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一二年,在世紀之末和世紀之初,人們回顧和總結近百年文學時,文學大師成了引人注目、思考和爭議的重要話題。何謂文學大師?近百年文學長河中有沒有文學大師?或哪幾位大體上已被公認為是文學大師?
這是一個誘人的話題,也是一個能進一步激活文學理論家、文學史家和作家智慧的話題。
中外文學史證明,不是所有的時代都能產生文學大師的,沒有或不能產生文學大師的時代,正如沒有或不能產生哲學大師、史學大師、書畫大師、音樂大師等的時代一樣,是沒有精神火花的平庸的時代,是精神萎靡的、在生活和藝術領域黯然無光、無色、無聲和無趣的可悲的時代,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的文明進程都將滯後或陷入泥淖。
因而近百年有無文學大師,以及文學大師智慧的高度和深度,就成了衡量這一時代文學甚至文化精神高低、優劣和深淺的關鍵。
我們所說的文學大師,通常指在文學創作和研究領域,分別在特定的時代對文學長河有原創性的、傑出貢獻的作家、理論家(在同一大範疇的單個領域或兼及幾個領域卓有成就者)。由此綜觀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還很少以「文學大師」為題來評價作家的歷史地位的。就總體而論,並綜合以往和當前學術界眾多研究者相近於「文學大師」的觀點,研究者們對以下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都曾程度不同的論述和觸及過,他們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茅盾、鬱達夫、林語堂、夏衍、田漢、徐志摩、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老舍、巴金、冰心、錢鍾書、胡風、曹禺、梁實秋、張愛玲、艾青、金庸等。
很顯然,面對這一長串名單,爭論是必然的。在筆者看來,雖然上述作家和評論家對近百年文學都作出過自己獨特的貢獻,都在當時或當下產生過很大或一定的影響,有的也可在文學的單個領域評為大師,如散文大師朱自清,武俠小說大師金庸,詩歌大師艾青等,但文學的單個領域的大師更應指某種文體創作的大師,與涵蓋文學多個領域、作品中較為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含量,以及作家的人格力量等近於兼備的文學大師的評價還是不同的。
以上列出的在近百年文學長河上星光燦爛的名單中,絕大多數作家已經作古--其中有的堪稱文學大師,基本上已有共識,如魯迅、胡適、沈從文等,有的尚待更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如周作人、鬱達夫等。
我們一定已注意到,上列名單中,尚健在人世的,只剩下巴金和金庸了。如前所述,如將金庸定位為武俠小說大師,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庶幾無太大異議。那麼,巴金呢?在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能否將巴金以文學大師的桂冠來定位呢?--在這裡,任何偏見、浮躁、激烈、迎合都是非科學的,我們仍然應對巴金作深入的、具體的學理性研究,通過評析巴金的全部作品、漫長的創作道路、創作思想,並將老作家置於中國近百年文學史和文化史大背景上去考察,--著重考察和評析巴金在近一個世紀的文學活動中,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哪些原創性的傑出的貢獻,--才可望接近真理,具有說服力。
二
說巴金在近百年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是基於如下一些事實。即巴金是中國劃時代的「五四」文化運動的產兒,他的創作活動從他發表第一篇文章的1921年算起,有七十餘年的漫長曆程,創作和譯作一千萬字左右,涉及的文學樣式有詩、散文、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他早年熱衷於多種激進的青年活動,留法回國後的一段較長時期內,譯介和編寫旨在宣傳自己信仰的「安那其」思想的書籍,並以空前的激情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主辦文化生活出版社,關注和投入革命的學生運動和全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熱情謳歌新的社會生活的同時,也自覺不自覺地捲入了當時主流體制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在十年浩劫之後,又曾煥發了創作的青春,因而在八、九十年代,先後獲得了法、意、美、日等國家或文化學術團體授予的榮譽稱號。然而,在巴金漫長的一生中,又先後遭到極左思潮的衝擊,以及國家體制多次嚴酷的批判和批鬥,夫人蕭珊慘遭迫害,因病致死,家人受難,他本人身心亦遭傷害。綜觀巴金的一生及其創作,毀和譽、榮與辱、褒和貶貫串了老作家的一生。但巴金終以他幾部裡程碑式的文學作品,以及「講真話」的人格、「永遠燃燒的心」的矢志精神而受世人敬仰。--凡熟悉中國近百年歷史和文學史者都應知道,以上對巴金簡要的概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長河中,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
以豐富、複雜、閃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為參照,巴金的原創性和突出貢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二、三十年代、茅盾、葉聖陶、冰心、鬱達夫、沈從文、蔣光慈、丁玲等作家,都寫過一些青年或青年知識者的形象,而巴金在多部中、長篇小說中描繪的一長串系列青年形象,如杜大心,張為群、李靜淑、李冷、吳仁民、李佩珠、陳真、高志元,方亞丹,周如水、敏、惠、德等,是迥異於上述作家的,是巴金的獨創。巴金筆下的杜大心、李佩珠等青年,他們幾乎都是那個時代一群特殊的年輕「革命者」:熱情、執著、無畏、正義、而又偏激、憂鬱、狂熱、神經質,卻幾乎都有一顆為信仰而獻身的火熱的心。在遇到革命和戀愛的衝突時,他們又幾乎都是服從「第一需要」的「革命」;「革命」的方式是集會、散發傳單、爭論、演講和暗殺等,他們的命運歸宿多半是為了信仰而犧牲生活的幸福和愛情,並在恐怖活動中「壯烈殉情」--他們幾乎都帶有虛無的「安那其主義」思想的色彩和性格基調。