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著名英國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於當地時間12日晚去世，享年89歲。勒卡雷創作頗豐，經歷奇幻，由間諜而創作，以諜報類型小說聞名於世。比起著名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勒卡雷的作品獲得了更廣泛的回應，他筆下的人物相較於邦德，與社會的互動更為真實，外表也不怎麼突出。小說中少有摻雜動作驚悚的元素，例如武術或是高科技設施；劇情中的主角也有相當透徹的智力分析。可以說，勒卡雷是以深沉內斂的寫作風格確立了其在20世紀類型小說文學中的地位。
選文摘自勒卡雷的自傳《鴿子隧道》。所講述的其實是勒卡雷在巴勒斯坦的見聞和經歷。為了《小鼓女》的小說取材，勒卡雷深入中東，他和阿拉法特的交往也就發生於此。小說仍舊是間諜題材，但是故事的背景被放置了中東。為了小說創作，作者不得不在巴-以兩地輾轉穿梭。相較於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的遊歷就帶有了頗多的戰地色彩和異域風情。文章的細節刻畫讓人印象深刻，阿拉法特的柔軟鬍鬚，裹著巴勒斯塔國旗坐在遊行花車裡舉槍指向落雨天空的戰士，戰地醫院被炸斷雙腿的7歲兒童，在轟炸期間舉辦的隨時開始隨時結束的足球賽……由於環境的獨特，文章在蒙太奇般的場景切換中一直籠罩著一層詭秘的氛圍。
晚年的約翰·勒卡雷
實景劇場：與阿拉法特共舞(節選)
繼續等，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清晨的陽光出現時，躺在酒店的房間裡數著窗簾上的彈孔。下半夜的時候，蜷縮在海軍準將酒店的地窖酒吧裡，傾聽那些已經忘了如何入睡的、疲憊的戰地記者若有所思的絮叨。這個晚上，我正在酒店洞穴般毫不通風的餐廳裡吃著十英寸長的春卷時，有個服務生興奮地在我耳邊輕聲說道：
「我們主席要見你，現在。」
我首先想到的是酒店集團的董事會主席。他要把我趕出去了？我沒有支付我的帳單嗎？還是在酒吧裡冒犯了什麼人呢？又或是他想要我幫忙籤本書？然後慢慢地，我才恍然大悟。我跟著服務生走過大廳，踏入滂淪大雨之中。一輛沙色沃爾沃旅行車打開了後門，旁邊徘徊著身穿牛仔褲、全副武裝的戰士們。沒有人說話，包括我。我彎腰，坐進了沃爾沃的後座，戰士們也跳上了車，兩個戰士分別坐在我的左右兩邊，還有一個坐在副駕駛座。
我們在飄潑大雨中疾馳過這座被摧毀的城市，一輛吉普車緊跟在我們後面。我們不斷變換著路線，不停地換車，飛奔進小巷之中，又在車流繁忙的雙車道上猛然撞向中央隔離帶。迎面而來的車輛紛紛閃避，以至於撞上了馬路牙子。我們再次換車，我又被檢查了四次或者六次。我站在貝魯特某條被大雨衝刷的人行道上，周圍全是帽子上滾動著雨滴的、全副武裝的戰士。我們的車不見了，一扇臨街的門敞開著，有個人召喚我們進到一個彈孔累累的公寓大樓裡，裡面既沒有窗戶也沒有亮光。他做了個手勢，示意我們走上鋪著瓷磚的樓梯，一群幽靈似的武裝人員列隊在旁。走上兩段樓梯之後，來到一處鋪有地毯的平臺， 我被領進一個充斥著消毒劑的刺鼻氣味的電梯。電梯猝然一晃，迅疾上升，而後又在巨大的震動之後停了下來。最後，我們抵達了一間L形的客廳，靠牆站著的戰士有男有女。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沒有人抽菸。這時我突然想起來，阿拉法特不喜歡煙味。有名戰士開始對我進行搜身，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了。我心中突然有種沒由來的恐懼感。
「謝謝，我已經被搜過很多次了。」
他張開雙手，仿佛是特意要讓我看看他手裡其實什麼也沒有，然後他笑了笑，又退了回去。
在L形房間較窄小的那個角落裡，阿拉法特主席此刻正坐在桌子後面，等著我去發現他。他戴著白色頭巾，身上的卡其色襯衫有著挺括的摺痕，一把銀色手槍，收在塑料制的棕色手槍套裡。他沒有抬頭看他的客人，正忙著在文件上簽名。直到我被領到他左側的木雕寶座時，他都還忙得完全沒有注意到我。
