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的翻譯，自然不會盡善盡美，甚至也還存有不少問題。不然，她自己也不會在有生之年不斷地修訂，乃至重譯吧。
（圖：1962年的楊絳與錢鍾書夫婦，彼時前後，楊開始就西班牙原文翻譯《堂吉訶德》）
可世間又有誰的譯本是完善無缺的呢！求全責備，永遠都只能是一種理想，而無法是現實。是以，她的《堂吉訶德》譯本，雖然算老舊了，可我在心中，依然是迄今為止市面上最好的版本。
我於西班牙語一竅不通，按理沒有發言權，敢這麼武斷，理由倒也很直覺、很簡單：
其一，楊先生的功底在那裡，她的翻譯功夫是很多大家蓋章的。比如，傅雷夠大咖了吧，他對楊先生的的翻譯那也是讚不絕口，自言有些東西的味道他是翻不來的，得請出「錢伯母」那一套才行。
（圖：楊絳翻譯《堂吉訶德》所用原本底本——馬林（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1855-1943）編注本第6版）
可以說，楊先生的資歷，當時出類拔萃，是最好的人選之一，此後文化人水準青黃不接，更是難有人及。
其二，楊譯《堂吉訶德》不能視為楊先生個人的成果。她的肩膀背後，有錢鍾書這等百年難得一遇的文化大師、中西學問俱精、西班牙也嫻熟的語言天才，在作無微不至的指導、把關。
還是傅雷，當年寫給友人宋淇的信中說過，楊絳、楊必姊妹的中譯，都有錢鍾書在幕後指點。《堂吉訶德》可看作錢楊伉儷的文化結晶。在百年來整個現代西方文學經典漢譯史中，論才、學、識之兼具，合體後的錢楊夫婦實力，完全可說是倚天屠龍誰與爭鋒的！
（圖：翻譯大家傅雷——對楊絳的《堂吉訶德》也多有建議）
單單這兩項加持，就大體可以斷定，楊譯《堂吉訶德》是什麼樣的地位。事實證明，這部書已經是經典，也曾獲得西班牙政府高度評價。
說起來，楊先生搞譯介工作，進而給西班牙名著《唐吉坷德》搞中譯，是必然，又挺偶然。
楊先生年輕時，固是學外語出身，在蘇州東吳大學、在清華大學時，入的都是外文系。可她的問題在於：
其一，和錢鍾書一樣，她所學專業是英文，西班牙語是她後來自學的。所以呢，張廣森、董燕生既是「後來」，是否「居上」無從判斷，但是多參看，就情理而言，總是有補益的吧！
（圖：1986年，西班牙馬德裡市長親送塞萬提斯雕像至北大校園，並感謝楊絳的翻譯——中立者為楊絳）
其二，她後來大學畢業，其實長期脫離「專業」，搞得是文學創作，比如散文，比如編劇等等，並曾在1940年代孤島時期的上海聲名鵲起，名氣一度遠遠蓋過錢鍾書。
所以，學者張治說過，楊先生後來搞文學翻譯，還操刀《唐吉坷德》，「更像是命運安排」。她本身可以靠「自由撰稿人」謀生，此前也都不「上班」，但是解放後，像她這類人都必須有「組織安排」，她才突然有了「單位」。
在1952年的下半年開始，已經40歲的她，先後被安排進入北大文學所的外國文學組、及社科院文學所外文組，從事的工作，就是翻譯。《唐吉坷德》的翻譯工作，既是她的興趣，也是組織給她的工作任務。
這部書，最可靠材料，至遲1962年開始動筆，到了1978年正式出版，雖然中間有故蹉跎暫棄，可也足足花費了她十多年的光陰。
但是，平實地講，如果真要挑刺，至少就表面因素來說，楊先生的《堂吉訶德》中譯，確實可能有一些問題吧。
其一，是條件上的。如上所述，楊先生是英文出身，英語固然666沒得話說，但她的西班牙語確實屬於自學成才，她堅持根於西班牙原文作譯，從一些專業者眼光看來，應該會有些瑕疵吧。
儘管，她深受博雅的丈夫錢鍾書的影響，參考過很多英法文譯本。
其二，是翻譯理念上的限制。 楊先生本身就是文學家，又有高度的中國語文素養，特別注重修辭，加上她的夫君錢鍾書在翻譯上與她同調，在翻譯上講求「化」境（錢鍾書文《林紓的翻譯》），是以楊譯《堂吉訶德》並非「直譯」，文本上可能不是亦步亦趨於原本的，是有「再創造」的嫌疑的。
這一點指摘，我想凡是接觸過該譯本的，可能都會有所體會吧。就是文字很流暢，比現存任何譯本都更顯得「爛熟」，「很中文」。
（圖：楊絳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其三，作為楊譯《堂吉訶德》「顧問」的錢鍾書，在很多問題上是否幫了倒忙也說不定。理由在於，錢先生外語功夫固然精湛到嚇人，可他一生都搞的是學究型的學術，從沒正經系統翻譯過東西，更從未搞過大部頭的小說中譯，在認知上又往往過於自信，可能會給楊先生帶去幹擾吧。
這一點，依然還是傅雷，在留存下來的一些零星書信中，就曾對錢先生有非議。認為說錢先生有時對楊氏姐妹的中譯苛責過深，文字呢太過講究。
可是，綜合而言，儘管學界對楊譯也有些許雜音，我個人還是無條件推重楊先生的譯本。
（圖：後來也翻譯《堂吉訶德》的董燕生先生）
近些年，西班牙語界著名專家董燕生先生，作為同書另一位譯者，是否有「同行相輕」心理不得而知，總之呢是對楊譯屢發攻擊，視為「反面教材」。
其實，他的指責多數不當。依據呢，去年9月初，素有「外譯界」裁判之譽的張治先生，終於在《上海書評》刊出萬字長文，題為《楊絳譯<堂吉訶德>功過申辯》，對董燕生的批評逐條反駁，結論是「不足為據」。這已經是很好的說明，茲文檢索即可，我也就不多廢話了。
楊先生自己，是個與世無爭之人， 人生哲學是「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對於這些旁人認為的「無理取鬧」，她其實都不在意。
她在去世前，常年離群索居，一方面整理夫君遺著，另一方面則是不斷給自己的《堂吉訶德》中譯作修正，死而後已。後輩董燕生幾乎就是直白白攻擊她了，她也不會生氣，還為對方辯護說：
「董燕生先生對我的批評，完全正確，說不上「歪風」。世間許多爭端，往往出於誤會。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師，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輩」。他不畏前輩權威，勇於指出錯誤，恰恰是譯界的正風，不是歪風。媒體傳言，一傳再傳，往往失真」。
作為舊中國過來的魯殿靈光， 別的暫且不提，單單這等風範，就是後來的學人所不能及的了，更不別說學問呀、翻譯呀之類的了。
你說，當你徘徊於書店時，你會信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