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帝王的巡幸，史書有不同的評價，如隋煬帝、明武宗的巡幸，史書在記述時多貶義；而如康熙帝的巡幸，史書在描述時卻少有這類貶義的意涵。清朝僅乾隆帝就曾六下江南，相比之下，明朝皇帝巡幸的次數無疑是較少的。
是非難定論——明代皇帝巡幸概說明前期，永樂帝、宣德帝北巡，被後世視為護衛北邊的需要，備受褒譽；而英宗欲效仿先祖，御駕親徵，奈何落下個悲劇命運，成了蒙古人的俘虜，顏面掃地，多為後世責備。
貿然親徵確實不妥，然而聯繫時局可以發現，彼時的蒙古、瓦剌和韃靼連為一體，蒙古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外加雄主也先有復元大志，可以說，英宗面臨的是自元末以來最強大的蒙古。永樂帝當年親徵漠北、西擊瓦剌，對瓦剌、韃靼兩部也是一打一拉，不願與他們同時為敵；清代康熙帝親徵噶爾丹，也不過是同瓦剌的一部作戰；乾隆帝平定漠西蒙古，也只是擊敗了原明瓦剌，且彼時漠西蒙古內亂嚴重。由此可見，明英宗的主觀失誤是一方面，彼時的客觀形勢是另一方面。英宗朝的明軍，守御或勉強，進攻並無實力。
因為明朝差點因英宗親徵而亡國，因此後世朝臣對明帝遠離京師十分戒懼，生怕自己規勸不力，耽誤了社稷。也因此，明朝大臣對於帝王出京巡狩是十分牴觸的，哪怕是紫禁城天氣熱，帝王去西苑等地消消暑，大臣們也覺得彼處不可久留。究其原因，帝王巡狩或去郊區休養，終歸了是離開了紫禁城這一權力中心，常朝等不免受到影響，且帝王的言行更難被朝臣們窺知，大臣們不放心！
《出警入蹕圖》中的明帝形象到了正德時，武宗以好巡狩出名，南巡、北巡、西巡一個也不少，然而史家對他的評價多貶責，認為他喜好遊玩，出巡純粹是勞民傷財，這種評價多少有點偏頗。「巡狩」這個詞就是為帝王創造的，巡狩無錯，關鍵看帝王出巡做了什麼。武宗北巡北邊，不能說對北邊防禦沒有幫助，至少皇帝親臨前線，給了北邊將士以很大的鼓勵，儘管也帶來了騷擾。正德帝時，明朝面對的敵手是蒙古中興之主達延汗，達延汗統一了東蒙古，對明北邊形成了全面地壓迫，史料常稱達延汗為「小王子」。正德帝北巡九邊，又何嘗不是對北邊局勢的擔憂呢？遊玩是一面，為社稷也是一面。
如果皇帝只是在京郊西苑、西山避暑消涼，或者去昌平謁陵，那麼還不能將之視為巡狩，畢竟連京畿都沒出，也談不上什麼巡視民瘼和軍情。明代帝王最後一次離京巡狩是嘉靖十八年的嘉靖帝南巡。此後，隆慶、萬曆、泰昌、天啟皆未離京出巡，最多就去了下昌平。
隆慶帝是不敢動，因為當時俺答汗隔三差五破邊到山西等地劫掠。萬曆帝不愛動，「俺答封貢」後，明蒙關係還比較和睦，但萬曆帝最遠就去了昌平拜謁祖陵。泰昌帝沒時間巡幸，因為在位時間實在太短。天啟帝時，後金已經崛起，缺乏出巡的外部條件。崇禎年間，後金和蒙古聯軍每隔幾年就「到明京畿一遊」，最遠還去山東濟南俘虜了德王，崇禎帝更不敢動。崇禎末年，崇禎帝一度有南狩的念頭，奈何局勢發展太快，大順軍以迅雷之勢，連破山西、大同、宣府、居庸關，南巡無望，明亡不遠矣！
明亡後，南明小朝廷頻繁更替，資質、德行俱優的隆武帝面臨清軍壓迫，也不得不帶著家眷巡狩。奈何時運不濟，半路為清軍截獲，原本渴望在史冊留下濃重一筆的隆武帝，最後卻成為俘虜、進而被殺，退出歷史舞臺。
從藩王到帝王——嘉靖帝南巡的背景嘉靖帝的身世在明代很特殊，不算南明的話，嘉靖帝是明朝唯一一個父親不是皇帝、出生和成長在京外藩邸、後繼承大統的皇帝。嘉靖帝的父親興獻王朱祐杬，是明孝宗的異母弟。弘治七年，朱祐杬就藩湖廣安陸州（現湖北省鍾祥市及周邊）；正德二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出生於安陸州的興王府。在父母呵護下，朱厚熜逐漸成長為一個在學習上頗有天賦的少年，由於哥哥早夭，他成為藩王的繼承人，或許他的一生也就這樣了。但此後兩個事件的發生，使得朱厚熜的命運出現了巨變，改變了明朝的帝系繼承，也間接改變了明朝的國運。
正德十四年，興獻王去世了，王墓被選在了安陸州松林山，朱厚熜戴孝治理王府事宜，後來，他被破例允許提前繼承藩王之位。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南巡時不慎落水染疾，當年便駕崩了。正德皇帝膝下無子，這一情形是明朝建立以來從未遇到的。沒辦法，皇帝寶座總得有人去坐，於是內閣首輔楊廷和同正德皇帝生母張太后商量，決定讓年少的朱厚熜繼承皇位。他們把朱厚熜選為繼承人，一是因為興獻王跟孝宗比較親，二是認為朱厚熜年齡比較小、會比較聽話，且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朱厚熜當皇帝不會有後顧之憂。
