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著陳誠這句「以三個月的戰備，打六個月的仗」，國民黨當局開始在臺灣島內徵收「國防特別捐」，據估算，這項專門為實現蔣介石反攻夢想而徵收的「國防特別捐」，總金額約為新臺幣二十億元。這二十億臺幣，就是蔣先生的「賭本」。
有三個重要因素促使蔣介石急於在1965年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 一、中共研製成功原子彈； 二、越戰的持續擴大；三、蔣介石擔心自己年壽有限，他必須儘早發動反攻戰爭
「國光」作戰計劃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下手令，成立一個名為「國光作業室」的新單位，指派「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執行官」朱元琮擔任主任，並調派三十餘名來自陸海空軍各個兵種的將校級軍官，即刻進駐位於臺北郊區三峽鎮大埔，一處原定作為「行政院戰時疏散辦公室」的營區裡。
「國光作業室」才成立不過三個禮拜，1961年4月底的一個早上，蔣介石就召集「國光作業室」核心參謀將校，在三峽大埔營區的地下兵棋室開會。
蔣急切地要參謀取來一張又一張的大型地圖，多半是福建、廣東沿海的軍事地圖，他不斷端詳那些地圖，不時陷入沉思。在朱元琮的記憶中，蔣介石當天急切之情溢於言表。
頭一次開會，「副總統」陳誠在會議桌上說了關鍵性的一段話：「我們的力量只夠支持初期的登陸作戰，登陸成功以後，就要靠在大陸上以戰養戰。必須以三個月的戰備，包含軍需民用，打六個月的仗，以後的人力、物力只靠臺灣是不夠的，要從大陸就地補給。」
衝著陳誠這句「以三個月的戰備，打六個月的仗」，國民黨當局開始在臺灣島內徵收「國防特別捐」，據估算，這項專門為實現蔣介石反攻夢想而徵收的「國防特別捐」，總金額約為新臺幣二十億元。這二十億臺幣，就是蔣先生的「賭本」。
朱元琮回憶：「老先生認為，光是依靠臺灣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命令經國先生到美國去，希望能說服美國政府，支持我們『反攻大陸』的計劃。」
「國光作業室」成立兩年後，1963年9月6日，蔣介石命令蔣經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到華盛頓密見美國總統甘迺迪。但是，由於1961年4月豬玀灣事件突襲古巴失敗的教訓，以及考慮與北京進一步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斯時中美兩國早已密集展開於維也納、日內瓦的秘密會談），甘迺迪拒絕了蔣經國請求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構想，儘管蔣介石的意思僅止於「美國出槍炮，臺灣出軍隊」，也並未得到甘迺迪當局積極響應。
根據蔣介石的一份秘密談話記錄，蔣介石曾經親口透露，1964年4月間，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訪問臺灣時，曾經與蔣介石討論越南問題，當時蔣介石曾經表示，要贏得越戰，必須切斷自中國大陸至北越之交通線。
這份秘密談話記錄顯示，蔣介石當面向魯斯克建議，使用國民黨部隊佔領北越與雲南、廣西邊境的若干軍事據點，截斷大陸與北越的聯繫。但是，魯斯克並未採納蔣介石的這項提議，顯然，美國人清楚蔣介石的目的，是想借著「協助」越戰之名，行「反攻大陸」之實。
蔣介石事後表示，1964年7月以前，共軍尚未在雲南及廣西地區加強兵力布署，他向美國建議，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將國民黨軍送入這一地區，將可有效控制這一帶地方。由於美國不接受他的建議，老先生曾向人抱怨，1964年8月以後，整個局面為之改觀，共軍大量增兵雲南、廣西。
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透露了曾經向美國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陸」計劃：「有一時期，有些人主張攻取海南島，認為此舉可以牽制在華南共軍，並可以支持越戰，但是此一主張過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經失去意義。因為共０（蔣對大陸的蔑稱）亦已經在海南島增兵，並且進佔海南島。」
為此，蔣介石亦屢屢向美國方面抱怨：「『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始終願意協助越南及美國，解決越南問題，但始終無從獲得提供援助之途徑。」
雖然接連遭美國方面拒絕，蔣介石並未就此放棄他的圓夢計劃。事實上，蔣介石早有心理準備，他心知不能完全將賭注放在美國身上。
多年來，因惟恐美國強力阻撓他「反攻大陸」，蔣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著他的秘密計劃。為求萬無一失，並避免美國從中破壞，蔣介石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大量爭取美援，厚植軍事實力，另方面則是掩護他真正的反攻計劃。他的「明修棧道」，是由「國防部」的餘伯泉將軍，草擬一套蔣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而其「暗度陳倉」，則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眾多將校參謀，日以繼夜秘密從事的「國光計劃」。
