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下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宋史專家王瑞來先生在上海師大文苑樓708室開講，題為「20世紀以來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與宋史研究」。講座由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湯勤福教授主持。湯教授笑著說，從滿滿一堂的聽眾來看，這是上師大近期最受歡迎的一次講座。
稍作介紹後，王先生就進入正題。他說，這是他第三次講這個題目，此前分別在杭州師大和西北大學講過。下文所述，大體是講座要義。
講座現場。左為湯勤福教授，右為王瑞來研究員。澎湃新聞記者羅希 圖何謂「東洋史」甲午戰爭後，中日地位逆轉。本是文化先進國的中國被日本打敗，日本轉而成為亞洲的優等生。中國人紛紛湧向日本留學，既學日本，也經由日本學習西方。近代日本對中國影響之大，再怎麼形容都不為過。
在這個背景下，20世紀初，中國傳統史學開始向新史學轉型。期間，中國的新史學在體例和形式上都借鑑了日本學者的著作，這在1900年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略例》和1901年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中明顯可見。其實，直到今天，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日本學者也有其獨特的貢獻。因此，我們很有必要了解日本的東洋史研究。
在日本語和朝鮮語中，「東洋史」專指中國史。內藤湖南曾說：「餘之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歷史。」在現今日本的大學，「東洋史」則是一個偏舊的說法了。不過，在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學習院大學還保留著這種提法。
所謂東洋史，其實是跟西洋史相對的。這是日本二戰前仿照西洋的分類。戰後，包括在東洋史範圍內的東南亞史、中亞史、西亞史、北非史等作為地域史被逐漸分出，東洋史的名稱雖然保留下來，但範圍縮小，僅指中國史，並包含西域史為主的東西關係史。
東洋史學譜接著，王先生介紹了已故的著名東洋史學者和目前活躍的東洋史學者。因為專攻宋史研究，王先生還著重介紹了日本老中青三代宋史學者。
說到東洋史研究大家，首先不能不提內藤湖南（1866—1934）。他首倡的唐宋變革論，至今仍具有國際性影響。1884年秋田師範學校畢業後，內藤做過幾年小學教師，然後前往東京，做了10年的報紙記者者編輯。1907年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09年成為教授。執教東洋史講座20年，與狩野直喜、桑原隲臧並稱為京大「學寶」，形成京都中國學派。
內藤湖南（除特別註明者外，本文圖片由王瑞來先生提供，謹此致謝）「西有內藤，東有白鳥。」白鳥庫吉（1865—1942）與內藤湖南並峙，他師從那珂通世，學術範圍廣泛，遍及亞洲全域。1909年發表的堯舜禹非實有人物論，堪稱近代「疑古論」的先鋒。白鳥庫吉關於邪馬臺國和卑彌呼的考證，引起日本史學界激烈爭論，由此形成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白鳥、內藤治學各具特色，因此有「實證的內藤，文獻的白鳥」這種說法。
桑原隲藏（1871—1931）也是京都學派的重鎮。1898年東京帝國大學碩士畢業，同年出版的《中級東洋史》頗得好評。1907—1909年留學中國，而後擔任京都帝大教授直至退休。1923年，他的宋代南海貿易史研究論著《蒲壽庚事跡》獲得帝國學士院獎。桑原運用中國傳統考據學和西洋文獻學方法，在中國史和東西關係史研究領域貢獻卓著。特別是對中國歷史上南與北的觀察，對學者頗有啟示意義。宮崎市定出自其門下。
羽田亨（1882—1955）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導師是白鳥庫吉。1938—1945年擔任京都大學總長，設立人文科學研究所，繼內藤、桑原之後，將京都大學奠定為世界性東洋史重鎮。他開創了日本的西域史研究。
任井田陞（1904—1966）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二戰期間曾從事華北農村調查，著有《中國農村家族》。他長期擔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後任所長。1930年代編纂《唐令拾遺》，後著有《唐宋法律文書研究》《中國法制史》等，是把日本的中國法制史研究提升到世界水準的學者之一。
西嶋定生（1919—1998）、島田虔次（1917—2000）、堀敏一（1924—2007）、谷川道雄（1925—2013）、溝口雄三（1931—2010）雖然專攻領域不同，但均為戰後東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歷史學界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堀敏一目前活躍的東洋史學者工藤元男（1950—）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現為該校教授。專攻先秦史，著有《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與展開》等。
鶴間和幸（1959—）以研究秦始皇聞名，著有《秦帝國的形成與地域》《秦始皇：傳說與史實之間》等。
渡邊義浩（1962—）著有《後漢國家的支配與儒教》《西晉」儒教國家「與貴族制》等，監修《全譯後漢書》。
氣賀澤保規（1943—）專攻唐史。
杉山正明（1952—）專攻蒙元史，精通多國語言。利用《集史》等波斯語以及八思八文字石刻等蒙古語的史料，批判歷來的研究，對蒙古史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被譽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第一人。