很快，司禮監太監、內閣大學士等一波人來到了安陸州，迎接朱厚熜去北京當皇帝。此後，嘉靖帝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人圍繞入京禮、嘉靖帝生父母名分等問題，開展了長期的爭論和較量。奈何，小皇帝入京之初，皇權尚不鞏固，相權強勢，嘉靖帝有時不得不讓步。但是，皇帝畢竟是皇帝，加之嘉靖帝本人天資尚好，楊廷和也不是奸臣，最多是權臣，故經過「大禮議」事件，嘉靖帝的皇權得到了伸張和鞏固，楊廷和也罷相了。此後，嘉靖帝的強勢獨裁君主面貌也越來越顯現，老家安陸州也被升格為承天府，跟應天府、順天府並稱「三天」。
興獻王墓原本只是個藩王墓，隨著嘉靖皇帝皇權的鞏固，興獻王墓逐漸被升格為帝王陵，後來被賜名為「顯陵」，如今被稱呼為明顯陵。據記載，顯陵前前後後修了四十多年，耗費了數十萬兩白銀。
每逢清明節百姓祭祖之時，嘉靖皇帝自己都不能親臨顯陵拜謁，因為實在離得太遠。既然自己已經是皇帝了，嘉靖帝心想：把生父陵寢遷到北京不就得了？他讓大臣們討論遷陵之事，當時為禮部尚書的夏言說：「興獻皇帝的體魄已經埋葬很久了，如果我們貿然打開陵墓，怕是洩了陵寢的靈氣，恐怕興獻皇帝也不願意這樣啊！」嘉靖帝怕自己的好心被冠以不孝的名聲，便暫時放棄了遷陵。
嘉靖十七年底，嘉靖皇帝生母蔣太后去世了。太后生前說：「請兒子務必把我跟你父親葬在一起。」嘉靖皇帝謹記遺囑，想把顯陵遷到北京大峪山。但是承天府那邊來報，說顯陵玄宮滲水被淹了，恐怕難以搬遷。嘉靖皇帝聽了十分震驚，承天是自己的發跡地，顯陵是生父的陵墓，不能讓老父親黃泉之下不安心，便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於嘉靖十八年帶領夏言、嚴嵩等文武百官南巡湖廣承天府，查看明顯陵情形。
湖北鍾祥明顯陵巡幸承天府——明代帝王遠巡的絕唱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在湖廣承天府拜謁了明顯陵，還帶領文武百官舉行了多項禮儀活動，之後他還特地給當地官民下了一個白話詔書，詔書大意是：「承天是我的家鄉，是我的發跡地，可惜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心裡實在很苦啊。我很羨慕你們，畢竟還有父母在身邊。鄉親們，希望你們能夠珍惜父母在世的時候，好好孝順他們！」嘉靖皇帝臨走時，特地頒詔免去了承天府三年的田稅。回到京師後，嘉靖帝最終決定把蔣太后的梓宮放入承天的明顯陵同興獻王合葬。
嘉靖皇帝此次南巡承天，不小心成為了明代帝王最後一次南巡。嘉靖皇帝不愛遊山玩水，只愛修道齋醮，所以這次去了承天之後，他便沒有再回過老家了。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重病，無好轉之勢，雖有妃子和皇子前來問安，但世宗精神上的孤獨和對死亡的恐懼與日俱增，其欲南巡承天的念頭也越來越重，「上居恆念承天生長地，與徐階及司禮太監黃錦屢議南幸。」承天是他的生長地和福地，那裡既是他成長的地方，也是他雙親陵寢所在的地方。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世宗給徐階下了一道密諭，說自己重病很久，不見好轉，正好借《承天大志》編撰完成的好日子，「南一視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諸王不必朝迎從，官免朝，我用臥輦至，七月終還京。」世宗對自己的病情無可奈何，希望回到承天祭拜顯陵，並求取藥物。徐階勸諫說承天路途遙遠，往返奔波，世宗身體難以承受。在徐階的勸告下，他不得不擱置了南巡的念頭。
《大明王朝1566》劇照興衰之勢——南巡對夏言等人仕途的影響嘉靖十八年，在皇帝南巡之前，內閣首輔夏言處於仕途巔峰。南巡前的夏言恩榮加身、風光無比，「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而在明代，「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之階可謂文臣最隆重的階勳，自明初至嘉靖中葉，「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夏言給自己擬階勳，嘉靖帝滿足了他的虛榮。
南巡承天期間，嘉靖帝拜謁完顯陵，嚴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議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賀。承天是嘉靖帝的故鄉，拜謁完顯陵在這裡接受表賀，更能彰顯皇帝的尊榮和以孝治國的名聲，滿足其衣錦還鄉的情結。作為「議禮」起家的夏言，卻沒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從禮制和現實的角度出發，認為回京後再表賀為宜，但嚴嵩堅持提議在承天表賀，並強調禮儀可由天子確定。從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種下了不滿的種子。
