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開始在更遠的地方產生迴響。奧斯曼帝國拿撒勒市市長舒凱裡·阿薩利（Shukri al-Asali）公開反對貝魯特的土地缺席所有者伊萊亞斯·瑟索克（Elias Sursuq）把阿富拉（al-Fuleh）的土地賣給猶太民族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那片土地位於海法和傑寧（Jenin）之間，是豐饒的伊茨雷埃勒山谷（Marj Ibn Amr valley）的一部分。而猶太民族基金會是1901年巴塞爾舉行的第五屆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上在赫茨爾的支持下成立的。阿薩利聲稱，猶太人來到巴勒斯坦，「僅僅是為了將貧窮的阿拉伯農民驅離土地，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在一封呈給伊斯坦堡的蘇丹的請願書中，購地者被稱為Zionist（猶太復國主義者）——這是這個術語在該語境中最早的記錄之一。1911年秋，這件事在奧斯曼帝國的議會中引起的激烈爭論被阿拉伯媒體廣泛報導。阿薩利拒絕執行驅逐令，但阿拉伯農民還是被趕走了，這為猶太定居點馬哈維亞（Merhavia）的建設鋪平了道路。土地轉讓是合法的，但它剝奪了佃農的生計——這是猶太人購地過程中令人恐懼的新事實。猶太復國主義者掌控土地的核心目的更是昭然若揭。
海法的伊萊亞斯·奧爾巴克（Elias Auerbach）博士在他1911年以英德雙語出版的猶太復國主義文選中寫道：「關於巴勒斯坦，有一些簡單的事實，儘管這些事實很明顯，但它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成為共識。第一個事實是，巴勒斯坦不是無人之地。第二個事實是，這片土地的特徵，來自其人口中佔主導地位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要使它成為猶太人的土地，猶太人必須成為主要人口。」該書的部分內容被翻譯為阿拉伯語刊登在《巴勒斯坦報》上。
1913年6月，該報發起了一項運動，反對將貝特謝安（Beisan）的國有土地出售給猶太人，當地領導人還向蘇丹和貝魯特的瓦利（vali，總督）發送了電報。[84] 阿拉伯人注意到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言行不一。1914年，時任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秘書長的納胡姆·索科洛夫告訴開羅的《莫卡塔姆》（al-Muqattam）日報，猶太人來到巴勒斯坦不是作為外國殖民者，而是作為「重歸」故裡的人，並表達了與阿拉伯人拉近距離的願望。
然而，主張奧斯曼帝國各省自治的新政黨地方分權黨（Decentralization Party）領導人哈基·貝伊·阿茲姆（Haqqi Bey al-Azm）心存疑慮。他對此回應道： 恰恰相反……猶太人在語言、學校、商業、習俗以及整個經濟生活中完全將他們自己排除在阿拉伯人之外。他們還以同樣的方式與本土的政府隔絕，儘管還在享受它的保護，因此當地人認為他們是外來者。這也是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對猶太移民感到不滿的原因。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僅沒被這些嚇住，還堅持強調猶太人擴張給阿拉伯人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在向外國聽眾發表演講的時候。
一名經濟學家宣稱：「我們定居點的數量越多，面積越大，能從中找到報酬可觀的工作的阿拉伯勞動者就越多。」但阿拉伯人的擔憂加劇了，因為他們的鄰居顯然在想方設法避開他們，而不是給他們提供工作。另外，猶太復國主義者呼籲以猶太勞工取代阿拉伯勞工，哪怕僱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1904年的第二次阿里亞[87]（字面意思為「上升」或「移民潮」）開始後，這種論調更是甚囂塵上。這一撥抵達的猶太人裡，包括了經歷過大屠殺的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成員。出生在波蘭普翁斯克（Plonsk）的大衛·格林（David Gruen）便是其中之一，他後來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伯來化的本-古裡安（Ben-Gurion）。
1906年，19歲的格林到達雅法，前往「定居點之母」——佩塔提克瓦。後來，他對在第一次阿里亞中建立的「老」定居點的生活表示失望，並寫道：「第一批定居者紛紛成了掮客和掌柜，他們利用自己同胞的希望做生意，靠出賣同族的年輕人來換取微薄的利潤。他們把被驅逐的偶像引入民族復興的聖殿，讓異族的工作褻瀆了家園。」「異族的工作」是指阿拉伯人的勞動。
本-古裡安日後想必會歡迎阿拉伯人的「仇恨」，因為它將迫使猶太農場主招收更加昂貴的猶太工人，推動猶太復國主義的願望實現。1910年，第一個合作社定居點代加尼亞（Degania）在約旦河匯入太巴列湖（加利利海）處的烏姆朱尼（Umm Juni）村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