最後，他終於抬起頭，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很愉快的事兒似的，先是露出了笑容，然後轉向我，同時猛地跳了起來，高興得令人意外。我也猛地站了起來，像是兩個串通好的演員一樣，我們凝視著彼此的眼睛。我已經被事先提醒過，阿拉法特本人在和人交往時，總是呈現出那種活躍於舞臺之上的感覺。於是，我就告訴自己，我此刻也正處於舞臺上。我和他一樣，是個表演者，我們面前有著活生生的觀眾，或許多達三十個呢。他身體往後煩斜，伸出雙手，向我表示歡迎。我握住他的手，這雙手柔軟如孩童。他凸出的棕色眼睛裡流露出熱情又懇切的神色。
阿拉法特
「大衛先生！」他喊道，「為什麼會想來見我呢？」
「主席先生，」我以同樣高昂的語氣回應道，「我來這裡，是為了讓我的手有機會貼近巴勒斯坦人民的心啊。」
我們事先排練過這場戲嗎？此刻，他已經引著我的右手貼在他卡其色襯衫的左襟上了。襯衫上有個釘著紐扣的口袋，熨燙得非常完美。
「大衛先生，就是這裡！」他熱切地呼喊道，「就是這裡！」他重複了一遍，以便我們的觀眾能夠聽清楚。
屋子裡的人全體起立。看來我們的演出大受歡迎。我們進行了阿拉伯式擁抱，左，右，左。他的鬍鬚並不是硬邦邦扎人的那種，而是絲綢般柔軟的毛髮。聞起來像是強生嬰兒爽身粉一般的味道。放開我之後，他開始對觀眾們講話，一隻手還是佔有性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之間自由行走，他當眾宣布道——這個從不會睡在同一張床上兩次，掌控著自己的安全，堅持表示自己只屬於巴勒斯坦的人如是說。就是這樣，我可以去見、去聽我想見想聽的一切。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必須寫出真相，說出事實，因為只有真相才能令巴勒斯坦自由。
他會把我委託給他的戰士首領，也即我在倫敦見到的那位——薩拉赫·塔馬利。薩拉赫會親手給我從年輕戰士當中挑選保鏢。薩拉赫也會帶我去黎巴嫩南部，給我講解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們之間的偉大鬥爭，他會介紹我認識他的指揮官和部隊。我所碰到的每一個巴勒斯坦人都會直率坦誠地與我交流。阿拉法特要求我跟他合影，我婉拒了。他問我為什麼——當時他的表情看上去十分高興，又多少帶著些戲弄逗趣般的神色，因此，我鼓起勇氣，誠實地回答道：
「因為我還指望著比您更早一些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啊，主席先生[1]。」
他放聲大笑起來，於是，我們的觀眾們也都笑了。但事實上，這句實話實在有點太過頭了，我剛說出口就已經後悔了。
以巴以衝突為創作背景的《小鼓女》
見過阿拉法特之後，其他一切事情都感覺很正常了。所有的法塔赫[2]年輕戰士都歸屬於薩拉赫麾下，其中有八位當了我的私人保鏢。他們的平均年齡最多不過十七歲。睡覺的時候，他們會在我位於頂樓的床邊圍成一圈睡覺，或者甚至連覺也不睡，因為他們接受的指令是一直堅守在我的窗邊，以便觀察來自陸地、天空或者海洋上任何可能發生的攻擊徵兆。當他們覺得無聊的時候（這個工作很容易令人覺得無聊），他們就會舉起手槍，射擊藏在灌木叢中的流浪貓。不過大部分時候，他們都會用阿拉伯語互相低語，或是在我快要睡著的時候，突然找我練習英文對話。他們早在八歲的時候便已加入巴勒斯坦童子軍，也就是所謂的「阿什巴」。在十四歲時，他們已經被認為是羽翼豐滿的戰士了。根據薩拉赫所說，他們用手持火箭筒瞄準以色列坦克的技術無人能及。還有我可憐的查莉，那位「實景劇場」裡的明星演員，一定會愛上他們每一個人。我一邊思索著，一邊把她的各種想法匆匆記錄在我破舊的筆記本上。
有薩拉赫的帶領，以及如同密友一般陪伴著我的查莉，我拜訪了以色列邊界的巴勒斯坦前哨基地，在以色列偵察機的轟鳴聲和一陣一陣的零星槍聲中，煩聽戰士們的傳奇故事——至於那究竟是真實還是想像，我也不甚明了——在夜間突襲時開著橡皮艇穿越加利利[3]。他們並非是要吹噓自己的英勇行為。實際上，僅僅只是「抵達那裡」就已經足夠了，他們強調：為了實現夢想，即便只有幾個小時，也是值得冒著死亡或者被抓的危險去做的；穿越途中，你需要短暫停下在黑暗中行進的小船，吸一口來自故鄉的、花朵和橄欖樹還有農田的芬芳，聆聽家中山坡上羊群的咩咩叫聲——這就是真正的勝利。
