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認為，如果大明繼續以南京為都，會亡得更快。朱棣遷都北京，其實是有如下考量的：第一，南京是南方舊世族的大本營，也就是文官集團的老巢，勢力盤根錯節。遷都北京，也就是回到了朱棣的地盤，朱棣在那經營多年，到了那就等於是削弱了文官集團在朝廷中央的影響力；
第二，北方蒙古邊境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日子裡，會是大明的主要威脅。朱棣做藩王的時候就是在北京，現在遷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能夠起到實邊的效果，同時能讓子孫後代始終有危機感；
第三，朱棣喜歡恢弘氣象，南京的明宮在規制上確實小了一些。同時朱棣也更適應北方的氣候和生活方式。大概知道朱棣的遷都動機，我們就可以從以上來分析遷都的利弊，特別是第一點和第二點。
從第一點來說，我們需要明確一點，封建歷史上，歷朝歷代最後都是走向文官治國的歷史趨勢，這點幾乎是不可逆的。而文官集團和皇權之間，始終存在著話語權的競爭。朱元璋裁撤相位，也是出於皇帝集權的考慮。
而皇帝經過幾代以後，大概率會被儒家化。說白了，皇帝的繼承者會被文官集團所同化。不是說文官治國不好，而是封建統治者必須要用更高的視角去看待這個帝國的文化和政治。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文化只是一種統治方式，可以是文官集團的治國理念，卻不是帝皇的施政綱領。不知道我這麼說大家能不能理解。
明代中期以後，國勢的日益下滑，除了內外矛盾，天災人禍以外，與文官集團的內部分裂和持續動蕩有關。但換個角度來說，這何嘗不是一種皇帝對文官集團控制力下降的表現。如果皇帝能夠有足夠的實力掌控文官集團，怎麼會有黨爭？怎麼會需要扶持宦官來抗衡文官？
如果沒有黨爭，明代後期很多事情就不會處理得這麼糟糕，這麼被動，大量的資源和精力被損耗在內鬥中。
朱棣遷都北京，事實上和朱元璋集權的動機是一樣的，延緩了文官集團的做大做強的歷史進程。而「靖難之役」中的新晉武將功勳，也天然地承擔起幫助皇帝制衡文官的歷史使命。
如果繼續待在南京，我相信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建文帝。這種儒家式皇帝其實是會出大問題的。我們再說第二點，應對蒙古的威脅。朱棣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其實是會弱化統治層的進取之心，而沉迷在風雅的享樂生活中。皇帝的居所設在靠近對蒙作戰的前線，實際上是讓皇帝有居安思危的意識。打個很簡單的例子，「土木之變」後，蒙古瓦剌人進攻北京城，如果不是祖宗陵墓和朝廷中樞設在北京，試問當時大明有哪個城市能夠如此輕易地調動所有資源來布防？
同樣的道理，嘉靖時期的蒙古韃靼部進犯京畿，雖然一直在京郊劫掠，卻始終沒有勇氣向北京發起堅決的進攻，還不是因為有皇帝在那？而嘉靖在意識到京軍戰力退化之後，馬上就開始了軍政的改革，如果皇帝當時是在南京，能意識到這個問題嗎？
北京一旦失守，必將重演宋代的悲劇，我們對北方蒙古就失去了戰略主動。說得難聽一點，如果大明一直把都城設在南京，也許不用270年，可能不到一百年，北方大片領土就會落入遊牧民族之手，重新出現南北分化的局面。
所以綜上所述，我認為，朱棣建都北京，其實是延緩了大明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