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乾隆皇帝作為清朝盛世帝王，對康熙皇帝數十次出巡的巡遊制度倍加推崇，尤其是六下江南的跟從，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封建社會，古代帝王出巡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遊山玩水，而是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有著直接的關聯。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兩代帝王的努力下，乾隆皇帝將清朝推向了鼎盛狀態，這是和乾隆皇帝數十次出巡所取得的成績是分不開的。
作為盛世帝王，乾隆皇帝的出巡一直被後世給予了「遊山玩水」、「獵豔江南」「勞民傷財」的負面評價。但就一個偌大的清王朝而言，乾隆皇帝作為一國之君，肯定不能單單從奏摺上了解自己所管理的國家，更不能僅從朝臣口中得知下屬省份的具體情況。所以，出巡就成為乾隆皇帝了解國情，並針對所了解的國情而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以達到鞏固皇權、維護統治的必要活動。
在乾隆皇帝的出巡中，尤其以巡幸蒙古、巡幸東北、六下江南尤為突出，其政治目的和對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影響也最為深遠。本文就以乾隆皇帝出巡為例，探究清朝帝王出巡的主要目的和政治影響。
01 出巡蒙古的政治目的和具體作用
作為早在後金政權時期，便歸附的政治、軍事聯盟，蒙古各部盟一直以來都是清朝皇帝們倍加重視和著重關懷的地區，清代帝王對於蒙古地區的巡視目的在於維護和鞏固清朝在蒙古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所以，清朝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多以行圍打獵的方式，召見蒙古王公，並及時對蒙古各部盟之間的關係進行調解和維護，進而加強清朝中央對蒙古地區的皇權統治。
《清實錄·高宗實錄》中記載了乾隆六年到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在蒙古地區的具體表現：
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召見蒙古扎薩克等諸王，並給予了重重賞賜；對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之間的糾葛進行調解；乾隆八年，乾隆皇帝對蒙古王公、臺吉進行賞賜並恩賜爵位；對於駐守蒙古的普通士兵，乾隆皇帝俯身體恤並予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體關懷；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對蒙古土爾扈特部予以特殊關照，並下令籌集大量物品用以供給土爾扈特部所需。對於土爾扈特部的回歸，乾隆皇帝還下令立碑銘文紀念，以示恩寵。
乾隆皇帝長達三十年對蒙古的數次巡遊並在巡遊過程中以具體手段對蒙古地區的恩威並施，使得蒙古王公對乾隆皇帝紛紛產生了崇敬之情，都來覲見乾隆皇帝，以表示對清王朝的忠心和歸順之情。在對土爾扈特部的特殊關照下，使得有觀望心理的蒙古稍小部盟，紛紛來歸，進一步擴張和鞏固了清王朝對蒙古地區的皇權統治。
乾隆皇帝在蒙古地區的巡遊過程中，還多以校驗駐軍，體恤普通將士為主要工作，在乾隆皇帝的努力下，清王朝在蒙古地區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大大提升，並為蒙古地區的安定、和平環境做出了巨大貢獻，間接促進了蒙古地區的經濟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02 東北地區巡遊的真正目的和政治影響
清朝統治期間，東北地區作為清朝的「龍興之地」，直接關係著清王朝的繁榮和昌盛。同時，黑龍江、遼寧以及吉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有著豐富的資源和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對於東北地區的巡遊，不僅關乎整個清王朝的國運氣脈，還關乎整個國家防禦體制的建設和對自然資源的較大需求。
乾隆八年，乾隆皇帝巡幸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在十八裡臺停留過程中，通過賜宴和賞賜的形式，對蒙古王公、東北地區官員和普通士兵進行及時撫恤，進一步加強中央和東北地區的聯繫，將對東北地區的皇權統治進一步加強，促進和保證了東北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乾隆皇帝所著《過蒙古族部落》一詩較為傳神的記載了乾隆皇帝在巡遊東北地區時的見聞：
獵罷歸來父子圍，露沾秋草鹿初肥。折楊共炙傾渾脫，醉趁孤鴻馬上飛。
另外，乾隆皇帝對東北地區的巡遊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對官吏民生的考察。清代帝王在巡遊過程中對官吏的考察主要建立在對民間疾苦的見聞，並根據基層百姓對當地官吏的評價形成較為真實的官員考量。乾隆八年，東北地區官員出現了矇混舞弊以及暗中勾結的現象，乾隆皇帝根據出遊過程中的具體了解和情況掌握，對東北地區官員進行整頓的同時，將京城的官員調換到盛京，並制定了「三年一更換」的官員輪換制度。同時，乾隆皇帝根據掌握的情況，及時補用當地應提升的官員，將漢族官員加以精簡裁撤，精簡盛京五部，完善和精簡了東北地區的官吏制度和隊伍。
和對蒙古地區的巡遊一樣，乾隆皇帝作為清王朝的帝王，對東北地區乃係統治者身份的進一步維護和加強，對國家邊疆地區安定的進一步維護，對當地證據的穩定和經濟發展有著實質性的作用。
03 六下江南的真實目的和政治影響
《上諭檔》記載了乾隆皇帝關於巡幸江南原因說明的諭旨，對於計劃在乾隆十六年進行的首次南巡，乾隆皇帝給出了四點原因：