有薩拉赫的陪同，我得以去探訪位於西頓[4]的兒童醫院。有個雙腿均被炸斷的七歲男孩朝我們豎起了大拇指。查莉之前從來沒有如此身臨其境過。在我們造訪過的那些難民營裡（我記得最清楚的要數拉希迪亞和奈拜提耶這兩處營區），民眾確實擁有著屬於自己的權利。拉希迪亞以足球隊聞名，遍布沙塵的球場常常會遭受轟炸，因此，比賽全都準備得很倉促，隨時可能開始，也隨時可能結束。這裡好幾名最出色的球員最終都成了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殉道者，遺照就直接擺放在他們生前所贏得的銀制獎盃之間。在奈拜提耶，有個穿白袍的阿拉伯老人注意到了我腳上穿著的棕色英國皮鞋，以及我走路時或多或少帶有的殖民地色彩。
「你是英國人嗎，先生？」
「我是英國人。」
「你看一看。」
他口袋裡有份文件。那是一份證明書，用英文印刷，有英國委任官員的籤名和蓋章，證明文件持有人是伯大尼村外某塊小農場和橄欖林的合法所有人。日期是一九三八年。
「我就是這個持有人，先生，現在你看看我們，我們這裡變成了什麼樣子。」
我心裡湧起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羞恥感——全都來源於查莉的憤慨之心。
在一天的奔波勞碌之後，晚餐是在薩拉赫位於西頓的家中進行的，那裡有種被施了魔法一般的、寧靜祥和的幻覺。這座房子或許彈痕累累；或許有枚從海上發射過來的以色列火箭彈曾經射穿過某一面牆，卻沒有爆炸。可是，此刻在花園裡卻有懶洋洋的小狗和鮮花，壁爐裡燃燒著簧火，餐桌上擺著烤羊排。薩拉赫的妻子，迪娜，是約旦哈希姆王國的公主，曾經嫁給約旦國王海珊[5]。他在英國私立學校接受教育，在劍橋的格頓學院主修英語語言文學。
迪娜和薩拉赫以極具知識素養且富於幽默感的巧妙方式，帶領我認識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查莉坐在我的旁邊，緊緊挨著我。上次在西頓展開激戰的時候，薩拉赫驕傲地告訴我，迪娜這個素以美貌和堅韌品格聞名的纖弱女子，毅然開著他們那輛舊捷豹車進城，去麵包店買了一大堆比薩，開赴前線，堅持要親手發給戰士們。
十一月的夜晚。阿拉法特主席和隨行人員駕臨西頓，慶祝巴勒斯坦革命十七周年。天色墨藍，風雨欲來。當我們和其他上百號人滿滿當當地擠在觀看遊行的狹窄街道上時，我的保鏢除了還有一個確實站在我身邊之外，其他人全部消失了。剩下這位神秘莫測的邁哈茂德，並沒有隨身帶槍，從不在薩拉赫家窗戶那兒射殺小貓取樂，英語說得也最為流利，全身上下總是籠罩著某種神秘而又疏離的氛圍。過去的三個晚上，邁哈茂德完全不見蹤影，每天都是直到黎明拂曉時分才回到薩拉赫家裡。現在，在這條掛滿了橫幅和氣球，人群密集擁擠，人心激蕩不已的街道上，只有他堅守在我身邊：一個矮矮胖胖、戴著眼鏡的十八歲男孩。
遊行開始了。首先進場的是風笛手和旗手；緊隨其後的是大聲播放著口號的廣播車。魁梧的軍人們全都身穿制服，政要官員們則身穿黑色套裝，聚集在臨時搭建的講臺上。阿拉法特的白色頭巾在他們之中格外引人注目。整條街道爆發出連綿的歡呼慶祝聲，我們頭頂上先是噴射出綠色的煙霧，接著又變換成了紅色。儘管下著大雨，在真槍實彈的支援之下，「煙火」也照常燃放。我們的領袖一動不動地站在舞臺上，手指伸出，比出勝利的姿勢，在閃爍的燈光與焰火之中，仿若一尊他自己的雕像。
現在出現的是佩戴著綠色新月徽章的醫院護士方陣，接下來是因戰爭致殘的、坐在輪椅上的孩童，再就是阿什巴的男女童子軍，他們揮舞著手臂，步伐不太一致地前進著。現在駛來的是一輛拖著花車的吉普車，花車上站著身裹巴勒斯坦國旗的戰士們，舉起他們的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指向下著大雨的陰沉天空。緊靠我站著的邁哈茂德，拼命地朝他們揮手，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也整齊一致地轉向他，向他揮手致意。花車上的那些男孩，恰恰就是我其他那些消失不見的保鏢。
「邁哈茂德！」我把雙手攏成喇叭狀向他喊道，「你為什麼沒有跟你的朋友們一道，用槍指著天空啊？」
「我沒有槍，先生。」
「為什麼沒有呢，邁哈茂德？」
「因為我做夜間工作！」
「可是你晚上都在做些什麼呢，邁哈茂德？你是一名間諜嗎？」——在喧鬧聲中，我儘可能地壓低了自己的聲音。
「大衛先生，我不是間諜。」
即便在目前的一片喧鬧嘈雜聲中，邁哈茂德仍舊猶豫著要不要把他這個最大的秘密告訴我。
「你一定看到過那些阿什巴制服前胸上印著的、爸爸[6]阿拉法特主席的照片，對嗎？」
