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瑅止觀
《傳習錄》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陽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條主線」、「三大命題」來加以概括。「一條主線」即立志成聖。「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題。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代表著作。要了解和讀懂王陽明其人其學，《傳習錄》是必讀之書。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號陽明，浙江餘姚人，二十八歲中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他自幼立下學做聖賢的志向，歷經反覆求索，於三十七歲時，在邊遠的貴州龍場經體悟而確立了「心即理」的哲學立場和「知行合一」的心學宗旨，終於明確了他立志成聖的道路和方向，開始了他心學體系的建構。晚年在江西提出「致良知」命題，其心學體系臻於完備，使他成為歷史上心學的集大成者。
《傳習錄》記載了王陽明全部重要思想的主要表達，和這些思想發生、發展、形成的全部過程。讀好《傳習錄》，可使我們深入地走進王陽明的思想世界。
《傳習錄》的特點
書名中「傳習」二字，源於《論語·學而》曾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是老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習」是學生對老師所授知識的學習、溫習，「傳」「習」二字體現出師生的教學互動。《傳習錄》與《論語》一樣，採用了大量「問答」形式，問者（主要是學生）問，老師答，一問一答，格外生動活潑。有隨機提問，隨機作答，如果學生善於提問，老師回答精妙，那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知識與思想的學習與傳播，就在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下快樂地進行著。所以從形式上看，《傳習錄》一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採用了問答形式，一問一答，隨機性很強。
二是相類似的問題會多次出現，有不同表述，不同回答。
三是成書時間跨度長，前後歷經五十五年。
基於上述特點，《傳習錄》與通常的著作不同，從整體上看，它不是按問題的邏輯順序來安排的，而是按問答的時間先後來排列。這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我們在理解同一問題時，可以通過其在書中不同階段的相關表述，來考察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把握這一問題的發展過程。不利的是一般讀者若按書中自然順序來讀，往往會產生思路的中斷和理解上的困難。所以，要學好這本書，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結構。
《傳習錄》的基本結構
《傳習錄》一書，原文不到十萬字，分上、中、下三卷。各捲成書時間不一樣。三卷共342條，即342個問答。上卷129條，由王陽明的三個學生輯錄，內容大約產生於1512年至1518年之間；中卷71條，大約產生於1519年至1524年之間；下卷142條，產生的時間跨度大，內容則是在1518年之後至1528年之前。
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一是《傳習錄》原文雖由342個問答組成，但原書並未編有序號。我們今天所編從1到342的序號，是參照了陳榮捷先生所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灣學生書局版）一書加上去的。序號的使用，對於閱讀、學習、研究，無疑提供了便利。
二是除了原文的342條外，《傳習錄》的主要編輯者，王陽明的學生徐愛、錢德洪等，在編寫過程中寫有一些序、跋，我們在閱讀時，應注意將原文與這些序、跋加以區分，當然，這些序、跋對於理解正文是十分有幫助的。
《傳習錄》的成書始末
《傳習錄》的成書，經歷了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若以成書時間為序，可分「初刻」「續刻」「續錄」三個階段。
（一）初刻傳習錄
初刻階段的動機，可追溯到1512年，王陽明的弟子徐愛（字曰仁，號橫山，1487—1518，浙江餘姚人，既與陽明同鄉，也是陽明妹夫）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性人物。1512年年底，陽明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逢徐愛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於是師徒二人結伴從北京出發，乘船沿京杭大運河南下省親。船行一月餘，次年二月方至。一個多月時間裡，二人的討論成為《傳習錄》開篇的內容，錢德洪在《年譜》中說，徐愛「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徐愛搜集先生自這次以來的言論，並作序與跋。
在序中，他承認自己接受先生的教誨歷經了三個步驟：開始時「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繼之「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最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溪小徑、斷巷絕河矣」。徐愛得先生平日言論，盡行搜集，相互訂正，其苦心良在，可惜英年早逝，後人稱其為「王門顏子」。
《傳習錄》最初為徐愛所輯，僅一卷，未及刊行，又難免有部分散佚。徐愛歿後不久的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同是王陽明學生的薛侃（字尚謙，號中離，1486—1545）得徐愛留下的《傳習錄》手稿（其中問答14條，序1條，跋1條），加上他自己搜集的陽明講學手稿（含問答35條），又加上另一同門陸澄（字元靜，一字清伯，生卒年不詳）所錄聽講筆記凡80條，三人共129條，合為一書，首刻於江西虔州（即今贛州），稱虔刻本。後錄《王文成公全書》卷一，謂《傳習錄上》，即所謂「初刻傳習錄」。
（二）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續刻於嘉靖三年甲申（1524）十月，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1487—1541，陝西人）是這一階段的關鍵性人物。作為紹興知府，南大吉不僅以官員身份拜師陽明，還盡心整理老師文字。他復取老師論學書信共九篇，即《答顧東橋書》（又名《答人論學書》）、《啟周道通書》、《答歐陽崇一》、《答羅整庵少宰書》、《答聶文蔚書》各一篇，《答徐成之》二篇，《答陸元靜》二篇，合做一冊為下，又將虔刻本作為上，上、下合成《傳習錄》二卷，命其弟南逢吉（字符真，號姜泉，1494—1574）校刻於浙江紹興，名《續刻傳習錄》，又稱越刻本或南刻本。
