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3月22日，德國詩人、劇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瑪去世。這個180年前去世的德國人對於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姑且不論在這個崇尚140字簡簡訊息的微博時代，有多少人還會捧讀大部頭文學作品，即便是文藝青年，想必也會對那動不動就哭哭啼啼、最後竟因為得不到一個女人而自殺的維特感到厭煩。至於浮士德博士，在我們這個出門離不開的石油不斷漲價，錢包也因為物價上漲漸漸被掏空……的時代，又有多少人還會去關心他與魔鬼梅菲斯特之間的交易，誰又會去在意他的靈魂最終歸了誰？歌德以及與他相關的一切都變得離我們越來越遙遠，即便是德國人也在慢慢地對他們的大文豪失去興趣。
儘管現實已經快要完全擠佔我們心靈的空間，但是，如果我們還有夜晚的時間，還有做夢的自由，那麼，就應該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應該隔著遙遠的時間距離向180年前逝去的偉大詩人致以敬禮。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學院和孔子學院是分別由德、中兩國為推動各自的語言、文化在世界各地傳播而由官方舉辦的文化機構。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紀之交，歌德已經將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後，他更是通過小說、詩歌等接觸了中國文學。而歌德逝世後的100年內，他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魏瑪的孔夫子」
德國人把歌德稱為「魏瑪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為了說明歌德的偉大及其對後世影響的深遠，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藉此說法以表明歌德與中國之間不可忽視的淵源。
歌德之所以會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遙遠的中國，與歐洲在啟蒙運動前後興起「中國熱」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紀，從歐洲到中國海上航路的開闢，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現高潮，基督教傳教士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書」以及多種中國戲劇、小說、詩歌被介紹到歐洲。
歌德所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書，一類是遊記和報導，如《馬可·波羅遊記》，另一類則是中國的哲學作品，主要是儒家經典。根據歌德日記的某些記錄，有學者猜測，歌德年輕的時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讀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三字經》，雖還不欣賞，但對儒家的教育主張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則明白無誤地對孔子倡導的孝道表示讚賞。德國漢學家衛禮賢曾指出，中國道德的出發點和歌德的人類教育的出發點是相同的，特別表現在歌德開啟成長小說先河的《威廉·邁斯特》中。
對歌德影響最為深刻的中國書籍則是文學作品。他在創作中明顯受到中國文學影響的有兩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將《趙氏孤兒》改編為悲劇《哀蘭伯諾》，但這個悲劇只寫了兩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讀《花箋記》和《玉嬌梨》兩部小說以及《百美新詠》中的一些詩歌的同時，寫作了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
對歌德影響深刻的文學作品並非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經典，相反，卻是一些可以說不入流的「戲曲」、「小說」等。歌德曾對清代長篇小說《好逑傳》大加讚賞。他的秘書艾克曼在《歌德談話錄》中記載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閱讀《好逑傳》的感受：「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慾和飛騰動蕩的詩興……他們還有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歌德通過對一部中國三流小說的解讀所發現的中國社會狀況與其說是歌德對中國的理解，不如說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會狀況。也正是基於對中國的感受，歌德進而預言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1827年是歌德與中國文學發生關係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頻繁地談論「世界文學」的一年，可見中國文學在其中所產生的促進作用。然而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即是歌德對中國文學的重視，其實是在他「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框架下進行的，不一定是對中國文學本身有特別的興趣。
歌德譯介熱
據錢鍾書考證，在中國文字裡第一次公開出現的關於歌德的記述，是在駐德公使李鳳苞出版的《使德日記》中，提到了「德國學士巨擘」和「詩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說《完舍》（即《少年維特之煩惱》）。但李鳳苞對歌德的生平介紹，存在一些事實上的差錯，更談不上對這位德國「詩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個真正懂得一點歌德的中國人是曾做過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他曾將不斷進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釋為中國的「自強不息」精神，並以此作為「中西一轍」的證據。
第一個將歌德作品翻譯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學者、政治活動家、詩人馬君武。1902-1903年之間，馬君武選譯了《少年維特之煩惱》中主人公所讀的愛爾蘭詩人莪相的詩歌。此後，詩人、作家蘇曼殊翻譯了歌德的詩歌《沙恭達羅》。
在歌德的作品開始被翻譯成中文的同時，也有人開始介紹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傳》中就對歌德做了詳細介紹。1904年，王國維在他寫的《紅樓夢評傳》中，將曹雪芹的《紅樓夢》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並論，稱它們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魯迅也在其介紹浪漫派文學的《摩羅詩力說》（1907）中把歌德稱為「日耳曼詩宗」和「德詩宗」，並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國介紹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始于田漢、郭沫若、宗白華三人的通信集《三葉集》，這本集子收錄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間的數十封通信，他們在裡面交換了關於歌德的看法和評價，並對自己熱心閱讀歌德並為之傾倒的情形給予了描述。而隨著1922年，由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文壇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熱」，並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紀念時達到高潮。「歌德熱」在中國的興起，也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量湧現的書信體小說。而在茅盾創作於1930年代初的長篇小說《子夜》中還出現了與「維特」相關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