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史：18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沿襲純粹的極權和君主政體？
歡迎來到百家號夜吟敲落霜紅，小編發現，直到18世紀，以法國和英國為主，責任感和罪惡感才開始蔓延滋生。這份感受在英國人對1787年獲得的屬國獅子山的使用方式中得到表現，博愛主義者使該國成為在英格蘭獲得自由的非洲奴隸的庇護所。
在有利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雙重作用下，人道主義思想所培育的公眾情感將在下個世紀摧毀奴隸貿易，並在歐洲範圍內消滅奴隸制度。但這是另一段歷史要講述的內容。在歐洲勢力向世界蔓延的過程中，奴隸制是一份觸目驚心的社會和經濟現實，也將成為一段宏偉的傳奇，以最苛烈無情的方式象徵著暴力壓倒一切的現實和人類的貪婪。悲哀的是，它不過是比較突出地體現了發達社會用武力統治弱小社會的普遍現實。有些歐洲人意識到這一點，但依然相信他們給其餘世界帶去的東西足以彌補一切罪惡，其中最具分量的就是基督教。
召開特倫特大公會議的教皇保羅三世發布詔書宣稱：「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僅能夠理解天主教信仰，而且依我們所知，他們極其渴望接納這份信仰。」此類樂觀情緒僅僅反映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的精神，因為從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佔領殖民地之初，天主教就不乏在那裡傳教的動力。耶穌會傳教工作始於1542年的果阿，從那裡輻射到整片印度洋和東南亞，甚至波及日本。和其他天主教國家一樣，法國也重視傳教工作，甚至在沒有經濟或政治參與的地區也同樣熱心。儘管已經不乏關注，在16和17世紀，人們又為傳教事業投入了一份新的熱情，並也許給反宗教改革運動增添了一定的活力。
至少在形式上，羅馬天主教在16世紀獲得的信徒和領地比之前任何世紀都要多。要評價其真正的意義更為困難，但羅馬天主教會為美洲土著提供了後者所僅有的一丁點保護，其神學主張維繫著唯一的、針對早期帝國主義理論下的被臣服民族的託管理念，儘管這一理念有時顯得弱不禁風。新教對殖民地土著的關注遠遠滯後於天主教，其傳教工作也一樣。荷蘭人幾乎無所作為，英國的美洲殖民者不僅沒有贏得信徒，而且還奴役了一部分鄰近的美洲土著（值得稱讚的是，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會教徒是個例外）。直到17世紀末，聲勢浩大的盎格魯一撒克遜海外傳教運動才現出端倪。
不僅如此，即便是作為禮物送給世界的福音，到達受眾手中時已存在悲劇性的歧義。而且，這份歐洲人輸出的思想對傳統體制和觀念極具潛在侵蝕力挑戰性和破壞力，威脅了社會權威、律法、道德機制和家庭及婚姻模式。傳教士經常身不由己地成為統治和臣服其他民族的工具，這一過程貫穿歐洲與世界其餘地區往來的整段歷史。也許，歐洲人帶給他們的一切最終都將成為威脅，或至少是一柄雙刃劍。葡萄牙人16世紀從美洲帶到非洲的糧食作物木薯、紅薯和玉米也許改善了非洲人的飲食，但有觀點稱，這也許同樣造成了人口增長，進而導致社會動蕩和騷亂。另一方面，落戶美洲的種植園創造出新的產業，促成了對奴隸的需求；咖啡和甘蔗就是這類產品。
更北部的英國殖民者種植小麥，因此不需要奴隸，但對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這份壓力驅使他們闖入印第安人自古以來的狩獵地，並無情地將後者趕出家園。這類鳩佔鵲巢的行為將決定當時尚未出生的子孫後代的生活方式，若要了解其意義所在，比1800年的人更長遠的視角會有所助益。畢竟，小麥最終使西半球成為歐洲城市的穀倉；在20世紀，就連俄羅斯和亞洲國家也要靠這些糧食過活。葡萄酒產業早在16世紀就被西班牙人引入馬德拉群島和美洲，至今繁榮依舊。香蕉、咖啡和茶葉分別在牙買加、爪哇和錫蘭落戶後，未來的政治格局就已大體確定。
而且，這一切改變都發生在因需求多樣化而充滿複雜性的19世紀，工業化進程增加了對棉花等舊時主要作物的需求（英格蘭在1760年進口了250萬磅棉花，到1837年，這一數字增至3.6億），還創造了一些新的需求；橡膠從南美成功引入馬來西亞和印度支那也是這一局面所導致的結果，並對未來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歐洲霸權時代早期的這些狀況對未來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將在隨後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在此，唯一的重點是指出該模式所具有的、往往反覆出現的又一特徵，即無計劃性和隨意性。這是很多個人決策的無序混合，而且決策者的數量相對極少。即便是最無心插柳的念頭也會導致驚天動地的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1859年被帶到澳大利亞的幾十隻兔子不出數十年的工夫就繁衍至數百萬，使澳大利亞大片鄉村淪為荒地。英國蟾蜍肆虐百慕達的事件與此類似，但規模較小。但有意識的動物引進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對澳大利亞兔災最早的應對措施是引入英國短尾鼬和黃鼠狼；而更好的手段還要等到兔瘟的發現）。到1800年，幾乎所有歐洲家畜都已在美洲定居，其中最重要的是牛和馬。在1800年前的這段時期，這些家畜使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待冷藏運輸船出現後，它們將使南美洲成為巨大的肉類出口基地，大洋洲同樣在英國人引入綿羊後轉變為肉類產地，而英國人引進綿羊的源頭則是西班牙。
而且，歐洲人當然還帶去了人類的血統。就像美洲的英國人一樣，荷蘭人對種族通婚長期秉持保守的態度。但在拉美、果阿和葡萄牙控制的非洲地區，混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英屬北美，種族問題也以完全不同和相反的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記。由於通婚現象並不顯著，有色人種幾乎可以和法定僕從畫上等號，這給未來留下了極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大量殖民人口的出現形成了未來的版圖，也給管理提出了難題。18世紀，英國殖民地幾乎一直具有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機構，體現了議會制的傳統和實踐，而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沿襲純粹的極權和君主政體。
所有殖民地都沒有期望任何形式的獨立地位，也沒有考慮任何保障其利益不受母國侵犯的需要，不管他們將母國的利益看得至高無上、還是將雙方看作互惠互補的存在。麻煩將最終因此而起，到1763年，至少在英屬北美殖民地，能讓人回想起17世紀英格蘭王室和議會之爭的跡象開始出現。當殖民者與其他國家對立時，即便其政府沒有向該國正式開戰，他們也總是表現出對切身利益的積極關注。甚至當荷蘭與英國正式聯手對抗法國，兩國的水手和商人依舊在「界外」爭戰不休不過，18世紀帝國統治的問題主要出在西半球。那裡是殖民者前往的目標。
1800年，在世界其餘地區，貿易依然比佔領更為重要，就連印度也是如此，很多重要區域依然沒有完全受到歐洲的衝擊。到1789年，當年駛向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船隻也只有21艘；荷蘭人只被獲準每年派兩艘船前往日本。當時的中亞依然只能通過成吉思汗時代的長途陸路抵達，俄羅斯人對歐亞內陸施加的影響力依然遠遠稱不上有效。非洲被氣候和疾病阻隔。在能夠稱霸非洲以前，歐洲人還要進行不少探索和發現工作，才能繪製出這片大陸的完整地圖。好了，今天的故事小編就和大家分享到這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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