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陳寅恪、傅斯年都是學問大家，兩人之間的友誼「偉大而曲折」。11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刊文《從親密到生分：陳寅恪與傅斯年（上）》詳述陳、傅二人的交往，本文為下篇，刊於11月2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幫助與分裂在陳寅恪拒絕傅斯年隨史語所南遷的一年以後，盧溝橋事變發生。1937年10月，梅貽琦校長電命清華諸教授均赴長沙。早知今日，還不如隨史語所南遷。陳寅恪如今的狀況是，一方面，父親散園老人絕食廢藥而死，父親如此，兒子勢不能居留北平於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兒美延5月23日出生，南遷令發布時不足五個月，仍然是「軟體動物」，不便播遷。陳寅恪料理喪事之後，毅然隨清華南遷。
清華無可託之人，這一點在將來的日子裡會看得很清楚。陳寅恪《書信集》裡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寫於此一階段。
11月13日，陳寅恪夫婦帶三個孩子攜兩位傭人，夾雜在難民中間，奔赴長沙。11月20日夜間抵達長沙臨時大學。因清華又遷雲南，陳氏一家轉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節前夕（按：《編年事輯》作春節，《年譜長編》作元旦，今取前者）抵達香港。4月22日陳先生獨自赴蒙自，陳師母心臟病發，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團聚）。西南聯大又遷昆明，陳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陳先生為漢學教授，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6月1日陳寅恪致梅貽琦函分析「漢學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國之宗教及哲學，而弟近年興趣卻移向歷史與文學方面。離家萬裡而作不甚感興趣之工作……」（《年譜長編》193頁）夫子自道比學者所歸納之「史學三變」更為直截明白。但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陳先生卻哈佛之聘不能相提並論；那次卻哈佛之聘的胡適之現在不也在美國當大使嗎？夏，陳寅恪離開西南聯大赴香港，擬全家赴英。傅斯年對陳先生赴英的態度沒有文獻的記載，是不是如他後來所說「對陳之去留與決定，不支持也不反對」（詳下），不得而知。陳先生運氣不好，抵港後適值二戰爆發，英國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關門。9月，陳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秋陳寅恪全家在香港1939年9月，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昆明開辦，地點設在青雲街靛花巷內（按：之前為「中研院」史語所租用，今轉給文科研究所），所長為胡適，時出使美國，由傅斯年代理所長，北大歷史系鄭天挺教授任副所長，陳寅恪為史學部導師。據鄧廣銘回憶，陳先生把這裡稱作「青園學社」，與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這兒的時候，買到一顆紅豆，引發了後來箋證錢詩、撰寫《柳傳》。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屆評議會選舉新院長，選出候選人三名：翁文灝、朱家驊、胡適。最後胡適落選，朱家驊當選。傅斯年最怕翁文灝當選，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評議會除學術人物外，亦多高官，為陳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為投胡適一票」。7月，再度離開西南聯大，準備赴牛津之聘。結果形勢惡化，再度滯留。8月15日香港大學擬聘陳寅恪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協會杭立武先生替陳先生致信清華，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許陳暫客座港大俟機赴牛津，而這段期間清華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貽琦8月24日復電云：「貴會借聘陳先生一節，本校可予同意，即作為陳先生請假一年。但關於薪金一節，敝校因經濟不裕，且格於定章，礙難照支。」（《年譜長編》202頁）陳居港生活窘迫。
傅斯年與胡適、胡祖望合影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年初有《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詩：「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雲昏霧溼春仍好，金蹶元興夢未回。乞米至今餘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是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這時段的主旋律。陳寅恪《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來討論「錢」事。傅先生可謂極富耐心，助陳最多。艱難時刻往往由史語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終於經由廣州灣離港，6月末抵桂林，應廣西大學之聘。因陳夫人原籍廣西，桂林各方面又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強烈不滿。8月14日傅斯年致陳寅恪函云：「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組同人渴願兄之來此，然弟知兄之情況，故此等事只有憑兄自定之耳。