作為知府的南大吉又設置稽山書院，請陽明前往講習，並以此為教本。這時的《續刻傳習錄》只有上冊是問答形式，下冊則是論學書信形式。後來發生了幾次變化：一是錢德洪作了刪補附序，補入《答聶文蔚》第二書，將《答徐成之》二書移置《外集》，又以《訓蒙大意》及《教約》附後，寫了一篇序，並將原因作了交待。二是將下卷由書信體轉換為問答體，時間稍晚，則是發生在整個《傳習錄》完成之時，即傳習續錄階段。
（三）傳習續錄
南刻本《傳習錄》梓行後，陽明門人及時儒對該本不斷有所校正續刻。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錢德洪與同門王畿（字汝中，號龍溪，1498—1583）相約赴廣信奔師喪，訃告同門，約定用三年收錄陽明遺言。同一年，門人聶豹（字文蔚，號雙江，1487—1563）與陳九川（字惟浚，號明水，1494—1562）對南刻本重加釐訂，刪復纂行，總為六卷，刻於八閩，稱「閩刻本」。嘉靖三十年（1551），時儒蔡汝南（字子木，號白石，1514—1565）、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1570）兩人將陽明手授《傳習錄》梓刻於石鼓書院，據南本翻刻，稱石鼓書院本，亦稱衡湘書院本。
嘉靖十三年（1534），錢德洪主試山東，翌年歸而刪正，欲將其所錄與《文錄》合刻於蘇州，後因母喪作罷。
嘉靖三十四年（1555），門人曾才漢（字明溪，號雙溪）偶獲錢德洪未及付梓的手抄本，旁為採輯，匯成一集，名《遺言》（又即《遺言錄》），刻於湖北。錢氏讀之，認為採錄未精，於是「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刻於寧國（安徽）水西精舍，稱水西精舍本。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德洪遊學湖北蘄春，遇門人沈寵。沈寵擔心陽明真教不傳，遂力勸錢增刻逸稿。德洪決定「復取逸稿，採其語之不背者一卷，其餘影響不真，於《文錄》既載者，皆削之」，為求全書體例統一，德洪將中卷的書信體改為問答體，交付黃梅府尹張君刻於崇正書院。其增刻部分與《續錄》部分即今《傳習錄》下卷，稱《傳習續錄》，包括陳九川錄21條，黃以方錄15條，黃勉叔錄11條，黃勉之錄68條，黃以方又錄27條，合142條。
明隆慶六年（1572），後學謝廷傑（生卒年不詳）巡按浙江，偶「閱公（王陽明）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又恐「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決定將匯集的陽明書札文稿作綜合整理，分為六大類，第一類為《語錄》三卷，即《傳習錄》上、中、下卷，並附錄《朱子晚年定論》於後。這就是終本《傳習錄》。
《傳習錄》的基本思想
《傳習錄》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陽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條主線」、「三大命題」來加以概括。
「一條主線」即立志成聖。這是陽明自幼立下的偉大志向，他一生中的各個階段，都在為實現這一志向做出不懈的努力。《傳習錄》中討論的一個個問題，無一不是緊緊圍繞這一志向加以展開。只要我們悉心閱讀，深入思考，認真領會，不難在字裡行間發現他那始終未曾泯滅的良苦用心。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題。這三大核心命題也是緊緊圍繞「成聖」主題而加以展開的。「心即理」是他成聖之路的基本立場，「知行合一」是他成聖之路的不二功夫，「致良知」則是他創造性地揭示出的本體與功夫高度一致的實現成聖理想的根本宗旨。
「心即理」之所以是成聖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就在於離開了這個立足點和出發點的成聖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註定會失敗的。宋儒以「性即理」為立足點和出發點的成聖之路，已被證明為不可行而遭致失敗。陸象山雖亦以「心即理」為之立足，但其「心」限於「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點「粗」。
「知行合一」這一命題在《傳習錄》中有多處表述，由於《傳習錄》各條是大致地依時間順序輯錄的，所以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這一理論從提出、展開、深化到成熟的大致過程。知是知什麼？行是行什麼？知與行的合一又是什麼？無外乎，「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真正知道了良知就是在行良知了，切實地行良知了就是真正知道了良知。這從他晚年的《答顧東橋書》一信中可讀到確切的解答：「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加「行」就是「致」，「知良知」加「行良知」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王陽明思想中最為簡捷、最為核心的命題，也是他實現成聖理想的最根本的方法。《傳習錄》中多處討論「致良知」，是最為集中的話題。
人人致良知。良知是人人所具有，無論聖凡，無論智愚，無論高低，無論貴賤，無不本心所有，不必向外尋求。良知於世間的意動，生出習染，就有了善惡之分，故須去昏蔽，革習染，以存善去惡。正心，明德，明善，誠身，省察克治，事上磨鍊，是人人皆應修習的功夫，所謂利根之人一悟即透，中根及以下人，或學知利行，或困知勉行，雖「致」的功夫大小不同，人人致良知則是沒有例外的。
時時致良知。「集義只是致良知」，「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187）。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也無論是熙熙攘攘時還是人消物靜時，時時皆應致良知，一刻也不能停息，「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331），「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個實落處」（329）。時時皆應致良知，王陽明又將其概括為「此心更無放失時」（321）。特別是在私意方萌動時致良知，更見其功效：「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333）
處處致良知。竭力致良知，不得有任何地方的脫離。「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330）處富貴也好，處貧賤也罷，人前也好，獨處也罷，無論處境如何變化，致良知是不變的。他把良知比作《易》：「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的透時便是聖人。」（340）能夠在變化萬端之處捉摸得住，見得透，這樣一種處處致良知，真是一種極高的境界。
事事致良知。《傳習錄》第218條有一故事：「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為學就是學習致良知。陽明主張「四民異業而同道」，無論做何事，從事何職業，致良知是共同大道。
《傳習錄》所討論的許多問題，無一不是圍繞著「三大命題」展開，而「立志成聖」則是貫穿《傳習錄》全書的一大主題，也是貫穿王陽明一生思想發展從未間斷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