森正夫（1935—）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和中國近世地域社會史。主張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對歷來的文獻史學形成衝擊。
岸本美緒（1952—）曾任東京大學教授，現為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教授。專攻明清史，對明清社會的研究為學界所矚目。著有《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東亞的「近世」》、《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等。
上田信（1957—）專攻明清史，現為立教大學教授。主張以世界史的視點觀察中國史。少有的左翼學者。見解新銳。著有《傳統中國：從「盆地」、「宗族」所見的明清時代》《森林與綠地的中國史》《老虎述說的中國史》《歐亞大陸東部的生態環境史》等。
岸本美緒已故的宋史學者宋史學者被單獨提出來，是因為王瑞來先生自己專攻這個領域。說起日本頭號宋史學者，大概非宮崎市定（1901—1995）莫屬。宮崎市定是戰後第一流的日本東洋史研究大家，長期擔任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會長。宮崎繼承並完善了唐宋變革學說，從社會經濟史的視點，比照西亞和歐洲史，將唐以前視為中世，宋以後設定為近世。從這樣的設定出發，宮崎對宋代的政治、制度、社會和經濟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
宮崎市定青山定雄（1903—1983）專攻宋史與歷史地理，編著有《中國歷代地名要覽》《唐宋時代的交通與地誌地圖研究》《宋代傳記索引》《宋會要研究備覽》等。
周藤吉之（1907—1990）長期擔任東京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宋代經濟史研究》《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等。
中嶋敏（1910—2007）193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論文為《北宋與西夏的關係》。長期擔任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和東洋文庫研究員。專攻宋史，但涉獵極廣。著有《東洋史學論集（宋史研究及其周邊）》和《東洋史學論集》（續編），主編《宋史選舉志譯註》和《宋史食貨志譯註》等。
佐伯富（1910—2006）專攻中國近世史（宋至清），著有《王安石》《中國鹽政史研究》等。編制大量索引，嘉惠學林。
柳田節子（1921—2006）曾任學習院大學教授。專攻宋代社會經濟史與女性史。
高橋方郎（1949—2009）北海道大學教授，因病去世於北京。專攻宋代社會法制、經濟史。
岡田司（1962—2009）曾留學於杭州大學，是日本宋史研究的中堅之一，英年早逝。以南宋江南社會為研究重點，發表過很多有分量的論文。主編有《宋代社會的空間與交流》。去世後，日本宋史學界同仁集資出版了他的論文集《宋代沿海地域社會史研究：網絡與地域文化》。
竺沙雅章（1930—2015），前不久剛剛去世。他畢業於京都大學，長期擔任京大教授，專攻宋元佛教社會史。
1985年杭州國際宋史研討會後，王瑞來、韓森（Valerie Hansen）與竺沙先生合影。當代重要的宋史學者梅原鬱（1934—），著名的東洋考古學家梅原末治之子。1957年畢業於京都大學，長期在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在王先生看來，梅原是日本專治宋代制度史研究的最後一人。著有《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皇帝政治與中國》《宋史刑法志譯註》等。其中，《宋代官僚制度研究》是一流的重要著作，非常值得翻譯，但遺憾的是，迄今尚未有中譯本。
斯波義信（1930—）195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長期在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從事研究，退休後主持東洋文庫。專攻宋代經濟史、商業史及華僑華人研究。在其年齡段上，是日本學界少有的中英文皆可交流的學者。
佐竹靖彥（1939—）1962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革」前曾留學於北京大學。主編國際性學術雜誌《中國史學》至今。研究領域廣泛，由宋代上溯到先秦。著有《唐宋變革的地域性基礎》《宋代史基礎研究》《中國古代的田制與邑制》等。
寺地遵（1937—）長期擔任廣島大學教授，日本南宋政治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研究方法上，他所提倡的政治過程論頗受注目。著有《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等。
宮澤知之（1952—）專攻宋代財政史、貨幣史。著有《宋代中國的國家與經濟》《中國銅錢的世界》等。
大澤正昭（1948—）專攻唐宋農業社會史。著有《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是研究》等。
小林義廣（1950—）以歐陽修研究知名。主要研究宋代宗族社會史。著有《歐陽修的生涯與宗族》《王安石：北宋孤獨清高的改革家》《宋代地方官的民眾善導論：喻俗編譯註》等。
近藤一成（1946—）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現為該校教授。主要研究宋代科舉與社會。王先生對近藤頗為推重。
與近藤一成（左）、青木敦（右）在一起。目前活躍的中青年宋史學者青木敦（1964—）東京大學畢業，現為青山學院大學教授。主要研究10-14世紀江南社會經濟與法律。
