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份，魯迅回到家鄉把母親接到了北京。在故鄉的日子裡，他親眼目睹了農村的破敗與農民的悽苦生活，心裡感到十分悲苦，於是就在1921年1月以這次回鄉的所見所聞為題材，寫下了這篇《故鄉》，並發表在1921年5月的《新青年》上。
在這篇小說中，「我」回到家鄉，發現家鄉與之前大不相同，早已失去往日的光彩，變得蕭索落敗起來。「我」心裡也跟著灰暗起來：
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 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接下來在家鄉的日子裡，「我」時時刻刻地感受著故鄉的變化，人還是那些人，但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樣子，感覺到自己再也回不到當年了。
重回故鄉，景象不復當年
小說中的「我」是個知識分子，年少離家，常年在外謀職工作，回鄉是為了接母親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而且這次回鄉「我」的心緒並不好，所以見到家鄉的景象的感受也和記憶中的不一樣。
剛到達時故鄉時，看到的場景是這樣的：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
完全不是回憶中故鄉美麗的樣子。而到家以後，家中的境況又是這樣的：
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
而在「我」的記憶裡，自己「家景也好」，小時候還是個少爺，年尾的時候有盛大的祭祀，還有其他的幾房本家。但是這次回鄉的時候，「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賣給別人，幾房本家也已經搬走，只剩下自己母親等自己這一房人，所以偌大的祖屋顯得十分寂寞冷清。昔日興盛的大家族已經落敗，家族成員風流雲散，自己大多也不再會回來了，「我」的心中自然難免有諸多感慨，所以重回故鄉時的感受與小時候也大不相同。
這都是見到故鄉景象時的感受，讓「我」感到悽涼、冷清，心中各種滋味雜陳在一起。
重逢故人，人事不復當年
在故鄉生活的這段時間裡，重新見識到故鄉的人和事以後，更是有一種物是人非的感覺。
首先是楊二嫂，在「我」的記憶裡，楊二嫂年輕美麗，終日在自己的豆腐店裡坐著，被人稱作「豆腐西施」，生意非常好。然而這次回來以後完全變了樣，美貌不再，言行舉止極為粗魯：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裡細腳伶仃的圓規。」
言語刻薄：
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那有這事……我……」我惶恐著，站起來說。「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著。」「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愛搬弄是非，在「我」的母親前故意冤枉閏土：
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裡，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裡去。
喜歡佔小便宜，不止一次地順走「我」家的東西：
圓規一面憤憤的迴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裡，出去了。
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裡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著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著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著這麼高低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其次是年少時的玩伴閏土，「我」小時候見到的閏土是這樣的：
他正在廚房裡，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
閏土雖然算作是家裡下人的孩子，而「我」當時是少爺，但是他在「我」面前並不卑微，反而一副不卑不亢的樣子，給「我」講鄉下的事情，帶著「我」捉鳥兒，而且二人還產生了深厚的友情：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土須回家裡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裡，哭著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但是再次見到閏土時，境況已經完全不同於往日：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裡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現在的閏土已經完全不復當年那個充滿活力的陽光少年的樣子，而是變成一個麻木、貧窮、愁苦、卑微的中年貧農。
儘管母親和「我」要他不要見外，依然像小時候一樣喊「我」「迅哥兒」，但是他還是和「我」論起了尊卑，沒有了往日的親密無間，讓「我」感覺到了厚厚的隔閡。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悽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不得了，知道老爺回來……」閏土說。「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著，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由此可見，楊二嫂和閏土都已經和多年前大不一樣，這難道是他們自己變成這個樣子嗎？當然不是，而是當時那個社會環境。
由於社會動蕩而黑暗，楊二嫂作為一個女人在那種落後的環境下不易生存，再加上他年老色衰而無法吸引客人到她那裡買豆腐，讓她的生計變得困難起來，所以她的戾氣慢慢地重起來，儘可能地佔便宜，愛搬弄是非，不復當年的美貌端莊，安分守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好自己，但同時也會傷害到其他人。
而閏土則是因為「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等多重壓力重重壓迫著他，而他又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貧苦農民，他只能儘自己最大的能耐去負擔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擔。相比於楊二嫂，他雖然守住了自己的底線，身上有勤勞、善良的傳統美德，但是由於負擔重，他也無法保持少年時的明亮，而是「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無論是楊二嫂的黑化，還是閏土的落魄，都是「我」不願意看到的，然而卻真真切切地發生在「我」的面前。他們故鄉的諸多人和事的一點縮影，反映出故鄉的落敗與蕭索，因此「我」的心裡才會感覺到悲哀與悽涼，感覺到自己印象中的故鄉已經回不來了，對故鄉也沒有了留戀。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不過，「我」還沒有完全失去信心，因為在後輩當中，侄兒宏兒與閏土的兒子水生卻是親密無間，沒有隔閡，而自己也覺得「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我」心中還是有希望的，覺得或許有一天會變好。
山河破碎，心中感慨又憤懣
魯迅先生寫這篇小說時，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國際上整個國家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欺侮與侵犯；在國內軍閥混戰，國家經濟衰敗落後，民不聊生，雖然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可是落後的封建思想依然頑固，殘害著人們的精神與思想。而且魯迅自己也經歷了家庭落敗，封建包辦婚姻的不幸，親眼目睹了社會的種種黑暗，而當時他已經人到中年，一切很難見到變好的跡象，所以心中難免感到憤懣。
在這篇《故鄉》中，閏土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本名叫章運水。魯迅小時候，每逢過年或者周家有需要的時候，都要他來家裡幫工。魯迅的曾祖母去世那年，正輪到魯迅家裡做祭祀，由於人手不夠，周家便讓閏土來幫忙看祭器，魯迅也因此和他成了好朋友。在小說中，少年時的「迅哥兒」和閏土捉鳥玩耍的段落，就是當年他們相處時的真實寫照。
然而章運水的結局並不好，1934年大旱，地裡顆粒無收，他只好把家中六畝薄田賣了還債、納捐。五十多歲的時候，背上又生了一個惡瘡，由於無錢醫治在五十七歲時亡故。
1919年底，魯迅回鄉的時候想必是見到了他，而回鄉後的所見所聞，一切感觸也與以前大不相同，所以他心中感慨萬千，寫下了這篇《故鄉》。因此故鄉中「我」的感受，也就是魯迅對自己的故鄉的感受，也是對當時中國的感受，更是他見識到了中國的落後之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