我見過，邁哈茂德。
「我一整夜——都在一個秘密的地方拿著熨鬥，親手把爸爸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張張地熨燙到阿什巴的制服上。」
這麼多人裡，查莉一定最愛你，我想。
阿拉法特邀請我到一所巴勒斯坦殉道者遺孤學校共度新年夜。他會派一輛吉普車到我住的酒店來接我。酒店仍舊是那間海軍準將酒店，「一輛吉普車」實際上指的是一整支護航車隊當中的一輛。車隊裡的車一輛緊跟著一輛，在婉蜒的山路上疾馳，穿越黎巴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檢查站。天氣，同樣是滂淪大雨——這好像是我每次會見阿拉法特時都要被迫承受的困擾。
眼下這條道路是單車道，尚未鋪設好路面，就已經在暴雨中分崩離析。前方吉普車捲起的鬆動石塊不斷朝我們的車子飛來。路旁幾英寸之外就是山谷，隱隱顯露出數千英尺之外地表上的一小簇燈火。領頭的車子是一輛紅色裝甲路虎。據說裡面坐的就是我們的主席。不過，當我們開進學校時，警衛才告訴我們，他們這樣說其實是耍了我們。那輛紅色路虎是個誘餌，阿拉法特本人早已安全地待在樓下的音樂廳裡，準備迎接他的新年賓客們了。
從外部來看，這所學校不過是任何一幢大小適中的兩層樓房該有的樣子。一走進去，你才會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正身處頂樓，因為房子的其他部分是沿著山坡逐步往下蓋的。注視著我們下樓的，除了那些常規的、戴著頭巾的全副武裝的男戰士之外，還有胸間橫跨彈帶的年輕女子。音樂廳本身是非常寬敞的圓形劇場型，裡面擠滿了人，前方有個升高的木製舞臺。阿拉法特站在舞臺下方的第一排，當他擁抱他的客人們時，擁擠的大廳裡就會轟隆隆地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天花板上垂下慶祝新年的彩帶。牆上則裝飾著各式革命標語。我被推操著走向他，他再次給了我一個傳統的擁抱，而其他頭髮灰白、身穿卡其粗斜紋布服裝、背著槍帶的男士則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在熱烈的掌聲中大聲說出新年祝語。他們有些戴了名牌，有些，比如說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傑哈德，會在名牌上使用假名。還有些根本沒有戴名牌。
表演開始了。首先是由巴勒斯坦那些失去父母的女孩圍成一圈唱歌跳舞。接下來輪到沒有父母的男孩。再然後就是這些孩子聚在一起跳阿拉伯跺腳舞，他們隨著眾人打拍子的節奏，彼此傳遞著木製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站在我右邊的阿拉法特伸出了雙臂，站在他另一邊的、看上去面色凝重的戰士衝我點頭示意，於是，我便抓住阿拉法特的左手肘，兩人合力，把站在我們之間的阿拉法特用力推上了舞臺，然後自己也跟在他的後面爬了上去。
在他所熱愛的這些孤兒中間旋轉跳舞——阿拉法特似乎在孩子們的氣息當中迷失了自我。他抓起自己頭巾的尾端，使勁甩了起來，就好像亞利克·基尼斯在電影《霧都孤兒》中扮演的費金那樣。他此刻的神態，完全是一個男人的真情流露。他是在笑還是在哭？不管是哪種情況，他的情緒都如此清晰可辨，是哭是笑已不重要了。此時，他衝我做了個指示，要我摟住他的腰。另一個人則摟住了我的腰。終於，我們所有人——高級指揮官、營區平民、狂喜的孩童（毫無疑問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間諜，因為阿拉法特很可能是有史以來被監視得最多的人）——在我們領袖的帶領下，串成了一條大鱷魚。
鱷魚下到水泥過道裡，又走上一段臺階，穿過走廊，又下到另一段臺階上，我們跺腳的砰砰聲取代了鼓掌的聲音。在我們後面或者上方，如響雷般整齊的聲音唱起了巴勒斯坦國歌。我們就這樣跺腳踢踏，拖著腳步又回到了舞臺上。阿拉法特走到眾人面前，停了下來，在群眾的歡呼聲中，他跳水似的向前一躍，撲進了他那些戰士的臂膀之中。
在我的幻想中，我那位欣喜若狂的查莉也為他歡呼喝彩，聲音穿越屋頂，直衝雲霄。