其實當年兄之在港大教書，及今茲之舉，弟皆覺非最妥之辦法。然知兄所以如此辦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張，故雖於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於兄既定辦法之後，有所見命，當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處，恐嫂夫人在彼比較方便，但從遠想去（按：四字加著重號），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遲）來川為宜。此戰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間成為戰地，緊張之機會故遠在桂之下，至少此為吾輩愛國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也。目下由桂牽眷到川，其用費即等於去年由港經廣灣到川，或尚不止，再過些時，更貴矣。」（《遺札》988頁）責陳貪圖舒服，太聽夫人話。
同時，傅斯年復函廣西大學校長張頤，勸其莫留陳在桂云：「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讓』者，然歷年來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決定。因寅恪身體、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張。寅恪歷年住港，本非其自願，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內地，而寅恪倫常甚篤，故去年幾遭危險。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廣西大學之聘，恐遷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來書，節略抄奉一閱。弟於寅恪之留廣西，心中亦不贊成，然寅恪既決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轉託杭立武兄矣。至於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體如何），弟等固極願其在李莊，然如貴校確有何等物質上之方便，於寅恪之身體有益者，亦當由寅恪兄自決之，只是兩處天氣、物質，恐無甚分別，而入川之途，樂山更遠耳。且為貴校辦研究所計，寅恪先生並非最適當者，因寅恪絕不肯麻煩，除教幾點鐘書以外，未可請其指導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創辦一研究部，寅恪絕不肯『主持』也。弟所見如此，此信及惠書均抄寄寅恪矣。」（《遺札》991頁）由此函可知：一，陳氏不來李莊因其夫人，夫人不來因天氣、物質等因素也；二，「節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還是不妥；三、桂林與李莊兩地，天氣、物質是否「無甚分別」，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評，耳食所得，李莊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無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書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節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難對證；五，至於「不指導研究生」云云，已近於毀人令譽，其所言是否屬實，下詳。
8月31日，傅斯年致葉企孫函云：「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來信派弟寫信給杭立武兄，弟即辦了。弟一向之態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決，（實則他人亦絕不能影響他，尤其不能影響他的太太。）彼決後，再盡力效勞耳。其實彼在任何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因此輩常受他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但求為國家存此一讀書種子耳。」又說：「目下恐須依舊發彼一聘書，其格式如下……」（《遺札》996頁）「依舊」二字加著重號，與前「目下恐須」四字連讀，其意似謂發其聘書，彼亦不來，然雖白髮，面子上亦須做也。陳雖不來，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實意，此聘書必不發矣。對陳之不滿已明顯表露。
關於陳的「不肯指導人」，所涉卻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語，不由人不信。但與其他人記述有所不同，陳在清華、在雲南，皆有大量弟子門人、同事友生之記述，皆未言陳高傲不指導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輕輕放過，因其少數而不理，必須加以分析。
首先，陳先生上課認真不認真？周一良記1935年秋與餘遜、勞榦到清華第一次旁聽陳先生上課，「旁徵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異彩，深深為之所吸引」，「我們都喜歡聽京戲，第一堂課下來之後，三人不約而同地歡喜讚嘆，認為就如看了一場著名武生楊小樓的拿手好戲，感到異常『過癮』」（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聯大時期，王永興回憶陳先生上課：「為什麼要帶這麼多書呢？寅恪先生講課時要引證很多史料，他把每條史料一字不略地寫在黑板上，總是寫滿了整個黑板，然後坐下來，按照史料分析講解。……當時，寅恪先生多病體弱，眼疾已相當嚴重，寫完黑板時常常汗水滿面，疲勞地坐下來閉目講解。他的高度責任感，他的嚴謹求實精神，他為了教育學生不惜付出寶貴生命力的高尚行為，深深感動並教育了我們。」（《懷念陳寅恪先生》）猶如畫出了當時之景象，僅就「寫滿一黑板再講」而言，怎麼說都不是敷衍應付之態度，其所描述，陳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顧自己讀書的類型，而是「高度負責」，上課認真。聯繫1930年陳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語所時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因上課不充分準備必當堂出醜」（陳寅恪《書信集》39頁），和1936年屢辭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之理由為要認真備課（陳寅恪《書信集》48頁），其言並非客套虛語。