大陸造出原子彈的對臺影響
以這套兩手策略的手法，從1961年4月，到1965年6月，蔣介石整整對美國人虛與委蛇了4年多時間。從1949年敗退臺灣以來，蔣介石醞釀「反攻」已經有16年時間，他判斷，1965年前後，大陸內部正忙於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對外防備鬆懈，是對大陸動武的大好時機。
1965年6月16日，蔣介石在主持紀念黃埔軍校校慶時，在臺灣鳳山陸軍官校的大校場上，對著全體國民黨軍高級將校，和受校閱的官校學生，慷慨激昂地向將校們訓話：「大陸在我們手裡丟掉，就要在我們的手裡把它拿回來！」在這篇訓話的尾聲，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當眾宣布：「我們在大陸上再見！」
證諸史實，蔣介石這句「我們在大陸上再見」其實決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決心準備大幹一場。
這番講話後的一個半月，亦即1965年8月1日，一位神秘的訪賓──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從美國悄悄來到臺灣。
克萊恩比蔣經國小十歲，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二戰時期加入美國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ervices），抗戰時期派駐中國工作。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克萊恩一度調回美國，復於1957年至1961年，調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灣代表。這段期間，蔣美雙方相互依賴程度很深，克萊恩因工作關係，與蔣介石父子過從甚密。
此次蔣介石邀請克萊恩到臺灣訪問時，克氏已於1962年被調回美國，在中央情報局局本部擔任掌理情報事務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當時是以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的身份到訪，負有工作任務。
蔣和克萊恩會談的地點，就選在臺北陽明山蔣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2007年遭民進黨人縱火燒毀的「草山行館」）。兩人表面上是就越戰和兩方合作事宜為主題，接連密談兩天，然而，蔣介石邀請克萊恩密談的真正目的，是想借著越戰升高的機會，假藉幫助美國打越戰的理由，從大陸廣東或福建實施其「反攻大陸」計劃。
蔣介石希望假手克萊恩，將此一重要訊息傳達給美國當局。
就在蔣介石和克萊恩在陽明山密談的同時，一支負責到大陸東南沿海偵察共軍防備實況的特遣部隊，已經一切就緒，隨時可以整裝待發。照「國光作業室」的安排，這批特遣人員如果任務順利，國民黨軍將多管齊下同時從金門、澎湖、臺灣各個兵力集結地點，朝預定登陸地點進發——這個預定的反攻登陸地點，首要目標是廣東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蔣的構想中，國民黨軍應該像一把刀，從廣東插進越南的大後方，表面上為截斷越南補給線，實際上是遂行其「反攻」計劃，然後，他可以重演1925年的陳年劇目，循北伐戰爭的路線，一路直逼北京。
再把場景拉到陽明山，那場原本極具歷史意義的蔣、克密會的實況。根據大溪檔案記載，當天與會的人，除了蔣介石、克萊恩兩人，在場者還有宋美齡、「國防部長」蔣經國、「外交部長」沈昌煥、美國大使館代辦高立夫、「新聞局長」沈劍虹（擔任會談翻譯）。
談話末尾，兩人將重點從那時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戰爭，轉移到大陸核子試爆與製造原子彈對臺灣造成的嚴重威脅。蔣介石告訴克萊恩：「越戰將無法在越南內部來求解決，而必須在越南以外地區來求得解決，這是我對美國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作第一次核子試爆後，我曾對你說明了亞洲局勢之嚴重性，而今第二次試爆以後，更加上了一層陰影。第一次試爆後，共０說：不投降就要毀滅，現在第二次試爆以後，共０又說：不是統一就是滅亡。」
在兩人的談話中，「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試爆以後，我軍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懼和憂慮，這是不容忽視的心理趨向」，是最最關鍵性的一句話。蔣介石時時刻刻擔心大陸把原子彈「一顆用在臺北，一顆用在左高地區，一顆用在公館機場，就可以毀滅臺灣」。
