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汪康年、梁啓超、黃遵憲等創辦《時務報》，梁啓超任主筆。報紙很快風靡一時，但創辦者之間的關係卻逐漸產生裂痕。圖為梁啓超。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時務報》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幾年時間，深刻影響了一代人，影響了中國政治走向。《時務報》的影響力與其參與者密切相關，而稍後迅即退出政治舞臺，並引發一場爭奪戰，也與其參與者素養、情操密不可分，是近代中國知識人的一場悲劇。
黃金組合
《時務報》的創辦源於上海強學會及其《強學報》；這一會一報的創辦，得力於張之洞的資助。當然，在具體事務操持上，康有為貢獻最大、出力最多。只是當張之洞覺得無法約束康有為時，張之洞就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為。
汪康年接手強學會和《強學報》，不是將這一會一報繼續辦下去，而是按照張之洞的指令清盤善後。經過清算，強學會帳面餘款只有75元，另有銀行存款730兩。張之洞同意現金由汪康年保存，至於存銀，則交給經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準備利用強學會的架構和積累創辦一份新報紙或雜誌，所以當強學會清盤後，汪康年繼續追帳，將強學會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350元；又將強學會購置的辦公用品、圖書等進行變現，得200多元。有了這筆錢，汪康年加快了新報籌備，並謀求與康有為、梁啓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關係。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們的普遍反對。吳樵、汪大燮、沈曾植、葉瀚等人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認為康有為「諸人大率非我族類，萬萬不便沾染」；與其將來衝突，不如一開始就謹慎從事，保持適度距離。
惟一贊成汪康年合作計劃的朋友是黃遵憲。黃遵憲本為強學會同事，此時正以道員奏派辦理蘇州通商事務，與康有為「朝夕過從，無所不語」（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具有濃厚維新思想，對張之洞下令停辦上海強學會本來就不滿意，也一直試圖設法重新振興。而汪康年的辦報想法正與黃遵憲合，黃遵憲毫不猶豫地對汪康年給予全力支持，自願獻金千元作開辦費，宣稱「我輩辦此事，當作為眾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梁卓如孝廉述創辦時務報原委》）
有了黃遵憲的支持，汪康年籌辦新報的進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汪康年連電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啓超南下，參與籌辦的具體事務。梁啓超對汪康年在上海籌辦新報的事情早有所聞，他在收到電報後離開了北京。
梁啓超到了上海之後，因汪康年的介紹與黃遵憲相識，在他們三人共同策劃下，就辦報宗旨、體例、內容等基本上達成共識。按照黃遵憲的設想，這份雜誌的管理體制應該借鑑三權分立思想，議政與行政分離，選舉一個比較超然的董事會負責制定章程和制度。
辦報方針定下來後，《時務報》的名稱也隨之確定。他們以汪康年、梁啓超、黃遵憲、吳德潚、鄒代鈞五人名義印製《公啟》二千張分送各處同志。《公啟》共30條，為梁啓超初擬草稿，由黃遵憲「大加改定」，比較系統反映了《時務報》創辦宗旨，詳細介紹了《時務報》招股集資方法與方式。其中辦事條規第九條規定，「本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顯然，《時務報》同仁接受了黃遵憲的制度設計。只是由於創辦時間倉促，他們並沒有就這一動議詳加討論，更沒有考慮立即實行，這為後來的紛爭留下了種子。
銷行萬餘份
《公啟》的發布獲得了各地同志的相應，各地認捐的消息不斷傳來，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辦報的張之洞也同意將原上海強學會的餘款轉給汪康年作為辦報經費。
《時務報》最值得看的，是梁啓超的文章，這也是《時務報》當時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梁啓超從第一冊開始直到他離開《時務報》止，幾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議論新穎、文字通俗、筆頭常帶感情的文章。在《時務報》第一冊上，署名為梁啓超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篇為《變法通議》序。前一篇相當於《時務報》的發刊宣言，列舉近代國家報紙發達與政治進步的關係，期待通過辦報營造中國社會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後一篇所序《變法通議》是梁啓超的成名作，這篇文章對於中國當時將要到來的變法維新所可能觸及的問題都有所論述，這些觀點對於衝破舊思想的禁錮，對於新思想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