遠藤隆俊，現為高知大學教授、副校長。主攻宋代宗族與士大夫。主編《從外交史料考察10—13世紀》《宋至明宗族研究》《宋代社會的空間與交流》等。
平田茂樹（1961—）現為大阪市立大學教授，在大陸、臺灣學界都相當活躍。主要研究北宋政治史，近年來著力提倡政治空間論。
小島毅（1962—）現為東京大學教授。主要研究儒教史、陽明學與東亞王權論，近年來偏向日本史。
久保田和男（1962—）系宋代開封研究專家，專攻中國都市史。
川村康（1962—）專攻中國法制史，側重唐宋時代的法律與社會。
須江隆（1963—）日本宋史研究的中堅之一。主要研究宋代社會史，重點以石刻史料來解析。主編《碑刻與地方志史料探索》。論文有《祠廟記錄所見近世中國的「鎮」》、《社神的變遷：宋代土神信仰》等。
平田茂樹新銳宋史學者小川快之（1968—）東京大學畢業，現為早稻田大學教師。專攻中國法律社會史，以宋至清為主。著有《從地域社會的視點看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
飯山知保（1976—）現為早稻田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金元時代的華北宗族，以石刻史料為主。經常現地調查訪碑。著有《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
小林隆道（1978—）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在北大留學。近藤一成的學生。著有《宋代中國的統治與文書》。
宮崎聖明（1973—）畢業於北海道大學。專攻宋代政治史。
小林晃（1978—）專攻南宋政治史。對文獻熟稔，論文《鄭真輯〈四明文獻〉之史料價值及編纂目的》，披露了其發現的《全元文》漏輯文章數篇。
梅村尚樹（1980—）岸本美緒的學生，畢業於東京大學。主要研究宋代地方教育及其關聯的先賢祭祀。
小林晃他山之石：對東洋史研究的觀察與思考接著，王先生介紹了日本東洋史的研究機構、課題審查和出版機構等。
最後，他還以近藤一成為例，闡發他對日本東洋史研究及宋史研究趨勢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20世紀日本東洋史研究在學術風格和研究傾向上大致經歷了一個從宏觀到微觀的轉化。比如說，從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這樣對中國史的整體觀察，到宮崎市定豐富和發展這一學說，可以視為宏觀考察。不過，包括宮崎市定在內，還有周藤吉之、中嶋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鬱等學者，已開始向微觀轉化，專注於制度的考證與復原。
正如「唐宋變革論」對於海內外的中國史學界影響極大一樣，20世紀日本學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極顯功力，值得報以深深的敬意。近藤一成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接受這樣的訓練，成長起來的。因此，近藤的史料解讀功底堅實，堪稱其同輩學者中的佼佼者。制度史的訓練，構成了近藤的研究根基。可貴的是，近藤先生雖承制度史研究之餘緒，但並未墨守一家，而是作為一種優勢，在宏觀的大視野下，得到了長項發揮。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的學風轉向，近藤一成先生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王瑞來（左一）與近藤一成（左二）在居酒屋。王先生認為，內藤湖南時代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基本上屬於建立在部分實證基礎上的推論，所以會有後來為數甚夥的論證。而在經歷了細密微觀的制度史研究之後的宏觀，則是基礎堅實的構築。準確地說，這樣的風格應當稱之為宏微相濟。所以王瑞來把日本東洋史研究風格概括為宏觀——微觀——宏觀，但他強調，這並不是簡單的循環重複。
當下日本學界活躍的，大多為近藤一成的學生輩。他們當中，很少有專注於制度史研究的。這大概是由於，他們在客觀上缺乏嚴格的制度史研究的訓練，難以為之。因為引導他們的老師一輩，已經顯現出擺脫制度史研究的傾向。這種傾向，無疑遺傳給了下一代學者。從主觀上看，得益並享用前輩學者制度史研究成果的新一代學者，已不滿足於章句考證似的餖飣之學，渴望更有高度的創新。
王先生認為，近藤一成之所以能成為日本中國史研究領域學風轉變的一位領軍人物，跟其知識結構也有很大關係。近藤的英文很好，在同輩中尤為突出，這樣他可以直接關注到歐美中國史研究的最新動態，並可以分析和利用其研究成果。憑藉廣闊的視野，加上細密的制度史訓練，形成了近藤一成的研究特色。他的研究往往從宏觀著眼，微觀入手，以小見大。看似尋常的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在近藤一成那裡，都被加以深刻思考，不僅分析入木三分，而且還由此及彼，引發大關注，給人大啟發。
王先生還特別提醒聽眾，無論是歐美學者，還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都有中國學者難以企及的長處。那便是，他們的頭腦中，首先有歐洲史、美國史、日本史。在他們研究中國史時，這無疑便成為一個難得的參照系。這就像是許倬雲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中國史就是全部；而對於外國學者來說，中國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以世界史的視野看中國史，自然觀察的廣度與視角較之僅據中國史的觀察大有不同。另外，還應努力打破斷代疆域，力求在時間畛域上的超越，而不是自我設限，畫地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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