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法國，或者說巴黎，是劇烈動蕩中的歐洲的風暴中心。一七八九年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被審判並上了斷頭臺，一八零四年拿破崙在聖母院加冕，一八一五年拿破崙遭遇滑鐵盧波旁王朝復闢，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一八五二年拿破崙三世登基，一八七零年九月革命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推翻第二帝國。
悲慘世界發表於一八六二年，故事從米裡埃在一八零五年升任為卞福汝主教開始，到一八三三年冉阿讓在回憶中死去結束。主人公們都是一些平民，甚至是最底層的普通人，是"因為貧窮而潦倒的男人，因為飢餓而墮落的女人，在黑暗中羸弱的兒童"。雨果控訴社會，試圖找到這些人悲慘的生活的根源，發現"從欲望到良心，從獸性到責任，從物質的起點到靈魂的終點"的道路。故事本身時間跨度很大但並不複雜，冉阿讓同沙威，冉阿讓同德納第，德納第同馬呂斯這幾對宿敵之間的巧遇似乎有點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但人物的性格是超越在情節之上的。
米裡埃是起點，是善的源泉。他受過良好教育，年輕時可能也風流倜儻過，機緣巧合當上了主教，之後便是以一個聖人般的形象出現。他個人慾望極少，博愛眾生，擁有能融化冰山的慈悲心腸，卻並不呆板木訥，也會詼諧諷刺。他像一個光源，驅散了冉阿讓心中的黑暗。當冉阿讓成為馬德蘭市長以後，他已經是一個超越了芸芸眾生的道德超人，但命運竟然還可以一次次地把他推向自我鬥爭的極限：徹夜趕路自首是第一次，營救馬呂斯是第二次，向馬呂斯坦誠自己的真實身份是第三次。一次比一次艱難，每一次，他都將要失去他更為重視的東西。
究其原因只有兩個字：良心。良心就是正義，是做正確的事，不計後果。這裡雨果並沒有探討道德困境，專心描述了在正確的事和欲望恐懼之間一個人內心的戰鬥。這鬥爭如此慘烈，甚至榨乾了冉阿讓的生命力。我們一定要問這樣一個問題：這是為了什麼？冉阿讓說：「不錯，除了我的良心，到處使我感到快樂，但我心靈深處仍是黑暗的。這樣的幸福是不夠的，要自己感到滿意才行」。他是自己良心的奴隸，就像德納第是自己私慾的奴隸，沙威是法律和秩序的奴隸。
這三種力量通常是同時存在於一個人之中的，一個因為懼怕懲罰或者尊重秩序而遵守大部分規則的人，對困境中的人施以同情和一些幫助，對不平之事表達憤怒甚至採取一些行動，同時也打自己的小算盤，為了自己的利益稍微損傷一些公共或是他人利益也不是不可以的。這就是絕大多數人的狀態，不同的是每個人三種屬性所佔比例不盡相同。極端的例子便是冉阿讓，是沙威，是德納第。世界的希望在於，多數人會承認冉阿讓比德納第高尚，而高尚終究是個好東西；同時，所有承認冉阿讓高尚的人中，會以冉阿讓為榜樣的人也一定是鳳毛麟角。但這也聊勝於無。冉阿讓在做出一個個艱難地決定時，都感到卞福汝主教的眼神在天上注視著他。對於讀者，在做出人生大大小小的選擇時，可能也會想到冉阿讓的痛苦和幸福。小說講述了一些真相；並在告訴人們真相的同時，可能也把讀者向良心的方向上推上一小把。
規則之上，還有良心，法律之上，還有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