其次，上面所言是上課，傅先生所言是個人指導，略有不同，一為公開，一為私下。一般來說高水平之人不願與低水平多糾纏，此事常有，亦在理中，不可強求。先要分清致張頤信中所謂「研究生」與致葉企孫信中所謂「研究助理」，是分在陳先生名下，還是沒有分在名下。若是前者，當然是傅先生所責高傲自私不負責；若是後者，無所抱怨。
就前者而言，不輕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歸於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師對學生有要求，有選擇，這應當是老師的權利；一旦歸於名下，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這一點陳先生必能做到而無疑義。就後者而言，陳寅恪對很多並非歸於自己名下，沒有「師生責任」但才華出眾的後起之秀，也都獎掖推薦，不遺餘力。試看《書信集》，薦人最多。靛花巷三號時期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部王明（按：當時哲學部有王明、任繼愈兩位研究生，王氏後任職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回憶：「陳先生通多國文字，對佛、道兩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麼學術問題，朝夕求教，他無不認真解答，仿佛有古代書院教學的親切感。」（《年譜長編》197頁）陳寅恪後來離開昆明到了香港，作文還自署「青園翁寅恪題」（如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跋語），這個「青園」不指清華，而指靛花巷，可見對陳先生言，這也是一段好的回憶。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這種情況是否存在呢？不能輕易否定。人是複雜的，陳先生負絕學，能識別英才而獎掖之，也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並非很苛刻，但這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隨和得不得了。同樣是靛花巷時期的周法高（按：屬於語言學部）回憶：「寅恪先生為史學組導師，先後指導汪籛、王永興。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樓二大間，先生亦住三樓，出入皆不交談。餘返南後，得悉餘姑丈王伯沆翁為先生之業師。」（《年譜長編》197頁）周法高即與陳寅恪先生緣淺，對面亦不交談，這雖不能說明指導與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時。西南聯大翁同文之回憶，涉及研究生論文指導（按：時在1938年）：「由於徐高阮、季平與我三人都是即將畢業，照規章仍該寫論文一篇。當時教國史，也可指導論文的張蔭麟先生應召去重慶，就都與寅恪師議定一個範圍有限的題目，開始進行。寅恪師預先警告，文字務必精簡，若太冗長，必有浮濫，他就不願評閱。」（《年譜長編》191頁）這是唯一涉及「不願評閱」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總之，自陳歸國之初到建國之初，皆「與人為善」，沈氏兄弟好幾年不作一文，沈兼士偶作一「鬼」字，便得寅恪大獎，認為一個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稱楊樹達為「漢聖」，楊一生感戴。對後輩更提攜賞讚，毫不吝惜，正如周一良所言「對於後輩，只要有一得之愚，他總不吝嘉獎」，僅就《年譜長編》所列，已指不勝屈，獎陳述（168頁），獎張蔭麟（161頁），獎羅爾綱（184頁）。當然你如果不是周一良、陳述、羅香林，而要求他諄諄教誨，一點也不能不耐煩，那類似找事兒。建國以後便很少贊人，偶贊唐長孺，唐先生一生感戴，自許「教外別傳」。唯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是馮友蘭先生著述審查，講了一些一看就有問題的話，後來自我糾正，不再這樣講。陳捐館數年，馮作文紀念，稱陳先生「性格孤僻」，與卞僧慧所記，恰成對照（卞氏《老師之老師，公子的公子》云：「同學常看到陳、馮兩先生在校園中相遇。陳先生抱著一大包書，馮先生拿的東西不多。相見之後，往往駐足很久。遙見兩先生略作寒暄，即見陳先生講說甚多，馮先生頻頻點頭示意，亦有時插話，陳先生再講。最後，兩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按，羅爾綱即記陳氏「胸懷曠達」，羅氏雖非久知陳者，但就學界交往言，並非如何孤僻，反倒可以說如魚得水）。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資歷、人品，其言必有所據，雖與其他大量記載不符，但傅先生所言當有其事。不過究其實，似非陳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導人，而由於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導人的時候。傅先生如此說，當非無中生有，而是誇大其詞。
果如傅斯年所料，陳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從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後離桂赴成都，據《竺可楨日記》，12月18日到達，任教成都燕京大學（按：私立）。與當時任教華西大學的顧頡剛有了交集。
