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方輿,一般僅認為是地理,然而我認為實際上是方位(地方)與交通的綜合。方位(地理格局)是自然形成的,然而交通卻是可以通過技術改造的。
交通工具,以承載介質分,主要有陸運與水運(飛機出現後還加上空運)。
方輿格局,是在運輸工具的演變基礎上,各個歷史階段形成的地緣關係。隨著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原本互不相干的地緣板塊會變成一個整體。最明顯的,是大航海引發的地理大發現:
原本獨立發展的新大陸(南北美),在航海技術成熟的條件下,與舊大陸形成一個更大的地緣體。這種情況下,原本大陸的中心(大致在中亞),轉移到地球村視野下的地中海地區。考慮地形因素的話,地球村的地緣中心就精確到東地中海地區了。
歷史對人類,特別是我們很重要。誇張點的說,歷史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我們的信仰:
當年漢代置五經:《詩》《書》《禮記》《易》《春秋》。其中《尚書》與《春秋》都是歷史書。《禮記》是先秦禮制,也算歷史的一部分。
只有《詩》主修辭,《周易》主哲思,相對而言不以歷史為主。
南宋時十三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易經》、《左傳》、《公羊傳》、《榖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
其中《春秋》因為解讀,一衍為三:《左傳》、《公羊傳》、《榖梁傳》。禮制因為細化,一增為三:《周禮》看名字就知道,《儀禮》是春秋戰國的禮制。
修辭方面,增加了《爾雅》。《書》、《易》萬年不動。另外三經《論語》、《孝經》、《孟子》大致算,不入漢代五經範疇。但不少內容可歸類到歷史總結範疇,當然也有類似《易》的哲思內容。
除開不好分類的《論語》、《孝經》、《孟子》,其餘十經,歷史為主的有七本:《春秋》三傳,禮制三經,《尚書》。加上《論》、《孝》、《孟》,也是七比六,歷史類佔多數。更別提政論三經中的歷史成分。
我們有明確紀年的歷史,始於共和元年(前841年),西方有文字的歷史,大致也在同期。如此,則確切紀年的歷史,也將近三千年。
如此紛繁的歷史,編寫成書的話,需要一定的線索,術語來說,就是史書體例:
史書體例,主要有四種:(1)編年體:以年代為線索編排的有關歷史事件,如《左傳》。 (2)紀傳體:通過記敘人物活動反映歷史事件,如《史記》。 (3)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創於南宋的。如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 (4)國別體:以國家為單位分別記敘的歷史。如《戰國策》。
其中最能表現某個國家(政權)歷史全貌的,要數編年體:即以時間為線索記錄某個政權的大事。這種體例在政權疆域比較小的時候很好用。
然而政權範圍擴大的話,單以時間為線索的方式,大型事件的敘述多數會變得支離破碎。於是,《史記》嘗試以歷史主要人物(家族)為主要線索演繹歷史
但有些事件,涉及多方博弈,而且時間跨度很長的話,以上兩種方式表述起來都容易產生割裂。於是出現以事件為主線的歷史著作。
此外,曾經統一的疆域分裂為多個政權的話,多數會彼此糾纏,於是國別體自然產生。然而國別體本質而言,只是多個編年體的集合,即一定地理範圍內的多個編年體。
史書的本質是記敘文,記敘的基本要素是時間、人物、地點,事件(起因、經過、結果)。如此對應史書四體例的話。就只有以地點(確定地緣板塊)為主要線索的編寫方式不曾有很好的發展。
不過,像《三國志》這種國別體,由於三足鼎立的關係,地緣關係顯得很突出,所以某種程度上(劉備入蜀後),算是最接近以地緣為主線的史書。
而這種人地結合為主角的三方爭霸史書,恐怕是最容易梳理清楚也最具故事性的。這或許是為何後世演義類小說始終無法超越《三國演義》的主要原因。
真正以地緣角度審視歷史的書籍,恐怕是《讀史方輿紀要》。不過,按一般分類,此書不算史書一類,僅是一部關於地緣板塊分析與相關戰史(歷史地理、兵要地誌)的專著。但這種視角,我認為值得史家
《讀史方輿紀要》是清朝初年顧祖禹所撰,共130卷(後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古代中國歷史地理、兵要地誌專著。 該書為兵家所重,被譽為「千古絕作」、「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是研究中國軍事史、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在《方輿紀要》的啟發下,我嘗試以方輿格局的角度解讀歷史,結果頗有所得。
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古人用生命書寫的歷史固然如此,我們閱讀歷史,也需類似的心胸視野,方可約略窺得歷史之真貌。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嘗試梳理中國乃至歐洲的方輿格局,陸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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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楚國幾乎佔了整個南方,為何不是楚國統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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