一是江浙官員代表軍民紳衿恭請皇上臨幸；
二是大學士、九卿援據經史及聖祖南巡之例，建議允其所請；
三是江浙地廣人稠，應該前去，考察民情戎政，問民疾苦；
四是恭奉母后，遊覽名勝，以盡孝心。
由此可見，對於南巡，乾隆皇帝出具了充足的理由，但其真正目的並未全部闡述，個人認為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幾點：
1、乾隆皇帝以庶出身份繼承皇位，而且其生母和出生之地的模糊，不免讓人對乾隆皇帝的皇帝之位和皇帝權威產生懷疑。所以，自登基之時起，乾隆皇帝就將康熙皇帝對自己的特殊寵愛無限放大，以證明自己之所以能夠繼承皇位完全在於康熙皇帝的隔代指定，以及在「九王奪嫡」事件中對雍正皇帝的特殊貢獻。
「朕自幼便蒙聖祖康熙爺寵愛」掛在乾隆皇帝嘴邊60多年。乾隆六十年，甚至不惜禪位於皇十五子永琰，就是為了不讓自己的在位年限超過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對康熙皇帝的倍加推崇，主要體現在對康熙皇帝行為制度的跟從。所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源於康熙皇帝南巡的先例。
2、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江浙地區的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作為歷史上有名的魚米之鄉，江浙地區一直被清朝政府視為「錢袋子」、「糧倉」。江浙地區的經濟條件和人文條件都在全國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賦稅方面：兩省上交的賦銀賦糧分別達到全國賦銀總數的20.8%和賦糧總數的30%，鹽課銀佔全國鹽課銀總數的68%，關稅佔全國稅額總數的一半。
人文方面：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國文化最發達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於其他省份。僅以關係到政局和學術文化界的科舉而言，從順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裡，共舉行了61科，其中，江浙兩省出了51位狀元，佔全國狀元總數87%；出了38 位榜眼，佔榜眼總數62%；出了47位探花，佔探花總數77%。再就大學士九卿督撫來看，江浙兩省出了很多大學士和尚書總督巡撫，像狀元出身的呂宮、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學士。
人文環境的繁茂和江南地區的反清抗清活動猖獗，再加上江蘇、浙江又是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所以，其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斷，發生了多起文字獄。沒有江蘇、浙江這兩個省巨大的財政收入和紳衿支持，清朝的統治是很難鞏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來發展其「盛世」，這才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3、對康熙皇帝倍加推崇的乾隆皇帝，也像其祖父康熙那樣，極其重視河工海防，把它視為六巡江南的一個主要任務。
據《清實錄·高宗實錄》記載：
乾隆七年，黃河、淮河同時漲水，江蘇、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餘州縣「水災甚重」，災民多達700～800萬人。
由此可見，江南地區的水患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基層百姓和當地經濟、吏治民生的穩定和發展，甚至已經嚴重威脅到了朝廷的稅收和皇權穩定。
在乾隆皇帝親著的《南巡記》中，乾隆皇帝自己闡述了南巡過程中對水利工程的重視程度：
「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臨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
另外，《南巡記》中，乾隆皇帝還著重說明了南巡過程中對水利四大工程的視察也是南巡目的之一：
第一項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
第二項大工程是陶莊引河工程，在陶莊開挖一條引河，寬80～90餘丈，長1000餘丈，深一丈餘。
第三項大工程是在浙江老鹽倉一帶修建魚鱗石塘，修建好魚鱗石塘4100餘丈。
第四項大工程是將原有範公塘一帶的土塘，添築石塘。
四項水利工程對於保護沿岸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穩定當地經濟發展、貫徹皇恩浩蕩，以穩定皇權統治，有著重大意義。所以，對這四項水利工程的具體情況掌握是乾隆皇帝必須進行的活動。
《清實錄·高宗實錄》詳細記載了乾隆皇帝在六次南巡途中，對水利工程的重大貢獻：
六巡期間，乾隆對黃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蘇的海塘，下達了數以百計的上諭，指示治理，動用了幾千萬兩帑銀，完成了多項工程，減少了洪災、保護了百姓田園廬舍和生命安全。
乾隆皇帝作為清朝盛世帝王，將出巡這一特殊的出行方式，完美的融入到政治活動中。通過出巡，乾隆皇帝將封建國家中央專制政權進行鞏固，同時促進了清王朝在邊疆地區的皇權統治和政治穩定。這對於清王朝的長治久安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清實錄·高宗實錄》、《乾隆皇帝御製詩集》、《上諭檔》、《南巡記》、《乾隆下江南》、《乾隆南巡史料》、《乾隆皇帝南巡的目的》、《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紀一》、《乾隆皇帝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