半年之後，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別人從史語所拉人，不知怎的，陳寅恪忽然寫了封信去問董作賓能否赴華西大學教書，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寅恪兄：手書奉悉。轉交彥堂兄一看，彼並無就華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罷論矣。彥堂正手寫文稿付印，豈肯中輟？至於援方桂辦法一說，方桂之辦法不適用於其他人或其他學校，便乞華西或其他學校無以此為言。一切乞告前途為荷。專此敬頌道安。」（《遺札》1139頁）陳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傅斯年遺札》疏遠與分別蔣秉南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有兩個特點：第一，大量討論書本中事，故學術氣氛濃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摯，字字史評，催人淚下。其不足之處，事跡不備。故託師弟卞僧慧撰《年譜長編》補其不足。
陳寅恪入滇歲月，其同人、友生所記頗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歲月卻幾乎無所記載。不僅《編年事輯》無所書，即《年譜長編》亦幾乎空白。今藉顧頡剛先生日記（共七處），零星補綴，雖或無關大體，然於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學時期）有較直觀之記錄，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
與靜秋同到四五六吃點。予至華西壩齊魯村訪厚宣，並晤其夫人。出，遇沈鏡如。與之同到陳寅恪先生家，並晤沈祖芬。11月19日星期日云：
午，與靜秋赴蔡樂生家宴，到駱園。同席為陳寅恪夫婦，賓四，陳耀真醫師，黃覺民，主為樂生夫婦及其子女三人。出，到賓四處，並晤黃淑蘭女士。11月20日星期一云：
夜，忠恕來，同到子傑家吃飯，同席為於主教，朱孟實，向傳義，張大千，錢賓四，黃季陸，陳寅恪，羅忠恕，主為郭子傑。11月22日星期三云：
與靜秋同到商務書館，應黃覺民之宴，同座為蔡樂生夫婦，湯逸人夫婦，寅恪，賓四，孟實，黃淑芬女士，翁培雍。11月23日星期四云：
張克寬夫婦來。肖甫，大沂來。鄭德坤夫婦來。王鍾翰來。馬松齡來。有警報，買包子當飯。與靜秋到陳寅恪家。又到小天竺吃抄手。11月30日星期四云：
與靜秋到四五六赴宴，主為斠玄，大沂，厚宣，鏡如，定宇，永慶；客為予夫婦及寅恪，方桂，吳雨僧。出，同大沂到新世界吃茶。12月25日星期一云：
校靜秋所鈔《李石岑演講集》序。與靜秋同出，到後壩訪高長壽，找不到。遇怒潮，至其家。出，僱車到存仁醫院，視寅恪病。遇鍾翰，希純。所引最後一則日記雲「視寅恪病」，寅恪何處不適，病況如何，皆不可知。其實這次住院即是眼疾。左眼，卒失明。陳寅恪先生《書信集》致傅斯年第六十三函雲12月18日動手術，顧氏夫婦探視正在一周之後（即25日星期一），手術不成功，視網膜皺於一處，後赴英治療，謂視網膜完全脫落，無術治之。從此，「讀書種子」陷入黑暗世界，無書可讀了（其右眼於1937年散原去世時痛哭，視網膜脫離漸趨失明，七年之後，左眼亦歸同一命運，惜哉。曾聞穆儔先生言，嘗有友引薦一位高人，謂前知百年，後知百載，可無償提一問題，穆儔老無所問者。臨別，忽問「我的眼睛今生不知可免失明否」，通靈者躊躇數秒，慰曰「不致失明」。穆儔欣然歸。其實無疑而問，深恐失目無樂趣耳。今述及寅恪先生事，涉筆及之）。
席中數人，略可追蹤。1944年11月23日陳寅恪致傅斯年函云：「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經網膜脫離。」（陳寅恪《書信集》99頁）則11月13日即發病。而《顧日記》11月19日所記宴中有陳耀真醫師，當在諮詢眼疾事。而最終決定手術。又，1945年1月18日致傅斯年函空白處陳夫人附語云：「陳醫生人很好，極直爽。」（陳寅恪《書信集》102頁）此所謂「陳醫生」當是一人，則為陳寅恪於成都存仁醫院開刀之醫生，或為陳耀真先生。
顧日記所記11月20日宴，「同到子傑家飯」。子傑即郭有守（1901-1977），字子傑，四川資中人，北京大學法科畢業，赴法國留學。為張大千表弟，故席中有大千。1944年1月21日陳先生撰《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年譜長編》218頁），知中人亦子傑。《傅斯年遺札》有三札致子傑，總第七百七十八函抬頭雲「成都省政府教育廳，郭廳長子傑兄」云云，知郭為成都教育廳廳長。此函所討論者，即傅斯年與郭子傑商量史語所初到李莊，欲借住張家大院事。
據以上所述，知南下以後顛沛流離，陳寅恪不能聽傅斯年之安排，又不能自了其局，往往須傅幫助，滋生不滿，產生裂痕。
目盲之後，陳寅恪不僅陷入深深的恐懼中，經濟困難更成為現實。1945年1月26日，陳寅恪致傅斯年略云：「寅恪自前年（三十二年）暑假離開廣西大學，來燕大授課，除領教育部所發正薪外（每月薪水陸佰元，研究費肆佰元），至如其他教授應得之種種生活津貼、食米及薪水加倍等（如其他部聘教授每月之所應得者），分文未領過。換言之，以往一年半以來，已替國家（即教育部行政院）省下將近貳拾萬矣，此點望能使當局明瞭及注意。」（陳寅恪《書信集》105頁）我對民國時期大學轉聘及由此產生之薪金問題全不在行，穩妥做法為僅提供材料而不判其是非，然此處所謂「部聘教授每月所應得者」，因其應聘私立大學而不得享受，若無明文規定，在陳先生個人遇此奇難而又物價高漲之時段，不當棄寬而從嚴。