1964年10月16日，大陸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蔣介石耳裡，震驚之餘，他一度希望以強烈的武裝反制行動，摧毀大陸的核彈相關設施。數日之後，蔣在臺北石牌對一群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說：「我們只有戰，才有生路；不戰，只有死路一條，與其在共產黨原子彈轟炸下而死，不如戰死；與其死在臺灣，不如死在大陸；與其被美國人出賣而死，不如戰死在戰場。」
1964年12月20日，蔣介石在金門對一群國民黨軍幹部說：「我明年就是八十歲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帶著你們打回大陸去。」
可以這麼說，促使蔣介石急於在1965年發動一場具有決定性的「反攻大陸」戰爭的，有三個重要因素：一、中共研製成功原子彈；二、越戰的持續擴大；三、蔣介石擔心自己年壽有限，他必須儘早發動「反攻」。
針對蔣介石的說法，克萊恩也作出了回應，克萊恩說：「美方態度，是以美軍在越南與共黨作戰，被消耗之程度為轉移。如果美國認為共０確實對美國實施消耗戰，且美軍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漸增大，則可能促使美國改變其對『中華民國』『反攻』大陸行動之態度。」
克萊恩這段答覆，已經間接且委婉告訴蔣，美國政府迄今仍反對國民黨當局對大陸動武。
失敗的「八六海戰」
然而，克萊恩恐怕做夢都想不到，這次密會之後三天，就在蔣介石聲稱最適合「反攻大陸」地點的廣東、福建交界的一處海岸，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海戰，國民黨海軍在那場海戰中吃了大敗仗，此即所謂的「八六海戰」。
這場突發的海戰，改變了蔣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陸」大戰略，甚至使得該計劃走入歷史。
據國民黨軍海軍中將徐學海說，這場突發的海戰，導因是陸軍總部要派十幾個特種作戰隊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實施偵察與襲擾。參加護送作戰隊員的兩艘軍艦「劍門」和「章江」號，於1965年8月5日，從臺灣高雄左營軍港啟航。
為了混淆對岸大陸雷達系統，這兩條軍艦故意繞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駛，試圖讓大陸軍方誤以為兩艦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兩艦原計劃航行到廣東、福建兩省交界處的東山島附近，將突擊隊人員放到海面，旋即駛離現場，在約定時間再衝進會合區的水域，把突擊隊人員接回艦上。
但事實上，這兩條軍艦駛離高雄時，大陸的「偵察系統」早已辨識出這是軍艦，而不是商用船隻。大陸方面的南海艦隊根據情報判斷，國民黨軍這兩艘軍艦可能在東山島海域進行偷襲，或對大陸漁民進行心戰活動，於是預為布署，以逸待勞，組織了一支突擊船隊，駛往預定海域等待「劍門」、「章江」。
8月6日凌晨兩軍接近時，因為兩艦的行蹤與目的早已被識破，共方先以高速炮艇數艘圍攻「章江」。根據大陸方面的說法，炮火熾烈之際，「劍門」一面還擊，一面卻往東撤離戰場，留下「章江」在接戰區，獨力作戰，以致被共方四艘護衛艇緊緊纏住，從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內。「章江」艦被擊中，艦身起火，企圖往後方逃脫，共方兩艘快艇加速堵擊。據徐學海將軍的回憶稱，「章江」艦的彈藥庫中彈，起火爆炸，艦身很快下沉。
徐學海將軍指出，「劍門」艦發現「章江」艦遭共方艦艇包圍，馳援參戰，但「劍門」艦卻由於艦舷較高，共方炮艇迫近時，「劍門」艦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於艦舷下方、迫近「劍門」艦的共軍艦艇。這時，共方艦艇趁勢以機關槍猛烈射擊「劍門」艦甲板上的國民黨軍官兵。緊接著，在「劍門」艦官兵幾乎已失去回擊能力時，共軍魚雷快艇接近「劍門」艦，施放三枚魚雷重創該艦。在「劍門」艦上的指揮官胡嘉恆少將，身負重傷，受震落海死亡，艦長王韞山上校頭部重傷受震落海後，被共方俘獲。
8月6日凌晨5時20分，海戰結束，「章江」、「劍門」相繼葬身魚腹。據徐學海將軍回憶，清晨四五點鐘時，臺北通信站按既定時間呼叫負責戰術指揮的「劍門」艦，未獲響應，隨後不斷呼叫，斷斷續續收到「劍門」艦無線電微弱的回覆，徐學海懷疑這訊號是共軍冒用頻道呼出。到清晨時分，國民黨軍派出空軍戰鬥機飛臨汕頭上空，飛行員回報指出，海面上發現有大批漂流物，該處海域並無「章江」、「劍門」兩艦的蹤跡，而共軍的艦艇則編隊返回汕頭方向。
徐學海回憶：「這時我們心想，狀況惡劣透了！」
8月6日當天大清早，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黎玉璽，急電海軍「總司令」劉廣凱，稱蔣介石在陽明山等他們上山出席「總統會報」，兩人兼程趕赴陽明山官邸，見蔣介石、蔣經國兩人愁容滿面，等劉廣凱報告兩艦遇襲沉沒的經過。
其間蔣介石臉色鐵青，不發一語。據當天在場的朱元琮將軍形容，蔣聽完劉廣凱的報告之後，氣得直跺腳。
這場海戰的失敗，嚴重影響了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反攻」的信心和決心，1969年，蔣的座車又不幸在陽明山遭逢車禍，他因病所累，年事日高，無人能代替他作「反攻」決策，所謂「反攻」大陸的計劃，終於束諸高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