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中，「殺身成仁」本意是在國家危亡之際，無數生靈受到威脅之時；或是為了捍衛個人信仰，保持人格尊嚴，放棄個體的生命。為了理想，為了更大群體的利益，個體可以「殺身成仁」，但這不是說就不重視個體生命，就可以在「求仁」的旗幟下，要求個體去無條件地獻出生命。
孔子認為在一定的時候，為了大局，需要殺身成仁，犧牲個體生命。但孔子不主張做無謂的犧牲。在《論語·述而》中，他甚至說，空手與老虎搏鬥而死、徒步過河被淹死這兩種人，絕不會與他們一起共事，他所尊重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論語·顏淵》中的一句話說的透徹，「為仁由己」，即選擇如何成仁，是否成仁，仍由個體意志來加以判斷，而不能強加、強迫。
但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之中，「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被引申為對君主的絕對效忠。君主是一國的最高家長，君主與臣民之間是父子關係，臣民從屬於君主，國家一切取決於君主的意志與需要。臣民對君主有忠的義務，在對君主的忠與對血緣家長的孝相衝突時，臣子需放棄孝而盡忠。君主是國家的表徵，忠君就是報國，而「忠君報國」的最高表現，自然就是「殺身成仁」了。於是「殺身成仁」演變成臣子的義務，成為禁錮千年的緊箍咒。
歷代統治者，無不要求臣下誓死效忠，哪怕臣子盡到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任務，在彈盡糧絕時選擇投降，也被視為是大逆不道，而絕不能被原諒。《史記》中李陵的故事廣為人知。在被匈奴重兵圍困的情況下，走投無路的李陵只好投降。事後，漢武帝下令殺光李陵的親屬。在君主眼中，戰場上戰敗時，臣子唯一的選擇就是去死，是為「殺身成仁」，是為忠君。
近千年來，「殺身成仁」是一道無上光環，這道光環禁錮著國人戰爭時的生死觀。到了近代，「殺身成仁」更被演繹為「不成功，則成仁」。在此觀念主宰之下，一些將領認為戰死沙場方是最大榮光，造成了一些無謂的傷亡。
在1937年的南京保衛戰中，守將唐生智沉溺於將士戰死，方為最大榮耀之囿，下令堵死城門，燒毀過江船隻。結果戰敗之後，潰兵為了逃命，先在城門口與堵城門的守兵自相殘殺，後又在江邊為了搶一根木材渡江而血拼。然而，唐生智卻用坦克開道逃出城去，江裡則有預先按排好的艦船接應。唐生智此種命令，不啻荒唐，戰爭的目的就是讓將士悉數去戰死，而不留一點退路嗎？抗擊敵寇，犧牲在所難免，但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無謂的傷亡。
1944年方先覺率領第十軍守衛湖南衡陽，前後歷時四十七天，彈盡糧絕，援軍無望。方先覺到日軍第六十八師團司令部談判，提出停戰條件：「必須保證現有官兵的生命安全，不受汙辱，不受虐待，並對我傷病官兵妥為治療護理。」經日軍答應後，雙方停戰。此時國民政府以為方先覺已經戰死，一度下令將衡陽城改名為「先覺城」。1945年春，方先覺逃脫日軍看守，前往重慶。蔣介石對方先覺倒是優待，多次加以撫慰，但當時輿論卻有著不同看法。同情者認為，方先覺困守孤城，對抗數倍於我之敵，並重創敵人，雖敗猶榮。方先覺雖未自殺殉國，但因其有條件的投降，保全了殘餘士兵及傷兵的生命，並不是因貪生怕死而投敵。反對者則認為，方先覺兵敗投敵，沒有「殺身成仁」，喪失了民族氣節，是國家和軍人的恥辱，是罪人，應當嚴懲。雙方各執一詞，毀譽紛紜。
方先覺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完成了守城任務，當全軍彈盡糧絕處於絕境時，為了保存受傷將士而選擇投降，卻是無可厚非。歷史不能苛責方先覺，選擇死亡容易，選擇活下來更難。然而，從李陵到方先覺，所謂的節烈論者要求他們必須轟轟烈烈地戰死，如此方為英雄，方為殺身成仁，方為視死如歸。而投降者則被視為是民族敗類，為世人所不齒，將背負歷史的罵名。
與之相反，在西方中世紀的騎士戰爭中，就有著光榮投降的傳統。即將士只要在戰爭中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可以選擇向敵人投降，並享受俘虜待遇，這種投降在西方並不被認為是軍人的恥辱。二戰中大批美軍、英軍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被日軍俘虜，二戰結束後，他們被視作英雄。在日本籤署投降協議的「密蘇裡」號戰列艦上，就有剛剛從戰俘營歸來的美軍將領溫萊特和英軍中將帕西瓦爾。溫萊特甚至被告知：「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你是英雄，當你回國時，你會被當作英雄對待。」英美等國士兵在戰爭中的投降行為，被東方文化視為懦弱之舉，卻不解其中所包含的對生命的重視。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士兵是戰爭的主體。在完成戰爭這個政治任務的過程中，國家應最大限度地去減少戰士生命的損失。對於保家衛國戰爭中的傑出將士，自然需要褒獎，但也需要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去保存每一個不必要犧牲的生命。凡正義的戰爭，必以保全人類利益為目的，捍衛人類生命。由此出發，正義的戰爭自然會分外珍惜生命，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珍惜自己一方戰士的生命。從人道出發，從尊重生命出發，當對「殺身成仁」做再思考。戰爭中的將士，只要他們盡到了的努力，就不能要求他們過多。戰死沙場誠然是軍人的榮耀，戰敗被俘也不是遺臭萬年。
作者：袁燦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