但這種判斷會因人而異。從陳寅恪《書信集》判斷，李莊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將近一個月以後，傅斯年才給朱家驊寫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是傅氏於此問題從嚴，認為既應聘私立大學，便不宜再向學部提要求。但傅斯年還是寫了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驊云：「陳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匯款接濟，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來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離廣西大學後，三學期中（在燕大時）僅領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費（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貼、生活補助費解未領到，即以燕大兼課之待遇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辦法……」（《遺札》1195頁）
傅氏以自己節儉知名，不亂用公費，號稱「為公家吝」（《遺札》596頁）。他對陳寅恪不與史語所相始終，而移駕成都燕京大學，本來不滿，這次乞米討薪，必不以為然。但情況確實特殊，延宕之後，伸出援手。信中又點明這是陳立夫任部長時事，陳立夫與朱家驊不合，陳氏事情沒辦好，望朱勿踐其失。但看得出來，傅斯年這種幫忙，如同1942年繼續發放史語所聘書一樣，已頗不耐煩了。
接著抗戰勝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著西南聯大和史語所回遷的事，人雖在昆明，心已飛回北平。冬天來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夫人俞大綵把料子寄給他，孰料傅先生還是太胖，料子不夠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綵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處問，九姊立刻說，你老太爺給大維的一個狐皮袍，大維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辭，他拿出來，強我試之，簡直尺寸正合適，必欲送我！我大吃驚，只好暫時拿回，後來還他。他對昭掄說，我為寅恪辦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問題，要交給我。」（《遺札》1249頁）九姊，即陳寅恪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作繼妻。大維妹大綵嫁給傅。該叫嫂子的，家裡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給俞大維的一個皮袍子，大維不能穿，九姊強給了傅。這雖是親戚間禮尚往來的家事，但這中間流露出傅斯年對幫陳寅恪忙的不耐煩。
按理說，俞大維和陳關係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陳事事靠傅。這樣說起來，雖有牢騷，但傅不負陳。陳使喚不動親妹夫，只能用表妹夫。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綵云：「大維返此，大快活，無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興高採烈，不管何種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風！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處，惜你不在也。」（《遺札》1258頁）傅斯年在給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觸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過一本傳記，說陳寅恪和俞大維在留學生當中，是賈府門前的那兩隻石獅子。不知是誰胡說！
1945年陳寅恪獨自赴英就醫，無功而返，歸來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屬已先至南京。《編年事輯》引小彭筆記云：「四六年父親從英國回國時，媽媽和我們姐妹三人分兩批從四川坐飛機先到南京。父親回國到南京後，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讀書，美延隨家回北京。」忽略了後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陳自南京轉滬，由海道返清華，回到闊別已久的家園。至此之後，傅先生更忙，陳先生轉閒。在陳傅二位的書信集裡已經很少找到二人書信往來之痕跡。1948年敗走臺灣，尚有一次聯繫，陳終究未從傅走。從此兩地懸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辭世。
陳寅恪與傅斯年結語「但開風氣，不能為師」，此語為傅先生設。他是學術領域最傑出的行政管理者。當時便無人能比肩，今日更無人出其右。以懂學術，而作領導；以能任事，而作先鋒。高喊「事情是傻子幹出來的」，奮勇向前，而自己又一點不傻。五百年出這一位。陳得遇傅，是其幸事。雖不能始終，然已足矣。
史語所之前的清華國學院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陣地，然吳宓由於個人原因，未能成為後來的傅斯年，清華國學院亦水流雲散，成為過往。此二機構於陳先生言，一前一後，同樣重要。吳宓若能長袖善舞，得到上面支持，與清華國學院綁在一起，跑完全程，則將成為陳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樹。這任務吳宓沒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語所來承擔。但由於性格原因，陳寅恪不能完全撲入後者之懷抱，與他相始終。無權無隊伍的吳宓保持了對陳寅恪之敬，而本來敬陳的傅孟真先生轉而變為令陳畏。世事難料，但陳、傅這段友誼，催生了巨大的「學術生產力」，並不辜負那段因緣。傅斯年代表國家機構，為保存讀書種子不斷絕，做出了他的努力。其間種種起伏挫折，亦人世間常有，無足抱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這就是人。
陳寅恪與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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