嘉靖帝南巡返京後到大峪山查看陵工，當時夏言沒能及時進呈居守敕，嘉靖帝認為這是由於他自傲和懈怠，並對夏言南巡時的表現提出批判：「昨扈從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他不盡心供職已非首次，命夏言歸還嘉靖帝給他的手敕。雖然嘉靖帝後來收回了成命，但對夏言已有了負面的看法，這為他的最終失勢積累了條件。
南巡後，陸炳、嚴嵩等人更加受寵。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其父陸松在弘治時跟隨興獻王就藩安陸，嘉靖帝入繼大統之後，陸炳又作為「從龍」之臣在錦衣衛任職。陸炳和嘉靖帝從小結識、交情頗深。嘉靖帝南巡時，陸炳扈從，後來在河南衛輝的行宮出現火災，嘉靖帝深陷火海、形勢危急，「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陸炳在南巡時對嘉靖帝有救命之恩，之後更受嘉靖帝寵愛，以至於「三公無兼三孤者，僅於炳見之」。夏言擔任首輔期間，陸炳曾因不法事被御史彈劾，夏言打算懲治他，但在陸炳的百般苦求下，夏言最終放過了他，但「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與言構，炳助嵩，發言與邊將關節書，言罪死」，陸炳成為嚴嵩搬倒夏言的有力助手。
至於嚴嵩，時任禮部尚書。南巡前任勞任怨，妥善安排視陵工作，南巡期間，言論又頗合嘉靖帝心意，因此更得嘉靖帝賞識，嚴嵩「從幸承天，賞賜與輔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禮部尚書嚴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嚴嵩正在上行並逐步走向行政中樞——內閣。
解決心頭之憂——嘉靖帝南巡後更不視朝嘉靖帝崇信道教，其崇道行為對嘉靖朝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嘉靖帝崇道不僅是為人所誘，也源於其父興獻王崇信道教和承天地區的崇道之風。興獻王在世時便自稱「純一道人」，而承天地區向來是道教興盛之地。
《出警入蹕圖》中的人物形象南巡時，嘉靖帝信任的道士邵元節因病無法隨同，邵元節便推薦道士陶仲文跟隨。南巡之前的陶仲文可謂「名不見經傳」，但經過南巡期間的陪同，陶仲文深得嘉靖帝信賴並加官進爵，對嘉靖中後期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經過河南衛輝時，忽有一陣旋風經過聖駕，嘉靖帝問：「這是什麼徵兆？」陶仲文說：「有火災之虞。」當天晚上，行宮果然失火，嘉靖帝險些喪命。脫險後，嘉靖帝認為陶仲文預測十分靈驗，立即對陶仲文進行了封賞：「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自此，嘉靖帝開始寵信陶仲文，在陶仲文的引導下，嘉靖帝也更加崇信道教。而郭勳、段朝用之輩也向嘉靖帝進獻煉丹、鍊金之術，使得嘉靖帝更加鍾愛「靜攝」。往後，嘉靖帝苦於生子多夭，陶仲文便提出「二龍不相見」之說，不僅朝臣難得見到皇帝，就連皇子也是如此。
嘉靖帝在南巡拜謁顯陵之後更不視朝了，「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即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其中，固然有陶仲文等人引誘嘉靖帝齋醮而不視朝，但也有其他原因：一是明顯陵是否北遷、蔣太后梓宮是否南祔，嘉靖帝一直猶豫不定，這些事情使得他無法專心齋醮和靜攝，不得不同群臣商議，甚至帶領群臣前往明顯陵親自拜謁和查看；二是因為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去世，加之嘉靖帝體質較弱，南巡時又遭遇衛輝火災，其便希望通過齋醮等行為來祈求健康、獲得長生。
明史評價：「明自嘉靖帝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認為明朝的衰亡同嘉靖朝綱紀的廢弛有關係。雖然這是一家之言，然而嘉靖帝長期不上朝，於西苑理政，政治運行顯然不處於正常狀態，這也為嘉靖帝之孫明神宗樹立了壞的「榜樣」。
參考資料談遷：《國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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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御著大狩龍飛錄》，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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