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早以來，朝鮮半島上的居民和中國人就在地理上、血統上以及經濟文化上有著密切的關係唐代朝鮮半島的高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已是文化相當發達的國家。唐朝曾與高麗發生過一些戰爭，影響到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六六八年（總章元年），高麗滅亡，新羅統一半島。此後，唐朝同新羅關係步入正軌，經濟文化交流向前推進一步。新羅商人來唐貿易，次數頻繁，人數眾多，北起登州、萊州，南到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羅商人足跡。登州城有新羅館，文登縣東界有新羅所，楚、泗二州各有新羅坊，是他們住宿和交易的主要場所。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更加重視中國文化傳統，他們仰慕唐朝文化，改著唐式服裝，根據唐朝的法制改訂他們自己的禮儀和法律，並相繼設置醫官、律令以及算學、通文、刻漏等博士，廣泛學習研究中國的天文曆法、醫學、算學、文史等經典。
朝鮮半島人民尤其愛好唐代詩歌，大詩人白居易的詩集，常被新羅人高價收買，傳播到半島各地。七世紀末，新羅人薛聰創造的「吏讀」，借用漢字標註國音，把新羅語言和中國文字密切結合起來，對朝鮮人民的文化普及和中國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唐代外國留學生中，也以新羅人為最多，據開成二年（837年）統計，有新羅「入朝宿衛王子」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留居長安。其中有些人進入太學（如王子金義宗），學習中國儒家學說；有些人考取進士（如崔致遠），在唐朝得到高官勳位。中國同日本的經濟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根深葉茂。隋朝以前，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曾大量傳入日本自大業三年（607年）日使小野妹子來隋以後，中、日兩國關係有了新的發展，經濟貿易逐漸興起。
中國商人不畏艱險，常常以遠航船隻載運著大量的絲織品、香料、家具、瓷器以及奢侈品前往日本貿易；而日本商人也不斷地來中國交易，向中國輸入大量的黃金和土特產品。這種正常的商業貿易，對兩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唐代在中日友好與文化關係史上，值得特別重視，兩國文化交流影響極其深遠。據說:「日本中古的制度，一向被認為是日本固有的，但一翻開唐史，卻發現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至今日本還有不少事物名稱仍冠以唐字，如唐織、唐錦、唐金、唐鍬等。在唐代，「遣唐使擔負著文化交流的重任。據記載，自貞觀四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開始，至乾寧元年（894年）日本正式停派「遣唐使」為止，中經二百六十年餘，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其中有三次雖已派遣，但實際未出發。另有一次雖已出發，但至朝鮮即回。
因此，實到中國的只有十五次。「遣唐使」規模很大，組織完整，儀容莊重，每次多者達五、六百人內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翻譯、醫師及陰陽師等，還有不少學問僧、留學生以及各種文化技術人員隨行。他們在中國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回國時將中國文物典章制度、天文、曆法、音樂、美術、建築、雕刻以及一些生產技術輸入本國尤其日本天平時代是唐代文化輸入的極盛時月，據日本學者原田淑人講:「當時自都城制度以至服飾幾乎使人興起一種彼我如一歟的感想。」唐代文化輸入日本，對日本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有重大的影響。貞觀十九年（645年）在日本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就是由留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與學問僧最澄、空海等人直接主持或鼓吹下，依照唐制自上而下的一種社會改革運動。
「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在政治方面，仿效中國的三省、六部，設二官、八省百官。規定的五刑、六議、八虐也是唐代五刑、十惡、八議的蛻變，基本上根據唐律而制訂和頒行《大寶律令》；在經濟方面，破壞了古老的氏族制，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調製，將土地收歸國有，六年或十年實行一次「班田收授法」，受田者應根據租庸調製向國家負擔義務。這些改革，大大地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此外，日本的文化生活、社會習俗以及飲食、服飾、建築等無不受唐朝的影響。當時日本的新都京都及其宮室、寺院等建築全仿唐式，京都市容街道幾乎完全和長安一樣，也有所謂「朱雀大街」、「東市」、「西市」等名稱。
空海等人根據中國漢字特創日本現行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文字。現在收藏在奈良正倉院中的唐代文物，如樂器、織物、銅器、祭器、面具以及生活用具等，已經成為日本國寶，它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可貴紀念品，並且成為研究唐代物質文化史的重要資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與中國鑑真和尚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阿倍仲麻呂於開元五年（717年）來唐，漢文修養很高，改名晁衡，仕於唐，官至散騎常侍、鎮南都護等。為文化界著名人物，善詩文，與大詩人王維、李白友善，體現了中日兩國傳統的情誼。
吉備真備的造詣很深，留唐達十八年，全面考察了解唐朝社會情況，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回國時帶回許多重要文物典籍，其中有《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一枚以及弓箭樂器等，對中日的文化交流貢獻很大。鑑真和尚，揚州江陰人，唐代著名高僧，為「一方宗首」。他於天寶元年（742年）受日本學問僧榮睿、普照的請求，毅然發願東渡日本由於當時交通的困難，以及社會上各種阻力，六次起行，五次失敗，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天寶十二年（753年）和其隨行弟子到達日本。他在日本留居十年，除弘傳佛教外，還在漢文學醫藥、雕塑、繪畫、建築等方面都作了傑出的貢獻。在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與文化交流的歷史上，是一位值得紀念的光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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