應該研究的經濟學必須選定是一種配合中國民生需要，合乎中國現狀，用一般的經濟學原理而應用以促進社會國家進步為『目的』的經濟學」。類似的，祝世康在《經濟論衡》1944年第2卷第3期的《民生主義經濟學體系的研究》中提出，「一部民生主義經濟學，就應該是養民之學。這種養民的經濟學既成為一種規範的以及目的論的科學，自然與已往經濟學不同而自成一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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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我國學界出現了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訴求與論證，這是與時代發展相呼應的。中國自19世紀從一個相對封閉的農業國家被捲入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全球化浪潮，無論在科學、技術還是經濟上均受到劇烈衝擊，隨即，外國的經濟學說便被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看作救亡圖存、振興中國經濟的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向西方學習」由此成為近代中國經濟學術發展的一條主線。但該過程中，部分中國學者並非僅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主動學習的同時，更積極主張實現舶來經濟理論與中國本土的相互融合，從而開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經濟學說中國化的探索嘗試。在此基礎上，更有一些學者並非停留在如何「用得對」和「用得好」的層面。出於對已有經濟學說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困惑，出於對已有經濟學說範式可能存在不足的察知，甚至是出於提升中國本位文化、樹立民族信心的情懷，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訴求就此產生。以上因素也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探索和實踐在近代以來的百年間長期出現的部分原因所在。
近代有關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探討，揭示出了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項本質問題：如何處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的衝突與協調。王亞南在提出中國經濟學時對該問題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論述，但仍有學者表示了不認同。如許滌新在《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中指出，「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有它的特點。……但是這種特點並不是『遺世獨立』，並不是與世界其他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真理絕緣的」，「既然不能與一般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則脫離，為什麼又要標出『中國經濟學』來表示這一門『科學』的『獨特性』呢？」（《工作通訊》1950年第43期）有關提法的爭論，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21世紀初也曾於我國學界廣泛出現，所顯示的正是中國學者對於經濟學普遍性和特殊性關係的不同理解。對於特殊性的強調，也非中國學者所獨有。例如，英國制度經濟學家霍奇遜曾主張把歷史特性問題重新提上經濟學的研究日程，並為此專著了《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一書。
然而，中國經濟學在近代未能建立。主要原因總結起來，一是近代局勢的動蕩和經濟發展的落後，二是經濟學術的落後。近代學者對以上兩點也有一定的認知。如王亞南在闡述政治經濟學是作為舶來品輸入時，曾指出「中國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環境」，由此，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建立中國經濟學也必然面臨巨大的困難。另有學者認為，「經濟學是中國近年最盛行的一種科學」，但「反照我國人對於經濟學的研究，還是在『述而不能作』的時期」，甚至在「述」的過程中，「對於基本經濟理論未懂清楚和未能融會貫通的，實居大多數」（張素民《現代中國經濟思想界》，《自修》1939年第56期）。不過也須指出，此表現符合我國經濟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接觸舶來經濟學說後，必然需要較長一段的學習、認識和理解過程，能較好掌握甚至與已有經濟學術對話已是極為難得，而在此背景下，近代學者能夠提出並論證中國經濟學構建這一時代命題，其開創意義不容小覷。
[本文得到「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學構建的探索與實踐研究」（17ZDA034）和「近代學術中國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學構建研究」（2017110720）項目資助]
[ 責編：武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