八個月後，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三十日，以色列正式入侵後，阿拉法特和他那些高級指揮官被驅逐出了黎巴嫩。在貝魯特的碼頭上，阿拉法特和他的戰士們，憤然不服地對著天空鳴槍，接著便搭船來到了突尼西亞的碼頭——布爾吉巴總統和他的內閣成員們正等候在那裡迎接他們。城郊外的一家奢華酒店被匆忙改裝成了阿拉法特的新總部。
幾個星期之後，我到那裡去看他。一條長長的車道通向這座位於沙丘之中的優雅白色宅邸。兩名年輕的戰士要求我具體通報我來這裡幹什麼。此處沒有勁頭十足的微笑，沒有慣常見到的阿拉伯式禮儀。他們問我，我是美國人嗎？我便給他們看我的英國護照。其中一個用粗魯譏諷的語氣問我，是不是碰巧聽說了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7]。我告訴他，我前幾天剛去過夏蒂拉，對那裡的所見所聞深感悲痛。我告訴他，我是來見爸爸阿拉法特，表達我的哀悼之情的。我說，我們以前在貝魯特見過幾次，還在西頓見過，以及我在殉道者遺孤學校和他共度了新年云云。其中一個男孩抓起電話。我沒聽見他說出我的名字——儘管他手裡抓著我的護照。然後，他放下了電話，厲聲說道：「過來！」緊接著便從他的皮帶裡抽出手槍，抵著我的太陽穴，迫使我將雙手放在腦後，拽著我走過長長的通道，來到一扇綠色的門前。他打開了門鎖，交還了護照，把我推出門，來到室外。在我面前的是一塊騎馬場，環繞馬場的一圈沙子已經被踏遍了。亞西爾·阿拉法特，戴著白色頭巾，騎在一匹漂亮的阿拉伯駿馬上。我看著他騎完一圈，又一圈，再一圈。然而——他要麼根本沒有看見我，要麼就是根本不想見我。
巴解組織
與此同時，我曾經的黎巴嫩東道主、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指揮官薩拉赫·塔馬利，由於他是迄今為止落入以色列人之手的最高階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正遭受著酷刑。他在以色列最臭名昭著的安薩監獄被單獨囚禁，接受我們近年來比較樂於稱呼為「強化審訊」的審問。他逐漸與來訪的傑出以色列記者阿哈隆·巴尼亞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促成了巴尼亞那本《我的敵人》的出版。這本書除了申明雙方在各個方面的共同主張之外，還印證了薩拉赫對巴以共存的贊同——而非接連不斷、永無希望的軍事衝突。
[1] 一旦勒卡雷與阿拉法特的合影登上巴勒斯坦報紙，勒卡雷就會被以色列拒絕入境。故有此說。
[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簡稱。由亞西爾·阿拉法特建立，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最大的派別。
[3] 巴勒斯坦北部地區。
[4] 黎巴嫩西南部城市。又名「賽達」。
[5] 迪娜實際上是海珊的遠房表姐。兩人在英國相識，婚後一年即離婚，留下一女阿利亞由海珊照管。
[6] AbuAmar，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稱為「AbuAmur」，即為「開創者之父」，此處按中文意思譯為「爸爸」。
[7] 又稱貝魯特大屠殺，於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發生於貝魯特的薩布拉街區和夏蒂拉難民營，兇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組織。
本文節選自
《鴿子隧道》
作者：【英】約翰·勒卡雷
譯者：文澤爾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紀文景
出版年: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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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十年一覺
主編 | 魏冰心
圖片 | 網絡
原標題：《這個做過間諜的小說家，在重重戒備中見過阿拉法特 | 約翰·勒卡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