在二十世紀初葉,這種「色彩」和「基調」,與其時狂飆突進的時代,與「五四」前後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追求相合拍,所以,巴金的中篇小說處女作《滅亡》(1928年8月寫成,1929年連載於《小說月報》1-4期,1929年10月開明書店出版)一經問世,很快引起文壇矚目。葉聖陶稱其為是一部「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載《小說月報》1928年第二十卷「內容預告」)的書;剛果倫同時也指出了《滅亡》迥異於別的作家和作品的「特色」:「這是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創作」。(《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的回顧》,《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三期)在以後陸續出版的小說《死去的太陽》、《新生》、《霧》、《雨》、《電》,甚至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長篇小說《家》等,其中的不少青年知識者的形象雖然與《滅亡》中的杜大心有別,但人物的思想淵源和性格基調都與《滅亡》有著或顯或隱的牽連。作者曾多次說過,他是「流了眼淚來寫」這些青年的,他「喜歡」他們(她們),因為「《愛情三步曲》裡面活動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巴金根據自己青少年時代沉浸的生活,以及一群熱血青少年朋友激進的活動和性格塑造的人物形象,豐富了二、三十年代文學人物畫廊--為同時代的別個作家未曾創造和難以創造的獨特的一群;而巴金筆下的這些系列形象,不僅折射出中國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若干真實面貌,而且歷史已證明,那些含有虛無思想的青少年系列形象的人性描寫--精神、感情、性格、心理等,在人類歷史以及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雖然年輕巴金當時的藝術筆力似嫌不足,但那些系列群像依然獲得了持久的認識價值和生命力。
巴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原創性和突出貢獻還表現在,巴金的整個文學道路,就是長時期的堅持控訴和反抗封建專制、封建禮教的道路,而且具有相當的深刻性。這在新文學作家中也是很少見的。自然,反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封建傳統和宗法制,魯迅達到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以媲美的曠代罕見的尖銳性和深刻性,但魯迅不幸在三十年代中期(1936年)病逝。其他如茅盾、冰心、老舍、鬱達夫、田漢、曹禺、沈從文、馮文炳、廬隱、張天翼、趙樹理等都寫過多寡不一、深淺有別的反封建的小說,但他們創作的主要成就不在此,如冰心以愛的哲學統攝一生,鬱達夫以自傳體的私小說張揚個性,葉聖陶則以描寫「灰色卑瑣人生」見長,沈從文卻是以展示湘西人性風俗馳譽,張天翼擅長對卑瑣靈魂的諷刺,趙樹理的反封建又僅止於對封建婚姻的故事敘述。……而巴金的反封建不僅時間長,內容豐富,而且激烈,具有深度。尤其是從長篇《家》、《春》、《秋》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隨筆封筆之作《隨想錄》,間隔半個世紀左右,橫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面對時間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社會的瞬息多變,萬千世相,以及個人及家庭的風雨坎坷、悲歡離合,巴金反封建專制、反封建禮教的「燃燒的心」始終如一,鬥志彌堅。三十年代,他對封建專制的罪惡多次發出「我控訴」的呼號,八十年代堅持說反封建的傑作「《家》沒有過時」。一些有影響的巴金研究者,曾一再論析巴金思想感情的熱烈、真誠等,卻往往迴避論述他的思想已達到的深度,甚至說「巴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是指巴金作品的暢銷、巴金的社會熱點「過去了」,也許不無道理;但如果指巴金作品已經過時、巴金的反封建思想已經過時,這顯然是一種淺見。一個很普通而又令人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巴金文學創作七十餘年,沒有停止過對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封建秩序、封建的宗法體制的揭露、控訴和批判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對幾千年中國歷史本質的把握、對幾千年中國思想史的感悟、對自己生活的時代國情、民情以及現存秩序的耳聞目睹,這正是巴金一輩子堅持反封建專制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巴金反封建專制的思想具有深刻性的根本原因。在這裡,要列舉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封建現象,來論證巴金反封建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完全是多餘的。儘管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中國的封建主義的種種內容和形式也已隨之發生了複雜的變化,但封建因素還長期存在,特殊時期和特殊場合還相當猖獗,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僅此一端,即可見巴金的作品沒有過時,仍有生命力。巴金文學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性,還表現在,老作家多方位、多角度,層層剖析地反封建專制。毋需列舉巴金散文及短篇小說中的很多文字和細節,僅以《家》來看,巴金通過書中眾多的人物如高老太爺和覺新等,形象地解剖了封建制度的專制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麻醉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殘酷性、腐朽性和虛偽性,解剖了封建制度的頑固性等。對於巴金反封建思想的持久性和深刻性,似乎也是為一些巴金研究者所疏忽的,然而,這些,正是巴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又一個突出的貢獻。