《時務報》第一冊出版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嶽端、王鵬運等對編排及內容感到滿意，但致信勸告汪康年、梁啓超謹慎從事，不要有意觸犯朝廷禁忌，「不必作無謂之譏評」，以免出徵未捷身先死，重蹈強學會覆轍。
從湖南方面傳來的消息令人振奮，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致信汪康年，以為梁啓超乃「曠世奇才」，相信《時務報》如果能夠堅持下去，「必能漸開風氣，增光上國」。鄒代鈞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發完畢，索要該刊的依然很多，他囑汪康年儘快補寄。至第二年底，鄒代鈞在湘的銷售數已達七百冊，還不包括不斷加寄的一些合訂本。
在湖北，黃紹箕致告汪康年《時務報》「至美至美」；張之洞幕僚葉瀚函稱梁啓超「大才抒張」，為不可多得的辦報天才。鄭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稱「梁君下筆，排山倒海，尤有舉大事，動大眾之慨。」正在「重慶舟中」的吳樵「急讀之下，狂舞萬狀，自始至終，莊誦萬遍，謹為四百兆黃種額手，曰死灰復熾；謹為二百裡清蒙氣、動物、植物種種眾生額手，曰太平可睹。我輩亦當互相稱慶。」總之，《時務報》在全國各地獲得了良好反應，在不太長的時間裡，銷行萬餘份，為中國有報館以來所未有之盛況。
《時務報》的暢銷，無疑是梁啓超的文筆與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不應否認的是，汪康年的經營及其與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而黃遵憲多年來積累的人事資源為《時務報》在南北各地推廣及勸捐、招聘東西文翻譯人才等都起到過重要作用。
裂痕初現
《時務報》言論給沉悶的政治中注入一股清新，梁啓超因此「暴得大名」，《時務報》因此而暢銷，甚至連最初不太支持《時務報》的張之洞，在讀過幾期後，也致信邀請梁啓超到湖北一遊，表示有要事相商，並隨信捐助銀元五百元，還下令湖北全省「官銷」，以為《時務報》「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
在張之洞「公費訂閱」《時務報》通知下發不久，梁啓超在《時務報》第五冊發表《變法通議》連載系列《論學校》，嚴詞批評張之洞在代理兩江總督時創建「自強軍」，用高薪聘用洋人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啓超在這篇文章中還稱滿洲人為「彼族」。這種批評，自然引起張之洞不快。張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費訂閱」，籌備一個新的刊物，緊盯《時務報》極端言論，給予批駁。
正在武漢的吳樵及時向梁啓超轉述了張之洞的意見，然而此時正春風得意的梁啓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隨後發表的《論科舉》中肆意攻擊前朝重臣倭仁，以為倭仁對西學的看法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在《論學會》中對清代名臣紀曉嵐猛烈抨擊，以為以紀曉嵐為軸心的乾家漢學不是中國文化的繁榮，而是中國文明的毀滅。毫無疑問，梁啓超這些激進言辭觸犯了清廷忌諱，方面大員張之洞無論如何開明和惜才，都難以容忍這些離經叛道的思想主張，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駁。
汪康年雖然在《時務報》創辦之初與梁啓超有某些意見分歧，但當他看到梁啓超因言論而名譽雀起，羨慕忌妒恨油然而起，奮筆著文宣傳維新鼓吹變法，甚至與梁啓超比激進比極端，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中大事張揚當時還比較忌諱的民權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當然有權重建政論家形象，不料這些激進看法發表後，立即引來一系列批評，與張之洞關係密切的葉瀚、梁鼎芬、鄒代鈞等紛紛函勸少發表這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偉論」，「萬萬不可動筆」，做好自己的報館經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勸說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視，汪康年開始注意對一些偏激言論所有矯正，同時注意加強對報館人事、經濟等權力的掌控。
《廣時務報》風波
當汪康年進行調整時，梁啓超回廣東省親，當然繼續為《時務報》提供文字。1896年11月17日，梁啓超致信汪康年，稱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準備與何穗田等人在澳門創辦一份新報刊，他們想模仿《時務報》的做法及格式，並且準備取名為《廣時務報》。這個消息當然說明《時務報》的影響在擴大，汪康年對此並不會有什麼意見。使汪康年感到不太高興的是，康廣仁等不僅準備借用《時務報》的大名廣而大之，而且要求汪康年同意讓梁啓超兼領《廣時務報》的主筆。
汪康年的不高興並沒有很快表現出來，《時務報》第15冊仍然刊登了《廣時務報》的一個創刊公啟，並註明該刊將由梁啓超「遙領」。
《廣時務報》的創辦對於《時務報》來說是一次重要考驗，其核心陣營由此發生了一次裂變。吳德潚、吳樵父子及鄒代鈞、譚嗣同等群起反對，以為梁啓超即便「兼領」主筆，也必須以《時務報》為主，坐鎮上海。而且，《時務報》與《廣時務報》不能發生實質性的關聯，最好不要使用「廣時務報」這樣容易引起歧義的名字，好像姊妹刊物，「與其兩敗，毋寧慎之於始。」（吳樵致汪康年函第29）否則，不是一榮俱榮，而是一損俱損，損失慘重，「恐一被彈而兩俱廢也。」（譚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他們力勸汪康年堅定信念，獨立辦報；力勸梁啓超不要「兼領」，還是儘早回到上海，將心思用在《時務報》上，他們懷疑《廣時務報》的計劃「大有陰謀」（鄒代鈞致汪康年函第44），並非共贏。
這些批評都是對《時務報》的愛護，所以《廣時務報》後來更名為《知新報》，梁啓超也沒有「兼領」主筆，而是列為一般撰稿人。但是，梁啓超由此卻對汪康年產生了不必要的誤會。（《梁啓超年譜長編》95頁）
矛盾逐步公開
1897年3月，梁啓超從廣東回到上海，在《時務報》工作的同門梁啟勳、韓雲臺向梁抱怨汪康年在這段時間對他們多有不公，而館中傭人甚至也對他們另眼相看。對於梁、韓的抱怨，梁啓超當然不會高興，他在隨後寫給黃遵憲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不盡妥當。黃本來就與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時務報》籌辦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攬權，於是在他收到梁啓超的信後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國家立憲政體，將立法、行政分開，設立報館董事會，提議汪康年辭去《時務報》館總理職務，改任總董，駐滬照支薪水，任聯絡館外之友，伺察館中之事。提議由吳樵或康有為門人龍澤厚擔任總理。（黃遵憲致汪康年函第25）
梁啓超致信黃遵憲或許僅僅是為了尋覓同情，而黃致汪的信則使問題複雜化。梁啓超認為，他自己雖不太滿意汪康年的一些舉措，但事情尚未鬧到需汪辭去總理的境地，《時務報》總理在當時非汪莫屬，於是他抱怨黃的建議實在是「滷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啓超自己在報館中的處境更為尷尬。（《梁啓超年譜長編》95頁）
汪康年在收到黃遵憲的信後很不高興，他覺得黃遵憲與梁啓超聯手是在有意識排擠自己，他復函黃遵憲進行反駁，「深銜」黃氏，「日日向同人詆排之，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黃、汪、梁三角矛盾逐步公開。
其實，黃遵憲提議中不便明說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汪康年應酬太繁，不能兼辦館中全部事務，故希望汪讓出報館實際位置，利用所長負責館外聯絡應酬。而汪康年的辦事宗旨也確實留下了這些把柄，汪素來認為「必須吃花酒乃能廣通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一面吃酒，一面辦事。」這種辦事風格顯然與具有外國生活經歷的黃遵憲格格不入。
黃、汪、梁幾近公開的矛盾對於剛有起色的《時務報》極為不利，他們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譚嗣同、張元濟、夏曾佑、吳德潚、鄒代鈞等得知此事後萬分焦急，紛紛勸說他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因意見分歧而影響報館事務。（張元濟致汪康年函第18）
在友人勸說下，梁啓超主動與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釋說，這次矛盾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雙方性格差異所致，相互之間又缺乏及時溝通。至於黃遵憲的建議，梁啓超認為也不應從消極層面去分析，這個建議就其本質而言，也是為了《時務報》未來發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與汪康年共約，既然各自意見都已講明，此後當「誓滅意見」，為《時務報》未來貢獻心智。（梁啓超致汪康年函第31）
梁啓超與汪康年的衝突得以暫時消解，但並沒有真的回到原先的友誼和情分上。此後的梁啓超，一反當初約定，熱衷於宣傳乃師康有為「三世說」、「大同說」及創立孔教等極端主張，在時務報館康門弟子以康有為為「教皇」，「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如此極端言論引起各方面反對，同在報館工作的章太炎借酒壯膽，大罵康有為為「教匪」，與康門弟子發生極不雅觀的肢體衝突。（《忘山廬日記》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章太炎是汪康年的同鄉，康門弟子與章太炎大打出手以及章太炎因此憤而辭職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外間紛傳《時務報》館「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梁啓超致汪康年函第31），將報館內部組成無形中劃分出浙、粵兩系人馬，梁啓超與汪康年自然成為兩派首領，雙方猜疑更重。（未完待續，敬請關註明日歷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