三
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二十世紀初葉產生了劃時代的「五四」新文學。所謂「劃時代」--不是割斷歷史,而是指具有承上啟下的裡程碑的意義,--主要指文學具有了新的思想意識、新的生活內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語言載體、新的表現形式以及新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多部文學作品和多位文學大師等。巴金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學的突出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以上論述之外,另有貫穿《激流三部曲》全書的唯一形象高覺新,這是一個在思想和藝術上具有很高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他自己明明身受封建禮教的壓迫和傷害,又以封建禮教去麻醉和傷害比他更年輕的一代;他一方面不滿封建禮教和封建規範,一方面又執行和維護這種禮教和規範;他對封建禮教的最高主宰百依百順,奉行「作揖主義」,又暗中同情和支持叛逆者去尋找「新的光明」、「新的路」。作家是以他熟悉的大哥為模特兒來塑造高覺新的,因而在覺新形象上傾注了很多心血和感情,藝術筆力飽滿而從容,深情而自然。這一人物的藝術價值已超越了文學作品藝術形象的範疇,獲得了思想層面和哲學層面上的超時空意義。那些為某種違背歷史和時代趨勢、違背人民大眾利益和違背人性、正義、公道的權威、霸權和專制體制而一邊「作揖」、一邊傳達「聖旨」的言行,那些身受其害卻又身獲其利,因而壓制、勸導或矇騙別人就範的言行……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複雜而深層的人性描寫。雖然在巴金全部作品中,具有類似覺新這樣的歷史感、哲學感和藝術上的立體感的形象僅此一個,但「這一個」在最完美的意義上,恰恰是黑格爾老人在理論上闡發的「這一個」的形象體現。--高覺新,這是中外文學史上堪與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於連、浮士德、布魯姆(《尤利西斯》)、冉·阿讓(《悲慘世界》)、賈寶玉、阿Q等媲美的、不朽的藝術典型。自然,要把握覺新這樣的形象,僅從文本意義上去判斷,是難悟深髓的。這與真正深入把握和評論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布魯姆、浮士德、賈寶玉等豐富深邃的思想藝術內涵一樣,還必須了解和熟悉作品及其形象產生的歷史背景、文化思潮、民族特色、作者生活時代的人文環境,以及作者自身的思想演變等。巴金對高覺新形象的創造,是老作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又一突出貢獻。
四
雖然巴金不厭其煩地一再聲稱自己「不是文學家」,認為「寫作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但巴金依然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在文體創造、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不過,巴金的上述幾方面,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並沒有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惟有關於中長篇小說「三部曲」的形式,是巴金引進西方小說「三部曲」而運用於自己寫作實踐中的一種「創造」。據作家有意和無意為之及研究者的歸納,巴金計有《滅亡》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火》三部曲、《人生》三部曲。三、四十年代較多的運用「三部曲」形式創作的還有茅盾。他們的這一實踐,對二十世紀中後期中國文壇上長篇小說三部曲的湧現,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就以上簡約概括,不難看出巴金七十餘年文學道路上的基本實績。其中具有激烈的「安那其」色彩的青少年革命知識者的系列群像,作者對他們的人性描寫,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的意義,--雖然,多半人物描寫的藝術功力不足,但這些群象屬巴金的首創,在文學史上就具有了原創性,為文學史提供了嶄新的人物形象。此外,巴金關於反封建制度的激烈、持久和深度,關於覺新藝術典型的塑造等,也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突出貢獻。--巴金文學作品中的這些內容,在文學史上都具有一種經典性。如果再從另一側面繼續考察,巴金對鄉土和人民的深厚摯愛、宣洩情感的敘事筆調、對青年男女悲劇命運的描繪、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創作的精美,以及隨想錄中直面現實、直抒真情的隨筆的力度和老道的文筆,……這一些在文學史上雖不屬原創,但仍然體現了巴金文學創作的追求、才能和特色。
通過對巴金「這一個」文學寫作的原創性和突出貢獻的概括的分析,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關於文學大師的評價標準呢?能否使我們對文學大師理論的探討豐富些、加深些?
巴金已以自己千萬言的著、譯,七十餘年的社會活動,以及近百年的命運、人格和理想追求,為自己樹起了一座豐碑。正如五十年代初一位法國學者所說,「巴金的作品,是中國文藝復興和社會革命的動人的傳述,它好象我們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遠要留在我們人間!它是我們新中國的讀物,等到這個時代過去後,雖然那時或者也許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出現,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貴的文獻一樣,永遠要被後人保存著。」(法國明興禮著《巴金的生活和創作》,王繼文譯,上海文風出版社1950年5月出版)
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導 唐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